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写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共10篇，作者曾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初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订成书时才改为《朝花夕拾》。这本集子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同时也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清末民初的生活画卷。鲁迅以闲适从容的笔调营造了一种自然亲切、宽松和谐的氛围，将对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行文中渗透着他浓郁的情感和深沉的思索。在《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等文章中，鲁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章是对故人的怀念；还有富于批判色彩的《狗·猫·鼠》《（二十四孝图）》和《无常》等。
　　在艺术特色上，《朝花夕拾》思路开阔、收放自如，文笔深沉隽永、幽默风趣，格式新颖，艺术手法多样，技巧高超，是鲁迅文学才华的辉煌显现。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典范。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朝花夕拾》：
　　狗·猫·鼠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通“角”，下同。）色是“不好惹”的。怎的“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
　　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
　　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