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碑刻集_王川著_9787533336585

　　《邹鲁文化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是对邹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唤起学术界对邹鲁文化的重视，推动邹鲁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加强邹鲁文化城市圈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邹、鲁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诸侯国，这块古老文明的东方圣地曾经孕育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及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等文化巨人，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邹鲁”并称常见于史籍而一直延续至今。《庄子·天下篇》记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史记·货殖列传》中亦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诵读之声不绝于耳”。《汉书·韦贤传》中称赞邹鲁为：“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被誉为“邹鲁大儒”。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中提出：“邹鲁学者多断断于礼容之末节而不见其大，惟子思述家学以作《中庸》。”可见，“邹鲁”一说自古有之。两千多年来，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备受尊崇，影响深远。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邹鲁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之中。
　　邹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是中国远古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是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紧密相联，是对中国原始文化的一种超越，而这一“超越”，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类文明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邹鲁文化产生之初，是一种地域文化，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文化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与蔓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邹鲁文化是一家之言、是一门显学。至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由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和选拔人才的一种标准，成为古代士人读”经“为官、光宗耀祖的事业。而邹鲁文化亦由原来的一种地域性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流，影响深远。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邹鲁“一词逐渐由地域概念转变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代名词；宋元之后，”邹鲁“便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天下邹鲁，一脉相传。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许多人文荟萃之地便出现了众多的以”邹鲁“相称的文化城市。如福建的泉州、漳州、福州、厦门、莆田，广东的汕头、揭阳、潮州、普宁，海南的文昌、儋州等有”海滨邹鲁“之称；南平、邵武、建阳、武夷山市等地称之为”闽邦邹鲁“；安徽的黄山、宣城、徽州、绩溪、歙县、黟县等地有”东南邹鲁“之称；浙江的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等地有”江南邹鲁“”小邹鲁“之称；湖南长沙有”荆湖邹鲁“之称；云南建水有”滇南邹鲁“之称；黑龙江的呼兰区有”江省邹鲁“之称；四川的蓬溪县有”梓东邹鲁“之称；甘肃的秦安县有”陇右邹鲁“之称；贵州的思南县有”云贵邹鲁“之称；韩国的安东市称为”海东邹鲁“”邹鲁之乡“，等等，这些邹鲁文化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参与了邹鲁文明的创造和发展。
　　对于邹鲁文化的研究，杜维明先生曾经提出：“为什么曲阜、邹城形成的区域文化影响到中原，继而到全世界？这其中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发展，逐渐成为主流……都很值得探究。”任继愈先生则称赞“邹鲁文化与齐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并指出“历史长、造诣深、层次高的是荆楚文化与邹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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