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第2卷）_李幼蒸编_9787300182568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胡塞尔著作集第2卷）》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三卷本的第一卷，俗称“观念1”，但实为在主题和论域两方面具有完整独立性的作品。本书始终被认为是“现象学”和“胡塞尔哲学”系统内的“第一书”，是胡塞尔“心学”的主要奠基之作；为胡塞尔自《逻辑研究》出版以来，多年反思准备后的“神来之笔”，即数周内一气呵成之作。由于在混沌心理和严密逻辑之间的杰出异质性交叉分析，本书成为20世纪哲学中的最重要哲学经典之一。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胡塞尔著作集第2卷）》在20年前商务印书馆舒曼版中译本基础上，根据原版进行了全面复校和订正。全书分为四部分，包含：“本质和本质认识”，“现象学的基本思考”，“关于纯粹现象学的方法和问题”，以及“理性和现实”。《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胡塞尔著作集第2卷）》中译本附录中有保罗?利科对其所译法译本而编写的解释性详注。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参照了该权威性法译本及两部英译本。

　　《通论》新版中译者序

　　中国新时期开始的最初10年间，文化和学术百废待举，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翻译、出版的客观条件尚不稳定。在此期间，研究者和翻译者一般来说在有关个人学术项目选择的问题上，不得不在个人学术兴趣、学术本身重要性、国内学界接受能力以及学术项目对于中国学术未来可能发展的关系诸因素之间，加以综合考虑并灵活地选定项目。本书译者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即着眼于从理论上的基本性和关系上的长远性出发，将人类理论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项目，争取尽先引进中文学界“存留”起来，以备其在民族学术未来发展期间发挥适当的作用。这是和译者此前20年独立治学期间怀抱的理想主义一致的。经过译者长期研读和观察，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就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如果要勉强在众多现代优秀哲学书籍中排列先后的话）就是本书了。因此选译本书的计划，几乎在1982年访美时就已确定。甚至在出国以前已经和本书的法译本译者及注释者保罗?利科有所联系；在美期间联系最多的哲学家也都是现象学界学者；1983年短期访欧期间亲自拜访了胡塞尔早年助手、本书索引部分的编者兰德格里伯，并先后访问了多处现象学中心，包括卢汶胡塞尔档案馆。两年游学回国后，制订的最主要工作计划就是翻译本书。之后是在当时出版条件极不稳定条件下慎重安排此书译稿的出版方式。具体过程在以前的译序中已有回顾。20世纪90年代长期旅德期间，还有幸与本书法译本译者、注释者保罗?利科，本书第二、第三版的编者瓦尔特比麦尔和卡尔?舒曼先后会晤。结果，90年代初先后在北京和台北出版的此书中译本第一版，曾陆续寄赠卢汶档案馆、法译者和两位前编者。本书的翻译成功，被译者视为80年代最重要的工作成绩。此一工作计划完成的重要性，当然远非仅指本人作为译者的贡献部分，而是首先指本书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我终于使其在当时条件下在两岸顺利出版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我当然并不奢望本书的价值和意义能够立即受到国内哲学界和理论界的充分理解和运用，因为我清楚明了，可与此书的理论化程度相比的翻译著作，是中国学界以往百年来所从来没有过的。原因简单：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在读解的难度上相差了一个“数量级”。而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本书的难度（以及胡塞尔的若干其他著作）又是明显超过其他学派的论著的。现在，本书在其初版即将百年后，在其中译本初版整整二十年后，也就是在中国哲学界和理论界对于现象学文献已有长期了解后，安排了再版，其意义之深远，在本著作集的总序中已有说明。译者当然也趁此再版机会对全书译文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了译文的规范，得以再次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遂感无上欣慰。只有诚心向学之士才能体会为什么学者会对一部书的出版如此看重，特别还是他人的著作。本“学为己”之旧训，译者治学从来不分他我，一以向世人提供学术思想价值“本身”为最终目的。况且，百年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所最欠缺的就是人文科学的理论化知识。提供最有价值的理论读物，对于中国新世纪的文化发展的总目标来说，自然无比重要，尽管这是今日一意追求物财实惠和大众娱乐的一代或许所难以领悟的。

　　为了有助于加深中文读者对本书以及相关胡塞尔书籍的理解，我们不仅将中译本出版中一切附加材料全部收入著作集作为附录材料（因篇幅分配考虑，一部分材料被纳入《观念3》中译本附录）。此外，译者根据研读西方专家的结果另行编写了一文《〈观念1〉的形成和早期研究者的评论》，纳入本书附录，以供读者参考。在本译序中，译者拟对本书及相关胡塞尔思想的意义续陈未尽之言，并再次质正于学界同好。

　　胡塞尔在本书中说过：“如果‘实证主义’主张一切科学均绝对无偏见地基于‘实证的’东西，即基于可被原初地加以把握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译者认为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立场宣示，而其含义却为相当多的西方研究者所忽略。他们大多过于拘泥习用词义，以为胡塞尔在大多数情况下用“实证主义”一词专指自然科学式的“经验实证”态度。这个经验与实证概念，也正是同样来自19世纪末德奥思潮中的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基本原则。译者因为早年曾深受维也纳学派思想方向的影响，所以对于“实证主义”一词作为“引领”理论思维大方向的标志，甚为关注。读者注意：一个代表性名词的意义幅度是可以随语境而改变的，我们正是要从其含混的语义变通背景来把握名词间“异同辩证法”的细致含义——既要用此词表示与“他者”的显在不同部分，又要用此词表示与“他者”的潜在相通（相同）部分。胡塞尔此言正是为了表达此理论态度的多重相关性方面。因为“实证”的“实”与“证”都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和方面。因此我们在理论探索中可以面对不同的“实在”或“现实”。胡塞尔的思维细腻性正在于他对不同类“实在”的感受丰富性上。

　　胡塞尔以及研究者们均认为，本书可视作胡塞尔现象学趋向其完成形态——先验现象学，即先验唯心主义阶段——的“第一次正式的突破”，虽然从偏于逻辑学认识论研究的《逻辑研究》到其后趋向先验主体性确立的先验现象学之形成，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是1906—1907年。此前20余年的工作都可视为此成熟阶段的准备期，包括《逻辑研究》，当然，此前每一发展阶段上的思想成果也都具有自身独立的理论价值。如所周知，直到1930年此书第三次印制（1928年）之后和英译本开始翻译之际，十多年来胡塞尔曾不断回顾、评注、修改、补充此书的相关段落和文句，以至于本书1950年卢汶版和1976年卢汶第二版出现时，两位编者都附加了不少胡塞尔的相关补充材料。1976年版（即本书中译本最早的商务版）编者舒曼还将收集的各种补充材料单独编成一个“附本”。与此同时，随着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界”异军突起所带来的对胡学的全面冲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及其在本书中的奠基思想，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压力。以至于胡塞尔晚年助手芬克，在胡塞尔本人精力渐衰之际承担了在新的形势下对其理论进行“正解”和可能“修正”的双重任务。战后欧陆和英美的新哲学思潮，更是从存在哲学和分析哲学两方面对胡塞尔学提出了不同方向的“发展”要求，胡塞尔现象学似乎成为某种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的理论系统，而作为胡塞尔学唯心主义转向之标志的本书，其“偏误性”所受到的批评，自然也是首当其冲。另一方面，除了本书的理论晦涩性外，其“理论完整性”也受到以不断探索为己任的作者本人的不断自疑和检讨。应该说，胡塞尔学各阶段的助手、学生、研究者、编辑者大多数都会从不同角度，对其学、其书持此既重视又怀疑的态度。胡塞尔本人不也正是将自己的学术理论和个人使命视为“开始者”吗？其作品自然也会被视为“开始者”的某种尝试之作。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海德格尔思潮影响力渐退和胡塞尔全集出版的发展，欧美各国对胡塞尔思想的再认识兴趣渐增。对于前后根据舒曼和比麦尔两个版本处理本书中译本的译者来说，对本书的看法又与欧美专家有所不同。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符号学和历史解释学带来的认识论眼界的扩展和调整，促使译者对胡塞尔学和本书的思想价值，反而持有比西方同行更高的评估。译者评估的根据却不同于欧美专家按照西方传统哲学框架进行的分析。本人2011年提出的所谓“重读胡塞尔”口号，其旨意正在于摆脱此哲学史框架，在人文科学区域内进一步强调多元化、多方位的经验、实在、实证等范畴的基本性。在此观点下，译者认为不能够按照习惯术语判断胡塞尔特殊概念的内涵。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努力的总方向是坚定地朝向着某种“科学实在论”的。追求合理的“实在类型学”动机和目标使其根本上与西方古典哲学传统划界分明，因此，胡塞尔思想，特别是本书，标志着与康德哲学的古典时代足可并驾齐驱的、现代哲学思维之典型开端。不过也正在此时，在新世纪开始，人类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了需要彻底革新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胡塞尔早年助手贝克尔所说此书是胡塞尔学“最完整的著作”之意义呢？正是此书的出版被德国现象学运动早期成员批评为向唯心主义倒退之作，而胡塞尔在欧美各种实在论兴起之际毫不犹豫地所朝向者，真的是属于传统唯心主义的吗？不正是他本人宣称现象学就是要在克服柏拉图唯心实在主义和当代物理实在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吗？现在，在本书出版整整一百年的今日，我们必须在新世纪最新认识论框架内（也就是在对西方传统哲学路线和准则应持全面批评性距离的条件下）重估此书的重大理论价值。胡塞尔学的“创新性”之深意，正表现在要在西方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框架内（这是他的“思维操作性的历史基础”）来突破其认识论及语言的限制，以朝向“更具科学性的”目标。一方面，他比海德格尔等更严格地立基于近现代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的结论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清晰地看出前者对于发展与之对立的“精神科学”理论来说并不能成为现成的基础。一方面，他与当时价值哲学、新康德主义、解释学、历史哲学共同认识到“精神科学”应为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学；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当时流行的“人生观哲学”受到传统哲学方式和文化观的束缚，难以处理这一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人文科学学术领域的理论基础问题。于是，大家都从古希腊、近现代欧洲哲学继承了“科学”一词，却彼此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和“感觉”。什么是胡塞尔的“科学”感觉呢？为什么舒曼大为欣赏的其他现象学家道贝尔特、茵格尔顿等有关科学性“实在”的感觉和颇受他们尊敬的老师胡塞尔有关“科学性实在”的感觉，会如此不同呢？我们如果只“生存于”现代西方哲学史话语系统内，我们就只能人云亦云，重复其言。如果我们能够和他们当初的理想一样企图朝向“事物本身”（此“Sache”一词可具体地意指不同对象，不过是指“最适切的主题对象”。中译词“事物”以及英法等译词的词典义都并非有效对应词），在今日跨学科理论认识论革新框架内，就会有不同的估价。在我看来，胡塞尔的独树一帜成就正存在于其针对不同存在领域来认定和比较不同的“实在”规定之企图方面。胡塞尔学精神的精髓就在于此对“理论良知学”之“择善固执”的朝向，以及在此态度上对一切“实在及其表现”的真实朝向心态，特别是对自然科学和传统哲学都无法正确有效处理的各种非自然领域的精神性、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思想性等不同类型实在之“relevant”朝向。其中不仅包括意识及其功能的实在性，而且包括对精神、文化以及实践诸领域的实在域的朝向。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广义实证主义”。为什么要修正定义？因为哲学史上的一切用语几乎都是意义含混的。一方面不得不使用通用的词语来组织个人的具体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时随境“修正”、“调节”、变异其语义结构。（这就是符号学思维实践的体现。）我们一定要“抓住”此广被引用的胡塞尔关于实证主义的判断来“参与”其思想网路编织的真实过程。在上一世纪中没有任何其他哲学家在朝向“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人文科学，人的科学）理论建设的人类文明事业中，其贡献能够与胡塞尔相比。作为革新理论之“开始者”，其理路不完全、观点前后反复等思维特点，不正是反映着任务本身固有的特点和艰难性吗？百年后的今日，我们正是要在新世纪更全面的社会、历史、文化、学术的环境内来认识和掌握上一世纪思想家们在探索人文科学“科学化”的过程中的成就积累并从中把握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因此，胡塞尔思想中表现出的上述“不足”，也许正是人类思想史在积极前进中出现的阶段性的（也是划时代的）创新之标志；我们正是要在其活生生的、反复变动的思想脉络中来体悟其正面“科学性因素”，以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参照和工具。

　　在与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相比时，胡塞尔思想的主要特殊价值，正在于其思维方向的这种“准实证性”（“科学性”），这种对各种“实在”、“现实”、“经验”的细致勘探和描述。这使他不仅与现代非理性主义各派哲学方向迥异，也与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哲学家们大相径庭。正是这样一种独树一帜的“心的哲学”之独特性，使得胡塞尔学与百年来所谓现象学运动各家各派的思想方向（包括其师生近友）非常不同。如果《逻辑研究》偏于认识论的思想内容与19世纪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内容不难密切交融的话，正是此《通论》的“先验现象学突破”之作，才真正显示出了胡塞尔学朝向人文科学最艰难领域——主体学领域——的锐利眼光。其关注意识、主体、自我、纯自我的所谓唯心主义思考方向，不过是在此最重要却最晦暗领域进行“实在论”勘探之勇敢表现。称之为“勇敢”，因为他不畏“唯心主义”之“时讳”，而一以自身的“真实感觉”为准，在柏拉图和休谟相互对立的思想路线之间，提出了个人阶段性的思想总结，使本书成为现代“认识论自我学”的真正奠基之作。本书正因为表现出他从早年逻辑心理领域达到意识结构领域后为精神世界的描述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所以应该被继续判定为胡塞尔学的“第一书”。我们当然要在胡塞尔学的当代最新发展条件下来重读、重估此“第一书”的意义和价值。之所以强调“重读”、“重估”态度，当然是相对于今日西方学界反“主体论”主流的舆论势力而言的；在此情况下， “重读”和“重估”都同时在强调认真性、批评性和独立性的治学态度。

　　本书中最重要的也是为各不同背景哲学家所共同最为关注的理论成就，就是其意向性学说，即意向关系理论，或诺耶思—诺耶玛相关关系论。此理论成为组织其扫描“心域”和“物域”的基本分析工具，以勘探心物两个世界的实在成分之结构和构成。胡塞尔所面对的是人之存在的基本情境：心与物的互动关系。如果诺耶思概念尚可与意识行为相当而为人们接受，与其相对而生的（作为诺耶思“相关项”的）“诺耶玛”概念则可称为胡塞尔最具“心理实证性”的创新概念。诺耶玛成为超越哲学史上唯物、唯心千古争辩而朝向更切实“真际”的关键性概念工具。由于有诺耶玛的“中介性”作用，“心”与“物”可无须“短路联结”，诺耶玛成为与心理行为和外界客体分别联结的“中介”，此中介概念在心与物两域的双栖身份的构想，正是心物关系域中的“实在”。由于研究者惯于将新学与旧学相联系以示脉络连续，现象学的第一特征往往被说成是意向性理论，以使其与中世纪本体论和布伦塔诺心理哲学贯穿起来。而实际上，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观早已大大超过前人，其核心正是“诺耶思—诺耶玛相关关系”的“二分法”。在本人看来，此理论足可与完成了“哥白尼革命”的康德批判哲学相比而代表着现代哲学思想阶段的到来。康德的“现象”对应的是“物自体”，胡塞尔的“现象”对应的是此意向结构性关系。胡塞尔以此更具意识经验基本性的二分法取代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我们有理由将此二分法相比于同一时期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分法。二者的共同作用都是“终止”客体“客观性问题”的“超越性”判断，而朝向更具实在性的现象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说。索绪尔和胡塞尔都是通过对“功能”和“关系”概念的强调来减少对经验性“实体身份”的纠缠来完成其理论思维方式之突破的。二者都是在人文世界思考中沿真正“实证主义”路线前进者。一方面，坚定地摆脱传统形上学式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摆脱自然科学式机械唯物主义的框架，其所谓实证性、实在性、经验性，都是在对心与物之间、自然与精神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多方面关系网络中，在对多重性实在之构成与实在成分间关系结构的“新关系性对象域”内，进行更精细 “实在认定”的一般原则。

　　在本书中胡塞尔也在意识域的“内在性”和相关的“超越性”之间更明确地设定了另一组“二分法”，其目的仍然是要达至更细腻的实在性：相对于直接来自经验的意识和相对于意识所不能直接把握者，超越性遂成为摆脱传统形上学的“独断论式”存在设定而使其仍可维持与意识主体间更合理联系的范畴。而所谓本质还原，今日应将其纳入符号学—语义学内思考，即概念构思者企图在认识论上更精细地来处理经验与观念、个别与一般、事实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再如，作为本书突破性方法的所谓“先验还原”，曾被人们认为是退回到了唯心主义和唯我论，实际上乃是其朝向更真实认知关系探索的步骤。他不得不采取传统的哲学术语来标志已经调整过的新思想方式：因不可能略过思想者自我来思考与自我直接相对的各种内外对象，必须设定此绝对稳定的思维运作之基底。“自我”实际上成为一种功能性概念，而并非传统上和常识上设想的“实体”概念。

　　胡塞尔的“心学”功能观将对我们中国的传统心学思考带来多么重要的启示呢？译者在此不是指胡塞尔的来自“远西”的“心学”和千余年前来自“近西”的唯识论“心学”之间的并无多大深意的现代比较哲学界所谓汇通的工作（因为唯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并无任何积极影响，而其“科学性”部分早已落后于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与思维水平了），而是指现象学的“理论心学”与中国固有仁学传统的“实践心学”之间的可能汇通前景。二者都是未来人类新伦理学建设的基本思想史经验资源之一。译者在二十年前译出本书时，正是怀有这样的长远联想。其后经过对中国伦理思想史近二十年的专门研究，对此理论前景也更加怀具信心了。因此，本书之深远意义，中国读者似乎颇可扩大体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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