是苏轼将我吸引到宋代文学研究的道儿上来的，没承想却在柳永身上花的时间最多。这次写柳永，是将近三十年来柳永研究的集成与终结，也是必然中遇到的偶然。我的学术生涯到了该“打烊”的时候了，《柳永别传》就是“打烊”之前计划修订的著作之一。恰在这个当口，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委员兼文史组专家何西来君，听说我写柳永有年，便决然鹗荐。谁知当此书写成之时，他却遽归道山，今又恰值清明，愿将此书奉献泉台，略表对这位早相知却不相识的朋友的感念！
但这次写柳永却与以往不同，它是文学传记，要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必须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准则，不仅要求真，而且要求活。坦诚地说，要写出真柳永，我不用花更多的精力，只须调动我以往的研究成果就行了；而要写出活柳永，却等于第二次创作，对我来说还是个尝试。
尽管是尝试，却未敢浅尝辄止。恰恰相反，倒是全身心投入的。仅耗费时日竟是写学术著作的数倍，三年三易其稿，小改更不计其数。至于梦寐以求的甘苦，是久耕纸田的人都深知的。连汤显祖写《牡丹亭》写到“赏春香还是你当年旧罗裙”时，跑到柴房里抱头痛哭的感情，我在写到柳永为结发妻送葬时，也体味到了。
感情归感情，写作之初却是要理性思考、通盘考虑的。首先是将柳永放在宋代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中去，让他在那个坏境中活动。也将读者引领到那个坏境中，去观察体味柳永的立身行事及其词作的内容与韵味。我总觉得当代文化界的柳永热热得过了头，热到六七十度甚至八九十度，企图像凤凰涅槃一样，让柳永在烈火中重生。其实那是心造的当代的新柳永，只不过与宋代的柳永重名重姓罢了。宋代的柳永已经被热死了、烧焦了，实在到了应该大声疾呼“回归历史”的时候了。
当然，“回归历史”并不是回归到宋人对柳永的评价与记载上去，而是在众多记载中辨伪存真，用现代精神去审视，重新为柳永在历史上与文学史上定位。在我看来，柳永就是忠君爱民、勤政倔强的循吏与少隽不羁、倜傥风流的才子，二者又在民胞物与中统一起来，并在宋代的文化氛围中，成为宋词的开山手，为宋词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要让这样一个柳永活起来，就必须在真实记载中，去寻找引爆柳永性格与立身行事的火花。“大事不虚”，也要进入艺术创作，因为学术著作重视的是结论，而文学传记重视的是过程。譬如柳永的应试与改官，不能仅满足于何年改官，改为何官，必须有人物描写与对话，有人物的心理活动。让读者在听你讲故事中，亲自看到这“第一次跳龙门”与“第二次跳龙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第二次跳龙门”比“第一次跳龙门”还难。但因为现在距宋代已经相当遥远了，谁也没有经过这两次“跳龙门”，尤其是年轻读者，难免有一种时代的隔膜，还是看不懂甚至不相信。这时候，就需要用资料来说话了，但又不能单摆资料，而是将这些资料变成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去听，力避托尔斯泰式的说教。即使“小事不拘”也应该如此。如余杭巡视、陵台除暴、姑苏筑堤、成都建学、华阴锄恶，凡此等等，都有历史事实依据，均可稽查。
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一个“回归历史”的问题。这个“回归”，不是“回归”到“之乎者也”中去，而是要有历史的质感。其实在宋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交流中，已经不是满口“之乎者也”了，而是宋代式的口语化，只要翻翻《朱子语类》就可略知一二，那是朱熹的弟子将他与门人之间的问答记录下来的，成书过程和《论语》相同。可到了官场或其他场合就不同了，尤其是人物语言，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丈夫与妻妾之间，要让读者看了的确是宋代人在说话，而不是现代人。这些在人物的相互称呼上，尤显出其特色，如“官家”“罪臣”“微臣”“贱妾”“奴家”等等，所以宁肯加上必要的注释，而不去“你”“我”“他”地乱用。总之，是要回归到宋代的语境中去，让读者去领略宋人的谈吐风情。在描写语言上，力求诗的简约、隽永与韵味，绝不做大块文章，剥夺读者的想象空间。至于作者的叙述语言，则崇尚并努力学习巴尔扎克与曹雪芹式的“笨拙”，绝不与人物争席。
如上诸端，是我尽力在追求的，至于究竟是破茧成蝶，还是破蛹成虫，不得而知，只好让读者评头品足了。不然，我是不是还像那个寿陵少年，学国步未成，反落得个匍匐而归的下场，那就只好贻笑大方了。若笑之亦不足，则覆瓿或掷之可也。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两位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朋友，一位是这套丛书、文史组专家、我的老友陶文鹏君，另一位是我早已闻其名至今却不相识的文学组作家程步涛君。他们耗费了不少时日阅读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至于本书责编，则花的精力尤多。在此一并致谢！
简雪庵2014年11月初稿，2015中秋前夕二稿，
2016年清明日结稿于西北大学蜗居轩。
前?言?
引?言
第一章/少年时期（987—1000）
第二章/婚娶、远游与发妻之死（1001—1005）
第三章/浪漫岁月与科场挫折（上）（1006—1019）
第四章/浪漫岁月与科场挫折（下）（1020—1033）
第五章/登科与选人仕履（1034—1037）
第六章/改官与仕宦的顶峰（1038—1042）
第七章/久沉下僚的悲剧（上）（1042—1045）
第八章/久沉下僚的悲剧（下）（1045—1056）
第九章/最后的岁月及其归宿
尾?声
附录一/柳永有关事迹考辨
附录二/柳永年表
附录三/参考文献
书?后
说历史是一笔糊涂账，未免以偏概全。但历史的确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糊涂账，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这些糊涂账糊涂得越久，也就越应了《红楼梦》中那两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的竟然变成了真的，而真的反倒没有人相信了。即如本传传主、宋代词坛启山林手柳永，他的出身本末、仕履行实就被弄糊涂了将近千年。从宋人开始，就说他因写浮艳之词而得罪仁宗，吏部不敢改官，终官屯田员外郎，蹉跎终生。又说他甘与妓女为伍，终老无子，死后没有人殡殓，由众名妓出资才得安葬。如此等等，这些近乎戏说的传奇故事，一代一代地流播下去，却没有人去问个究竟。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界戏说历史的风起云涌，柳永也成了戏说对象，戏说的内容大体上不出宋人的窠臼，也给柳永研究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但历史又好像在有意和人捉迷藏，将那些真实的资料，撒胡椒面似的散落在群籍之间，等待着耐心而又有心的人去发现，剥开重重迷雾，露出庐山真面。本传就是要揭开历史的烟尘为柳永蒙上的层层迷雾，还读者一个真柳永、活柳永。
千余年前，在秀色可餐的福建崇安县五夫里，出了一位令后世刮目相看的宋词启山林手柳永。他的远祖可追溯到晚唐时的柳奥，只做到建州长史的小官，这说明柳家的起根发苗，只是个小小的官吏家庭罢了。奥生诞，诞生琼，琼生祚，祚生瞪，此四世无考。瞪生崇，字子高，为柳永之祖，曾被辟为沙县丞，因厌乱世民不聊生，辞归，终生为布衣，称处士而已。崇曾两娶，原配夫人生宜、宣，续弦夫人生寘、宏、寀、察。宜字无疑，乃柳永之父，南唐时官至监察御史，入宋后降职知雷泽等地。宜之胞弟宣，亦由南唐入宋，降职为天平军节度推官。宜之异母弟除寀外，寘、宏、察入宋后皆中进士。宜生三复、三接、三变（柳永），皆进士出身。三复子嗣无考。三接生淇，三变生涗，亦皆进士出身。涗生彦辅，柳永之孙，为江湖术士。
柳永（987—1060？）初名三变，字景庄，后因病更名永，字耆卿。在族中大排行老七，世称柳七郎。为什么排行老七呢？因柳宜五位弟弟的子嗣无传，无以确知，只好存疑。
从上述可以看出，柳家入宋后可谓进士满门，这当然是崇安柳氏的荣耀，但是除了柳永之外，都默默无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官位没有超过柳永，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文学上几乎留下了一片空白（当然并不排除他们有一些诗文传世）。为官者闻名于当世，为文者闻名于后世，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正像后来的杨万里说的：“自古诗人太瘦生，可怜辛苦选虚名。诗家杂压君知么？压尽三公况九卿。”这儿还须对“杂压”略作解释：封建社会官员朝觐皇帝时，文臣由宰相压班（按：站在最前面。），武臣由枢密使压班，文武混同称“杂压”。“压尽三公况九卿”，就是说诗人与文学家对后世的贡献，可以压倒所有的文武官员的。这是杨万里对诗人与文学家的评价，柳永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
为尊重历史真实，本传随他的名字的改变而改变，即前称柳三变，后称柳永。此外，凡涉及传主有关家世、生平行实以及柳词评价有争议处，则仿效古人惯例，邀约异史氏与词痴子诘问、辩驳期间，以明所以，力避行文之沉闷与单调。又撰附录一《柳永有关事迹考辨》，供读者参考。
遍检宋人野史笔记所记有关柳永事迹者，虽正误参杂，犹有不少记载。但涉及其少年事迹者，唯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说他“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八字而已。这八字记载，尽管可与柳永的侄子柳淇后来为柳永所写的《墓志铭》（残文）中所说的“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可互相印证，但还是语焉不详。所以关于柳永少年事迹，我们只能根据柳永之父柳宜的仕履行实以及柳词的纪实性，来作一个大体的判断与记述。
柳三变生于哪一年？至今尚无定论。唐圭璋先生断其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虽所据资料有误，但大体不差，若提前或推后也只是一二年而已，否则与其父及其子年龄对不上茬儿了，所以凡提到柳三变生年，均以唐断为准。他生在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四至六岁时与母亲在故乡崇安生活了两年，后来又回到汴京。他的少年时期，是在任城、崇安、汴京度过的。
第一节?任城有幸降文曲
为什么闽才鲁降呢？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宋代士人出仕之后，是允许携带家眷前往的。当然允许带和带不带是两回事，有些官员初出仕就不带家眷，但王禹偁在为柳宜之父柳崇所写的《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并序》（下简称王《铭》）中对此却说得十分清楚：“公以行义著于州里，以兢严治于闺门。……诸子、诸妇，动修礼法，从宦千里，若父在旁，其修身训子有如此者。”所谓“从宦千里”，不就是指“诸妇”跟随丈夫“从宦”于其地么？
柳三变的父亲柳宜，原在南唐官至监察御史，宋太祖开宝九年（976）随“江南伪官”归宋，为雷泽令，他的大儿子柳三复这时已六岁了，当然也随官在雷泽。这期间，他结识了名噪宋代的文学家王禹偁，成为生死之交，终生往来不绝。两年之后，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即移任沂州费县，到太平兴国六年（981），又移任济州任城，两年之后，即到了太平兴国八年（983），次子柳三接降生，恰巧王禹偁这年既中进士，又喜得长子王嘉祐，两人自然互相致函，以庆弄璋之喜。转瞬间又过了三年，到了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四五月间，柳宜的妻子又怀孕了，他只是叮咛几位侍妾与丫鬟多加关照，自己仍然忙于政务。转眼间又到了雍熙四年（987）二月十二日这天，柳宜正风尘仆仆视察农事归来，只见一位侍妾面带喜色，躬身揖前报道：“恭喜老爷！夫人刚刚分娩，是位公子。”另一位说：“今日正好是花朝节，是百花的生日，生来就宫花满头，正好是贵为公卿的象征。”
且说这宋代，育子风俗十分讲究，孕妇临盆这天，以银盆或彩画盆，盛粟秆一束，用色彩鲜明的锦绣帕覆盖，上面插上花朵及通草，粘贴五男二女花样，用盘合装送馒头，称作“分痛”，同时将事先做成的卧姿眠羊放在炕上，取其“小儿安卧”之义，并将小儿衣物襁褓等置放在孕妇之侧，称作“催生”。这柳宜已经五十岁了，晚年得子，当然喜不自胜，他无暇看摆在炕头的这些劳什子，即急忙小心翼翼地抱起襁褓中的婴儿，见他刚刚降生，虽为赤子，却看得出眉目清秀，不由得啧啧称赏。谁知这柳宜治民有方，抱起襁褓中的儿子来，却显得笨手笨脚，惹得儿子哭叫起来。奶娘忙从他手中接了过去，疲惫的夫人不由得瞅了他一眼，遂又报之以微笑。
这柳家得了第三位公子，左邻右舍也都忙活起来，争送粟米、炭醋之类，表示贺喜。三日落脐灸囟门，七日称作“一腊”，十四日称作“二腊”，二十一日称作“三腊”，都有客人来庆贺。这柳宜却只顾忙于政事，直到满月办洗儿会这天，可算是赤子降生后的第一个盛典，他的胞弟天平军（后改为郓州）节度推官柳宣正好来济州办公事，也顺便赶来庆贺。同来庆贺的，免不了也有同僚与左邻右舍，只见家人按当时风俗，早在当庭摆好了洗儿盆，盆上绷着用鲜艳色彩的丝线缝制而成的绣钱，上面缀着各种果子。煎香汤于盆中，下果子、彩钱、葱蒜等，用数丈彩缠绕，称作“围盆”，以钗子搅水，称作“搅盆”。亲朋宾友盛集于盆周围，观者各撒钱于水中，称作“添盆”。大家看着浴儿毕，随即剃掉胎发，遍谢座客，这才抱小儿入另一房间，称作“挪窝”，才算完成了洗儿会。
于是宾客入席，席间祝贺声此起彼伏，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柳宜当然也喜气洋洋，向来宾一一敬酒。庆宴过后，宾客散去，柳宜、柳宣兄弟俩家常闲谈，提起了给孩子取名的事，柳宜说：“这本来是要请父亲取的，可谁知他老人家却早早仙逝了。”说着不由得满脸凄然，“幸好母亲尚健在，我早写信告知母亲。孰料三弟代母亲来信说：她不会识文断字，就交由咱俩处理。幸好你今日来了，就顺便给取个名吧！”柳宣忙说：“岂敢！岂敢！长兄如父，还是你取吧。”柳宜说：“那就顺着他两个哥哥三复、三接的名字叫下去，名三变吧！表字如何，就该你了。”柳宣知道这名字出自《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于是就说：“《诗》云：‘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毛传》：‘俨，矜庄貌。’表字景庄，妥否？请兄长裁夺！”柳宜连连说：“正合吾意！正合吾意！”第二天，柳宣就回天平军了。
其后百日置会，称作“百晬”，取长命百岁之意。柳宜本不通庶务，加之因忙于政务，就交由家人处置。转眼间又到了来年生日，称作“周晬”，这可是马虎不得的。况且按当时风俗，“周晬”是预测孩子来兆的日子，乃小儿之盛典，妻子早就等着这一天。家人也已准备好了一切物什，只见当庭盘盘罗列，用各色器皿满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乐器、书卷、算秤、经卷、针线、胭脂等一应什物，摆满了一庭，观其所捡拾者以为征兆，称作“试晬”。柳宜本来就不信这些，只是随俗而已，宾客却等着围观。只见奶母将三变抱了出来，小心地放在当庭。这孩子看见周围那么多人，喜得呀呀乱叫，倒像是对客人表示欢迎。后来看见满地的什物，就爬来爬去乱抓，先抓起一管胭脂，三变的母亲不禁看了丈夫一眼，唯恐丈夫不高兴，这柳宜却并不在意，随即有客人抢先说道：“这孩子将来妻命好，准能娶个知书达理、才貌双全的娇妻。”众人也都附和。接着又见他抓起一管蕲笛（宋代蕲春所产之竹，做的笛最好，称作蕲笛），尽管十指还按不到每个笛空上，却横在小嘴巴上吹出了声，惹得宾客哈哈大笑，有僚友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制礼作乐的能手了”。在封建社会，“制礼作乐”可是大官才能有的一份差事呀。随后他依次抓起笔砚、书卷，最后又将那一纸官诰拿在手里玩来玩去。随着他的动作，众人有说他是王羲之再世的，有说他是文曲星下凡的，有说他是王佐之才的，不一而足。柳宜也只是抿嘴一笑，连连拱手感谢大家的好意。只是这儿子将来究竟能成个什么人才，他心中也把不准，唯言传身教，严加训导，庶几有成，但愿不要像自己那样坎坷终老。可命运似乎在和他开玩笑，他的三个儿子都中进士较晚，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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