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题学与传统文化_王立_9787516188125

　　《文学主题学与传统文化》分前言、四编十二个章节。前言简介了主题学若干概念范畴及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人伦诚信编”阐发社会正义原则对文人心态的浸染，家庭婆媳夫妻关系题材特色及民俗来源，父子关系的异化在小说中的表现。“博物器物编”梳理了神秘崇拜的母题史价值，古代媚药物象的种类及来源，体中异石故事源流，明清窃印还印母题及印文化特征。“传奇人物编”总结博物母题及若干博物者形象，明清易代时奇女子题材演变，明清医者形象及医患关系表现。“艺术生产与消费编”探讨了占代诗歌文本生成积习，诗歌创作消费中“作诗免罪”现象。《文学主题学与传统文化》注意揭示占代文学某些母题生成传播的民俗机制与文化成因。

　　主题学诸范畴及其内在联系

　　主题学（Thematics/Thematology）作为一个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动态发展流程中，把握文学细胞基本形式和思想观念流变的学科，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反传统性、具有多重挑战性的学科，介乎比较文学、民俗学、民间故事学、国别文学观念史等交叉领域，也是与通常的文学理论有着较大区别的理论方法。具体说来，它是在民俗故事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为对文学主题、母题、题材、人物、意象、情境等在不同时代（国别、地区、民族）演变的研究，而且需要研究主题相关因素表现的过程、规律、特点和成因，以及它们在世界文学中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一主题学发展的若干阶段及特点

　　主题（Theme）作为西方文论的术语，大略相当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立意”，即文学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主题学”，却不是这种文章学意义上的概念，而带有明显的方法论性质。它有赖于诸如母题、意象、惯常思路、套语等一系列带有较强实际操作性的概念范畴，体现在领悟、鉴赏和研究实践中。

　　主题学理论产生由来已久。19世纪德国民间故事与童话传说编辑研究是主题学的摇篮。19世纪上半叶格林兄弟对欧洲民间童话故事的整理研究，使主题学发轫并丰富充实。19世纪中叶，一些学者开始对印度梵语故事的介绍和研究，使主题学跨文化影响研究逐渐臻于成熟。从1859年出版的本费（T.Benfey）的《五卷书》（Panchatantra）德译版始，对印度文学在西方传播问题的研究就展开了。本费被认为是借用学说的创始人，他仔细研究过《五卷书》不同修订版及其多种东方语言译本，得出结论：“我在寓言、童话以及东方和西方民间故事领域所做的调查使我确信，从印度扩散开来的少量寓言、大量童话和其他民间故事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

　　《文学主题学与传统文化》：

　　三婆婆异化、儿媳优越感与弱男懦怯的代价

　　（一）焦母的性别异化与家长的责任

　　长诗由婆媳关系引发出一个东方社会惯常性的家庭问题：个体女性与封建家长的冲突。在焦家，父亲早逝，而焦母就是实际的执行家长，她在守寡的艰难岁月里，现实存在的种种迫使其性别角色既偏执又趋于变异，甚而独断、专行而颇接近专制化。为了焦家血脉的有效延承，焦母不惜重金聘娶受过良好教育、资质优秀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焦母当初为此付出很多彩礼，“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此既可看出焦家的殷实，也可看出焦母的雄心胆略。有此谋略的焦母为什么最后与儿媳有如此无法弥合的矛盾，以致家破人亡呢？这其中的问题大约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家长的焦母，爱子心切，付出巨额彩礼娶来训练有素的媳妇。这大约是传统家长所思考的最核心问题：如何使家族光大兴旺，并能在社会体系中获得一定的地位。在这一选择上，焦母无疑是成功的，同时说明焦母很顾及焦家的颜面。

　　其次，作为传统女性，焦母的个人素养却实在不够高，处于更年期前后的焦灼暴躁的婆婆形象，严重影响了她对婆媳关系处理分寸的正确把握。儿子为媳妇求情，“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这是积怒已久的爆发，何以不能尽早解决或及时消减？而兰芝拜别时，本属应有的礼节，“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基本的面子都不肯给，显得过于刻薄尖酸；因而，训练有素的儿媳受到其儿子的倾心眷恋。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较，儿子更尊重、亲近能干有一定预见能力的媳妇，而不是对母亲的只有敬畏（除了下定必死之念时），这就使家庭的权力核心有些撼动和倾斜。因此，并非刘兰芝“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她“无礼节”，而是刘兰芝作为一个真实的“他者”永远存在于焦母的对立面，刘兰芝是一面时时折射出焦母庸俗不堪的镜子，时常挑战着焦母的权威，除非刘兰芝在焦家消失。因此，早在唐代乔知之《定情篇》就咏：“……庐江小吏妇，非关织作迟。”

　　最后，焦母虽然性情异化，但她依旧是个女性，是焦父缺席情况下拥有家庭处置权力的家长。狭隘的生活视野与权力欲望的自我膨胀，使得焦母也为儿子选择终身伴侣的标准问题，颇费踌躇：“四德”兼备的完美媳妇与“四德”不全的有缺陷媳妇，哪一类更适合焦家？哪一类更易于统治？哪一类更能延续和体现焦家特征？而这个“四德”不全的人物正是“东邻之女”，而从故事的叙述中，显然“东邻之女”曾经是刘兰芝的手下败将。事实上，正是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参照中，焦母发现了“东邻之女”的“贤”这一价值，由此会对未来自己权威的“可持续性”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刘兰芝的女性自我膨胀与世俗年轻女性角色权力的匮乏

　　这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女性”往往难以回避的悖论。

　　对于成长之中的刘兰芝，因为读书明理导致她较之世俗的传统女性，更多意识到“女人自身也是一种存在”，而不是借助丈夫与子女的间接存在。但世俗的传统女性普遍遵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生活原则。刘兰芝的反传统行为是其自杀的直接推手，从刘母的大惊“不图子自归”，到焦仲卿的久久无法解决复婚问题，都是明证。

　　再看刘兰芝的再嫁，似乎仍属于“选婚”，由刘母刘兄操纵此事。当时，女性本人一般没有婚配自主权，《世说新语·假谲》写东晋名将温峤（288-329）妇丧，他早就青睐从姑之女，就假意承领了代为选婿的重任，实则自荐并以珍贵的玉镜台为聘礼，而女方事先并不知晓，婚后才抚掌大笑：“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①说明婚前新娘对配偶情况几乎完全不知，并没有决定权甚至知情权。为了免生枝蔓，男女双方家长事先可能互有欺瞒。刘义庆该篇还写，王文度之弟阿智毛病不少，年纪偏大也无人与婚。孙绰有女邪僻乖张，嫁不出去。孙就拜访文度，求见阿智。见到后很有策略地扬言还可以，只是自己女儿不敢高攀，要阿智主动一些，文度很高兴地告诉了本族的蓝田侯王述，蓝田惊喜。只是成婚后才明白，那女的冥顽不灵、愚妄奸诈的程度，其实超过阿智，这才知道孙绰的狡诈。子女逾时未嫁，相对来说，实在是女方家长比较焦急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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