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_李伟昉_9787303195480

　《比较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原典阅读系列教材》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比较文学》的配套教材。教材主要由比较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原典选读两部分组成，共分五章。第1章为“比较文学学科基础知识”，第二章为“影响与变异研究”，第三章为“平行研究”，第四章为“跨学科研究”，第五章为“比较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基础理论知识介绍简洁明了，线索清晰；原典选读有助于学生具体感悟比较文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并进一步理解本学科理论知识。同时在相关章节与原典选读之间增加了导读性文字，以加强彼此间的衔接与过渡。

　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面临失传的危险：现在许多大学生基本上无法读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究竟为何物。这种不读中国古代经典原文的现象，已经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学风日渐浮躁，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严重失语，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在整个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教材编写为例，编写内容多为“概论”、“通论”，具体的“原典阅读”少，导致学生只听讲空论，只看“论”，不读经典；只读文学史，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就可以应付考试，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另外，许多教师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古文今译”的方式来教学的，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经典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因为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化原典了。我认为应当要求学生直接阅读中外文原著，不用今译汉译，这也许是改变此种不利局面的有效途径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多年来，我大力倡导用古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我在本科生中开设了“中华文化原典阅读”课程，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十三经》”课程，要求学生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并且教材直接用经典原文，不用今译本。开始时，同学们都读得很艰难，但咬牙坚持下来，一年后都基本能够自己查阅古代典籍，学术功底大大加强，不少学生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后，才真正尝到原典阅读的甜头。我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要求同学们背诵《文心雕龙》《文赋》等中国文论典籍，同学们开始皆感到“苦不堪言”，但我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过此关，结果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开会发言，同学们对中国文论典籍信手拈来，文采斐然。我也进一步加强了对西方文化与文学原典的教学，从1998年开始，我直接用英文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课程，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经过一番艰苦磨练，虽然同学们感到太苦，但收获良多。我的用心，就是试图做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经典原文，读原汁原味的东西，学通中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而是让同学们跳下水去学游泳，教师只是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
　　由此我发现，原典阅读是培养和训练学生文化根底、文化原创力的最重要、最具本原意义的途径。在专业学习中，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和探讨能有效开阔视野并促进深邃探究能力的形成，从而使学生真正成为适应性强的高素质人才。但在目前的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中，原典阅读的缺席已成为一个阻碍优秀人才培养的明显障碍。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始终同原典存在隔膜。针对这种情况，在教学中增加学生接触、研读、探讨原典的机会，就成了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与必由之路。
　　针对现有的学生只听教师空讲“概论”，而不读经典原文，不会背文学作品的现状，我萌生了编写一套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要的高质量原典阅读教材的想法。我认为，编写一套好的教材也是学者的责任和使命。一位合格的学者，除了做好学术研究外，还负有传承文明、培养人才的神圣使命，一套优秀教材的影响力可能比学术专著的影响力还要大。目前，一些高校推行百本大学生必读经典书目的举措，立意甚好，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学生课外不一定抽时间去读，所以必须将经典阅读和阅读评测放在课堂上进行，编写原典阅读教材，或许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有效举措。
　　本系列教材坚持体现“回到原典”这一总体思路，倡导读原典、讲段子，即课堂上抽查学生课外阅读原典的情况，进一步讲解原典，并且要讲精华，讲得有趣味，让学生由衷地喜欢经典原文。教材基本构架为理论概述加经典作品选讲。本系列教材一共10本，涵盖了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它的特点是特色教材、名家主编、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倡导特色鲜明、体例创新、名家把关、质量第一。非常感谢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本次参加编写的主编皆为名家，其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多名，还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国际国内重要学会会长等。为推进中国教育改革探索路径，教材的编写结构不以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为唯一标准，而是以实际的课程时间和授课重点来安排内容和篇幅。每部教材均为知识面介绍与重点讲授的结合，原则上每部教材既有概述阐释，又有原典选读，概述阐释能让学生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要点，而原典选读则为讲授重点。
　　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原典阅读系列教材”的总主编，我认为这个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要培养真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有大智慧、有审美感受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返回文化的根，重新审视原典阅读对于青年学子的价值，为同学们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巩固中国文化根底，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加强中国文化自信。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马佩林先生的鼎力支持。本套丛书虽然立意甚高，但尚需教学实践的检验。希望学界及教育界广大师生不吝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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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原典阅读系列教材》：
　　二、渊源学的研究类型
　　由于文学包罗万象，作品的渊源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不应把“渊源‘局限于来自外国文学的’原材料”。下面将渊源分为四种类型，并以实例来说明。
　　1.文学渊源
　　文学渊源指接受者所受影响在外国文学方面的来源，例如，形式、技巧、文学思想、主题、题材、情节模式、意象等。这是渊源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中印古代文学关系作为中国比较文学最初的领域，就有许多渊源学研究的课题。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过，佛教经典“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那么，这些“意境、文体、材料”的来源就是渊源学的对象。其中，《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来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问道：‘何以南宋时代的玄奘神话里忽然插入一个神通广大的猴行者……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我）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现译《罗摩衍那》-编者注）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这种”大胆假设“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渊源学来”小心求证“。对此，鲁迅、陈寅恪、郑振铎、季羡林等先贤均进行过探讨，逐步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981年，赵国华发表长文《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在文中，他将这一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形象诞生之前和之后），分段论证孙悟空与猴行者、汉译佛经中的小猕猴、哈努曼以及唐传奇中白猿无支祁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一条’‘J\猕猴-猴行者-孙悟空”的关系链，同时小猕猴也是哈奴曼的前身，而哈奴曼与猴行者之间、无支祁与孙悟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证据支撑。然而，在赵国华重构起来渊源关系上，仍然存在无法确证的问题。因此，学者蔡铁鹰在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推翻或推进了前人的诸多观点⑤。即便如此，孙悟空来历这一渊源学经典案例仍然存在可推进的研究空间。
　　再举一例。英美现代新诗中的意象派与东方诗学存在关联，但由于英美诗人对“东方”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长期以来美国学界很多人认为意象派诗歌的渊源就是“远东诗”。赵毅衡在其专著《诗神远游》中，通过对新诗诗人的具体分析，得出许多诗人所理解的日本诗只是俳句，而“日本成了中国影响进入美国新诗运动的向导和桥梁”这样的结论，可以说也采用的是渊源学的研究方法。
　　再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故事的外国原型、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等，都是渊源学研究的对象，也都已经有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范例。
　　2.思想渊源
　　思想渊源主要指接受者在文学思想以外的思想思潮（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等方面所受影响的来源。例如，鲁迅接受了尼采的影响，茅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所受影响的确切来源，就是渊源学应该研究的对象。
　　在上面所说的两个例子中，思想渊源很容易界定。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有时很难明确划分一位作家所受的思想影响是文学思想还是非文学思想，这时就更需要谨慎行事。例如，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的自我意识、性意识和苦闷情绪同日本的“私小说”和弗洛伊德学说都存在关联，同时后两者之间也存在关联，那么郁达夫小说中的这些要素，究竟来源于日本“私小说”，还是弗洛伊德学说？他是否直接阅读过某一部“私小说”或弗洛伊德的某一部著作？或者他是通过“私小说”而间接接受的弗洛伊德？或者还有其他渊源？这些都是渊源学应该加以辨别和研究的问题。
　　另外，以往被归入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课题，例如作家与宗教的关系，作家与政治文化，作家与科学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都可以视为渊源学中思想渊源的研究对象。例如上文曾提到的英美现代新诗，其中有一部分是禅宗诗歌。那么这种禅又来自何方？同上文提到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的“远东”渊源一样，这里面也存在关于中国禅和日本禅的争论，也同样可以用渊源学加以研究。又如西方小说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学样式，在强调写实上越来越严苛。这当然与每个时期人们对’真实“的看法不同有关，但也与自然科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发展有关。这些学科在19世纪的发展使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影响逐渐变小，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也因此逐渐转向社会、身体和生理层面。在思想领域，科学主义也就趁着这种发展泛滥开来，致使”解剖“成为左拉小说观念中的关键词之一。因此，对这一时期小说的解读，往往有必要以渊源学的方式，挖掘作品中关于‘科学主义”思想（或其他任何思想思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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