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文学思想研究》的核心是注重传统诗教的，但是他对文学的艺术审美特性又是非常懂得的。因此决不可因为他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把他当作一个封建保守派的文学批评家，而应该更多地看到他对文学的艺术审美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主线又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他在《云林诗钞序》中对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对立和斗争，作了非常精确的概括，并且展示了他在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回归“诗教”传统，而是对传统诗学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发扬了其中的积极方面，对文学中的理性和感性、说理和抒情、艳情和色情、华丽和淫靡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剖析。子彦的书中对纪昀的文学思想之阐述是非常全面和深刻的，不仅正确地把握了纪昀文学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侧面，展开和发挥了纪昀文学思想的精粹内核，对纪昀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积极贡献，论说得非常清楚。她的博士论文从通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十一年，但是现在的《纪昀文学思想研究》和她原来的博士论文，已经今非昔比，早就大大地超越了原来的论文，不仅分析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广博了。
序
导论
第一章 俗：纪昀的学术与志趣
第一节 考证一文章一考证：纪昀学术分期辨析
第二节 安命以立命：纪昀的性情志趣
第二章 正：纪昀的诗学观
第一节 “发乎情，止乎礼义”：儒家诗教的重新诠释
第二节 “教外别传”：传统诗学的重要补充
第三章 老：纪昀的诗歌创作理论
第一节 “兴象深微”与“风骨遒劲”：纪昀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认识
第二节 “我用我法”：纪昀的诗歌创作理论
第三节 “拟议与变化酌其中”：纪昀对诗歌发展的看法
第四节 “真自然”与“老”：纪昀对诗歌风格的认识
第四章 通：纪昀的诗歌史论
第一节 艳情与绮靡：纪昀对齐梁诗歌的评价
第二节 性情与学力：纪昀对唐宋诗之争的超越
第三节 摹拟与性灵：纪昀论明代诗歌发展及其主要流派
第五章 理：纪昀的小说观念与创作
第一节 纪昀的小说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义理
第二节 清出于老，老基于真：《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新齐谐》比较
结语 纪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
参考文献
后记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古代文论这种人、文合一的特点从理论上为“老”进入批评领域提供了依据，文学自身的发展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一）“老”作为审美范畴的发展
“老”作为文论范畴在批评史上的正式出现，始于杜甫。他在《戏为六绝句》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指出：“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敬赠郑谏议十韵》：“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奉汉中王手札》：“枚乘文章老，河间礼乐存”。显然，“老”是杜甫对文学某一特点的理论概括。这里首先探讨的问题是，“老”作为文论范畴为什么始于唐，在这个时期出现具有何种意义。
由质趋文，是隋唐以前诗歌发展的基本轨迹。汉诗浑然天成，文中有质，质中有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解放，自我与审美意识觉醒，原本混沌一体的心物关系发生变化，自然与内心作为审美对象被发现，文学的独立性与价值得以确立，抒情性得到加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有意识地追求辞藻之美。虽瞻而不俳，华而不弱，然文与质已经相离。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就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特点的总结。建安之后，诗歌历经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新体诗和宫体诗等诸多变化，逐渐摆脱政治、道德观念束缚，抒发情感自由无忌，追求辞藻声色之美。这一发展趋势至晋宋，诗歌已文盛质衰，至齐梁则达到极致，文盛质灭，“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啐语》）。仅就齐梁诗歌而言，它纠正晋宋诗酷不入情的弊病，强调吟咏性情，创新艺术形式与技巧，是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宫体诗轻艳浮靡，被视为亡国之音，使它长期得不到公允的评价。杜甫以“老”作评的庾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黜雕尚朴，“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四库全书总目·庾开府集笺注提要》）。
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同上），在文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才高学博，少年得志，与其父庾肩吾俱为萧纲文学团体的核心成员，参与和改变了当时的文学风尚①。侯景之乱打破了梁朝的太平景象，出使被羁、转为仕周、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使庾信由“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结客少年场行》）沦为“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拟连珠》二十二）。变故让庾信失去的不仅是亲人，还有玄学信仰和高门世族的文化优越感。他从变故中得到的也不仅是痛苦、尴尬与失落，还有反思求索、融贯南北文化、超越自我的机会。庾信最终超越了个人的不幸，以博大宽厚的胸怀，运用萧梁时期积累的艺术技巧，继承魏晋言志抒怀的传统，接受北周素朴务实文化的影响，“穷南北之胜”（倪瑶《庾子山集注·注释庾集题辞》），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体，以丽语写悲哀，创作出了情感深沉诚挚、境界辽阔悲远的作品。和曹植相比，同是文质兼被，曹诗爽健明朗，感情强烈，气势与辞采双胜，是意气风发者的奔放之词，庾信作品则苍凉雄丽，深沉内敛，情性与声色合一，是饱经沧桑者“无穷孤愤，倾吐而出，工拙都忘”（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的心声写照。对于庾信后期作品这种苍远浑厚、波澜纵横的特点，杜甫一言以蔽之日“老成”。
“老”体现的是庾信晚期作品对齐梁绮靡诗风的纠正与突破，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在杜甫之前，评者对庾信是毁多誉少。隋末大儒王通《中说·事君篇》认为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初唐几部关涉庾信传记的史书，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都对庾信持否定态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甚至直斥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对于这种现象，明代张溥认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庾信集题词》）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南朝浮艳文风积弊过深，深受其影响的隋与初唐诗歌要健康发展，批判不能不矫枉过正。隋文帝力主“屏黜轻浮，遏止华伪”（《隋书·李谔传》），唐太宗反对“无益劝诫”的“浮华”文体（吴兢《贞观政要》卷七），陈子昂高标风骨、兴寄，都出于纠偏救弊的目的。庾信历来被目为六朝诗歌的代表，受到批判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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