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文集_陈伯海著_9787552006575

陈伯海教授系唐诗学研究专家。此文集一套6本，收录了他从事研究工作以来的主要专著与论文，内容有唐诗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学研究、古文论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以及有关文学评论。

　　编入这个集子里的著述文字，基本上属于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撰写并刊发出来的书稿文章。此前２０年间，也曾试写过好些学术性论文，除个别篇章得到采用外，绝大多数被退了回来，不成熟自是主要原因，不合时宜恐亦为重要的因素。后来我又从中检出一些重加利用了，但多数论题由于事过境迁，不再有谈论的需要，只能任其废置。８０年代后，我发表的书稿文章甚多。书稿属集体编撰者，只收个人撰写部分；文章也有许多应邀而作的，兹择取其较有特色者存留。另外，手头保有的未经刊发的读书札记，原只供一己之用，因感觉其中或尚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借此机会整理出若干则，附于集内。这就是文集收录的大致范围。
　　编排上，考虑到本人兴趣泛漫、治学不专的特点，未按通行编年体例来处理，而是根据题材类别将既有著述分成六卷。各卷先录书稿，后载单篇文字，集末总附《已刊著述目录索引》备查证。希望这样的编列方式有助于展示我在不同学科领域所作的探索。
　　分别来看，第一卷“唐诗学”主要收录个人在唐诗研究上的三种书稿和一系列单篇。我的学术生涯可说是由唐诗研究正式发其端绪的，且以晚唐诗人李商隐为突破口，所以本卷载录的论文多写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又多围绕李商隐及晚唐诗人而展开。但我并没有长时期停留于这一层面上，总觉得，要弄清像李商隐这样一位大家的艺术风貌，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拓开视野，从其所处的时代风会甚至整个唐诗传统的流衍变化上来加以把握，于是产生由个案解剖上升到整体观照的想望。８０年代中叶，我向学界同行提出建设唐诗学的倡议，得到朋友们的鼓励。出版于１９８８年的《唐诗学引论》一书，便是初步实
　　践后交出的一份简要答卷。此书前后印行５次，销量达２万余册，且常被一些高校指定为相关专业研究生考试的必备参考书，算是得到了社会的某种认可。不过我心目中的唐诗学构想并不局限于这本纲要式的著述，乃是包括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在内的一整套书系。故此后２０年间，又陆续主编了《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历代唐诗论评选》、《唐诗学史稿》等多种撰著，并以新近写成的《意象艺术与唐诗》收结全编。录存于本卷的仅属个人撰写的书稿文字，至于书系的编撰情况，可参阅收入卷内的《唐诗学建设的一点回顾与思考》与《〈唐诗学书系〉总序》诸文。
　　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学史学”亦汇集了三种书稿与若干单篇。我对文学史的关注同样侧重在宏观方面，意图在整合具体事象的基础之上，对文学的民族传统及其演化轨迹作一综合性的考量，进以寻求文学发展中的某些特点和规律性问题，用为建设新文学的凭借。这一宏观研究思路的提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引起巨大反响，争辩也甚为激烈。为贯彻自己主张所发表的一系列专题论述，后来整理成《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列于本卷卷首。鉴于此书考察范围多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学领域，遂于９０年代初邀集同道合作编写《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打破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来探索中国文学自传统至现代的演进路向，所撰“导论”单独刊出后，得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９０年代后期，我思考的对象更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文学史研究之研究，有了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意向，遂与董乃斌先生等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一书，重点负责第一卷古代部分，撰写的全书总导言和第一卷绪论亦收于集内。按原定计划，我们还要合作编写文学史学原理方面的专著，后因个人兴趣点与工作重心转移，不克为继，仅留下《文学史观念谈》、《文学史的哲学思考》等少量文章用为见证。关于这整个思想历程与研究状况，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的论文集《文学史与文学史学》一书“编后记”里有较详细的叙说，附见本册卷末。
　　再看第三卷“古文论研究”，同样收书稿三种，而排列次序恰与写作顺序相反，应该是《严羽和〈沧浪诗话〉》首出，《中国诗学史》居中，《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殿尾，现在的编排方式为要突出其理论意义。古文论这门学科我在大学期间并未修习，是毕业后自学的，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和几位大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便是启蒙教材。不过接触之下，却产生了浓厚的兴味，很想借助自己已有的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理念来开垦这片当时还少有人涉足的林园。目前收在集子里的几篇长文包括论《沧浪诗话》的小书，实际上都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写就或做好相应准备的。但整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正忙于构建
　　唐诗学和倡扬宏观文学史，无暇来关顾这块园地。待到９０年代中叶，宏观文学史结项且第一批４种唐诗学著作脱稿，开始寻找新的攻坚目标时，才想到可以从唐诗学拓展到中国诗学，于是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古文论。初衷是想写一本阐说中国诗学原理的专著，却花了５年时间来主编七卷本的《中国诗学史》，动笔撰写的也只是其中“导言”和“总论”部分，但得以广泛收集资料，掌握诗学演进的总体路径。且正是在这一深入考察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中国诗学作为自成统系、自具特色的诗学传统（姑名之为“生命论诗学”），是不当用外来诗学理念作比附的（那会造成失真），但传统要能进入现代，实际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建，又不能不开放自身以面向世界。为此，我提出了“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和互为阐释”的方法论原则，用为沟通古今中外的桥梁和“激活”传统的手段，并在新世纪伊始付诸实施。《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一书及相关论述正标志着这一新的思考的起点，在编集时给予特殊位置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来看第四卷“中国文化研究”。应该承认，我在文化学专业领域属于外行，连“票友”资格都够不上，谈“文化”全然出自搞文学史必然关联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需要，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化热”自亦起了“推一把”的作用。本初的想法不过是写一两个单篇来疏通文学史背后的思想文化脉理，而在放大考察范围之后，涉及问题渐多，遂有《中国文化之路》的小册子用为“试笔”。小册子揭示“文化即人化”的基本观念，扣住“人”的性能及其价值取向来解说文化传统的特质、由来与演变历程，尤其围绕当代“新人”建构的得失来探索民族文化更新之路，有个人一得之见。但总体说来仍显粗浅，一些历史与理论问题的定位上也常囿于成说，当时不尽满意，后来续有思考，所余札记编选了几则添加在附录里。此书完稿后，曾起意往东亚文化拓展，力不足而中辍。又考虑转向地域文化研究，遂有《上海文化通史》之组织编写，我承担的依然只是“导言”，而有关“现代化都市文明生长史”的定位则贯穿于全书。总之，应文化研讨热潮涌动之影响，我在这期间确也涉足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乃至当前文化现象的泛漫游览，印迹留于本卷，不过这只能算绪余之思，不足以构成正式的方向。
　　与上卷情况相类似，“哲思与审美”一卷亦逾越了本人专业范围，呈现出“不
　　务正业”、“追新逐奇”的态势。稍有差异的是，此卷篇幅由两种专书构成，属精心打造的结果，不同于前卷内容的泛杂。实质上，我关心哲学与美学由来已久，除个人喜好外，跟治学路向有密切关系，因为就我的经验来说，对文学或文学史上任何一个理论性问题的观察，如果要追根究底，必然会涉及美学以至哲学上的基本理念，不把它想透，就难以解决文学现象上的复杂问题。而在长期究心这两门学科的情势下，我又感觉它们自身正面临重大挑战。一是自“形而上学”终结之后，作为体现人的终极关怀的哲思与审美，究竟还能不能继续保持其固有的“形上”维度？二是近百年来一直追随西方轨辙的中国哲学与美学，当如何来建立自身的学科形态？二者均属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却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从中国诗学精神的钻研过程中领悟到，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亦多带有生命论色彩，像“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不就是一种生命论的宇宙本原观吗？激活这一经久弥新的生命理念，让中国传统参与当代哲思与审美的构建，或许正可以开出一条人文学科发展更新的康庄大道来。为此，我在新世纪开局的十年间，重新且反复阅读了大量中西方典籍，由札记、讲稿、论文的逐步积累，终于写成《回归生命本原》和《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两种专书并得到出版，现将其合成一卷，供业内行家审议驳正。
　　文集末了一卷题曰“文艺评论及杂著”，其实就是将不入前五卷的其他文字编到一起，因大多与文艺评论相关，故名。这一卷又分成各辑。第一辑属当代论评，多针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文艺界的一些具体争议而发，有较强的现实感。第二辑品读古典诗文，因有关宏观性论述已录入一、二两卷，这里收的都是赏析性文章，自属经过挑选保留者。第三辑里的两篇外国文学评论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作，另两篇谈比较文学的则写于９０年代之后，合在一起乃无可奈何之举。第四辑专收书序及书评（包括个别剧评）。我很少写书评，亦辞却许多作序的请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替他人作序作评总不免会招惹隔靴抓痒之讥。这里存录的书评一般是会议发言的整理稿，书序则除极少几位老同学、老朋友的邀约不好推却外，常应青年学子要求而写，有为其初作开路的意思，多加收录也为了存一份情谊。最后一辑散文杂记载录了我对几位师长的怀念和有关自己经历的回顾。我不擅长写散文，只会做一点记录，这里存有的少量篇章亦不以文字技巧取胜，若还能多少保留某些实事实情的影迹，就很满足了。
　　以上对文集各卷内容所作的大略介绍，同时便也反映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概况。实事求是地讲，我读书治学够不上“专”，更谈不上“精”，经常随兴而发，“跑野马”式的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不耐烦在既有土地上深耕细作，终于产出如此内容庞杂、结构散漫的一堆卷集。加以发表意见过多过快，在眼下历史动荡变革迅猛，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相互交会的关头，容易见得不周密、不成熟，甚至带有某种偏颇，这些都是难辞其咎的。不过我也自有比较一贯的思想立场和文化路向，那便是坚持站在当代中国的基点上来反思传统和面向世界，争取传统与外来因子共同加入民族新文化的建构，好让中国现代思想学术早日结出硕果。前期努力多集中于从传统中找寻其固有特质与规律性现象，藉以用为民族文化推陈出新的参照。后来逐渐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皆处在不断流动与变化之中，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性能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的必然性”。历史的事象固然客观存在，历史的意义却要随时代生活推移而不断有所生发变异。于是转向致力于发掘传统中或尚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成分，促使其向着现代生活开放并进入现代思想文化的构建，也便是所谓“激活”传统以参与现实了。对待传统如此，对外来事物亦如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西方各种“新
　　学”与“后学”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强烈地撼动着既有的思想格局。我没有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倒是对新潮流下过一番捉摸工夫，努力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以转变头脑中一些陈旧的信条。不过始终认定，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走，要形成足以自立的民族精神，最根本的一条，便是从民族生活土壤和民族思想传统中提炼出既富于现代意义而又自具民族特色的话题与话语来，这才谈得上与外界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才有可能为人类思想文明的大厦添砖加瓦。这样一种追求，自非我们这代人所能实现的，如言之
　　不谬，或可寄厚望于来者，是为暮年晚景中深心所系，愿与同志者共勉之！
　　陈伯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授权书.jpg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演变，到唐代登上了繁荣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的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就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多人①，散佚、失传的可能更多②。唐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除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这样千古宗仰、中外驰名的大师外，其余在文学史上独自名家、开宗立派的诗人，尚有数十位之多。题材内容的丰富，体制形式的齐备，艺术表现的动人，风格流派的纷繁，影响后世的深远，这一切都标志着诗歌创作的全面成熟。唐诗作为人类艺术文化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
　　唐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去反复诵读，刻苦钻研。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这块宝藏，历代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开发工作，无论在辑佚、选编、诂笺、考证、解析、品评或其他专题论述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不下几千种③。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它们并立耸峙，交相辉映，构成了学术园地里的景观。
　　唐诗学的成长，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最早从事唐诗整理和研究的，便是唐人自身，不过当时的论评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尚未进入概括的阶段。宋人起始把唐诗当作独立的文学传统，逐步树立起整体的唐诗观，到南宋严羽，因针砭时风而致力于揭示唐诗的艺术特质和演化形态，为唐诗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元明间，杨士弘、高$、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在探源讨流上展开了愈益细致化的辨析工作，给唐诗各体的流变勾画了基本轮廓。明末胡震亨辑《唐音癸签》，更将历代论评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归纳，称得上古典唐诗学的初步总结。清人续有研讨，某些问题上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但总的说来，古人对唐诗的论述，偏重于诗歌的内部关系，相对忽略它的外部联系，偏重于微观的分析，相对忽略宏观的综合。加以这些论评多采取直观印象式的表述，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书信、碑传、杂说、评点、论诗诗等各类著述之中，吉光片羽，一鳞半爪，也难以给人完整的概念。
　　“五四”以后，西方文艺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输入，促使唐诗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学者们纷纷跳出传统的感想式批评的窠臼，从事系统的考察和理论概括，写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其中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诸家贡献尤为突出，或钩沉辑佚，或博考旁搜，或贯古通今，或以史证诗，多方面地开拓了唐诗学的天地。而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宁，他们的工作多未能按计划完成，唐诗研究也不免受到局限。
　　新中国成立以来，唐诗学的建设又有了多方面的展开。无论是诗集的校勘印行，诗作的编年笺注，诗人事迹的排比考订，诗歌艺术的品评赏析，以至于有关课题的专门性论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普及，指引着人们去努力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辩证方法于古典文学批评，从而为唐诗研究的真正科学化创造了前提。遗憾的是，因遭到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在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时，出现了种种偏颇，整个学术事业的进展也形成几起几落的波折。迄今为止，尽管在史料
　　的收辑和某些专题的研讨上有了一定的积累，而面不够广，发掘不够深，仍然是显明的弱点。尤其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作较多地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层面上，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必然要大大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造成我们对唐诗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研究工作的步伐。
　　怎样才能将新时代的唐诗学从百尺竿头上更推向前进呢？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我觉得，从总体结构上对这门学科的对象和任务作一番审视，或许不无裨益。有唐一代的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它虽然由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及其一篇篇诗作所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个人物和作品的相加。所以，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一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从全局上看唐诗，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什么叫唐诗，也就是说，唐诗之为唐诗，其特质究竟在哪里？又如：唐诗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即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再有：唐诗对唐代社会生活起了哪些作用，它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等。只有对这样一些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解答，我们对于唐诗才算建立起理性的自觉。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止于这抽象的一般上，还需转回到具体、个别的领域中去。而有了这种整体的意识，我们再来观察、分析唐诗的演进过程，论述唐诗的分期、分派、分体乃至各类题材、意象、法式、风格的交替变换，也就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就事论事，却有可能更深入地揭示唐诗的本质，辨索其运行的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要言之，正本、清源、别流、辨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对唐诗进行科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但又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应该是唐诗学这门学科所要追求的基本的目标。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当然不属于什么成体系之作，涉及的问题也很有限。它只是尝试从宏观总体的角度上，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诸范畴，作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兼及唐诗学的历史演变。鉴于此类课题以往谈论较少，而今用这样的方式突出地把问题提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可能会有它的存在价值。这就是我之所以不避空疏浅陋之讥，决心予以发表的一点动机。题曰“引论”，表明所论极为粗略而外，亦含有“抛砖引玉”之意。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关心唐诗学的建设工作，更有力地推动这门学科健康的成长，
　　不断的出新！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