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我所知道的马立安·高利克（乐黛云）

第一章 马立安·高利克的国际汉学研究六十年

我的国际汉学研究六十年，1953-2012

学生时代，1953-1960

布拉格汉学学派的黄金岁月与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始，1961-1968

西方与欧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69-1979

西方与欧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0-1989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0-2000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1-2012

第二章 马立安·高利克的鲁迅研究

第一节 高利克的青年鲁迅研究

第二节 高利克的鲁迅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研究

鲁迅研究在波西米亚

鲁迅研究在斯洛伐克

第三节 高利克的鲁迅短篇小说研究

鲁迅的《呐喊》：与迦尔洵、安特莱夫和尼采的创造性对抗

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两部短篇小说的文学间性

泽耶尔和鲁迅笔下的后羿——论古老神话在现代文学中的变异

第四节 高利克的鲁迅文学批评研究

第三章 马立安·高利克的郭沫若研究

第一节 高利克的青年郭沫若研究

第二节 高利克的郭沫若《女神》研究

第三节 高利克的郭沫若《浮士德》翻译研究

歌德的《浮士德》在郭沫若作品与译著中的接受与幸存

郭沫若与歌德的《浮士德》在中国

“果提克”式的居室与箱崎的一间小屋：散议郭沫若1910年10月10日对歌德《浮士德》的翻译

第四节 高利克的郭沫若文学批评研究

高利克的郭沫若唯美-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研究

高利克的郭沫若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研究

高利克的郭沫若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研究

第四章 马立安·高利克的茅盾研究

第一节 高利克的茅盾思想、传记研究

从庄子到列宁：茅盾的思想发展

在北大研究茅盾

茅盾先生笔名考

茅盾传

茅盾和我

第二节 高利克的茅盾短篇小说研究

茅盾短篇小说研究，1928-1937

茅盾的《子夜》：与左拉、托尔斯泰、唯特主义和北欧神话的创造性对抗

中国三十年代暮光照耀下的商人与荡妇

中国文学指南：《虹》与《春蚕》

斯洛伐克文版《林家铺子》前言

第三节 高利克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茅盾为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而斗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之一：1919-1920年间的茅盾

第四节 高利克的茅盾与外国神话研究

茅盾小说中的神话视野

普西芬尼、潘多拉和梅小姐：古希腊神话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神话视野

诸神的使者：茅盾与外国神话在中国的介绍，1924-1930

神话中的大力士与荡妇——茅盾视野中的参孙和迪莱勒

第五节 高利克的茅盾与尼采研究

由入迷至失望：茅盾与尼采，1920-1921

茅盾与尼采：自始至终，1917-1979

第五章 马立安·高利克的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中国作家的外国文学研究

青年张闻天与歌德的《浮士德》

冯至与歌德的《浮士德》

王蒙“拟启示录”写作中的戏仿与荒谬的笑

第二节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

老舍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的接受

冰心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的接受

唐诗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的翻译，1902-1999

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的接受

中国翻译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的接受，1919-1989

中欧巴比塔：切尔卡斯基、马悦然、顾彬与欧洲二十世纪汉诗翻译

泽耶尔眼中马致远的《王昭君》：着捷克服装的匈奴新娘

第三节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

尼采在中国

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

但丁在中国

里尔克在中国

《圣经》在中国

外国文学在中国，1970-1979

在克西马尼园和各各他之间：中国现代文学中耶稣的最后一日，1921-1942

第四节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欧洲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对比较文学重要性的思考

异国情调时代的结束？一个比较文学家的思考

忧郁在欧洲与中国：一个比较文学家对跨文化交际过程的思考

痛苦的母亲：对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和圭多·雷尼的“戴荆冠的基督”的思考

顾城的小说《英儿》与《圣经》

第五节 对中国文学的思考与评价

中国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概念，1960-1970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

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论争》

对中国文学共同体的思考

中国现代颓废之梦中非正常的爱与暴力

论现代中国文学中“民族形式”的讨论之主要话题

附录

附录一 高利克所译鲁迅作品题名

附录二 高利克所译郭沫若作品题名及诗歌

附录三 高利克所译茅盾作品题名

附录四 国外对高利克作品的引用

参考文献

后记

　　《马立安·高利克的汉学研究》：

　　由于茅盾这篇小说是为儿童写的，并负有教育的目的，因而，其内容同古代神话中原来的结局以及后来的演变都有根本区别。从上述引文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他相信“希望”是其生活的光明的一面。然而，在以文学的形式来处理的时候，茅盾想起了普西芬尼的故事，这个也是他从自己的《春的复归》中再次认识到的。茅盾把荷马给予德米特尔的要素和奥维德《变形记》里的要素融合在了一起。在介绍普西芬尼和春之神的时候，茅盾的处理与古代神话是有所不同的。

　　在第1章的结尾，茅盾通过梅之口说出了下面的话，因为她感到自己已经真正逃脱了地狱以及哈德斯冷酷无情的拥抱：

　　“从此也就离开了曲折的窄狭的多险的谜一样的路，从此是进入了广大，空阔，自由的世间！”

　　茅盾如果忘记了虹，那他就简直无法理解普西芬尼的故事。作为一种希望的迹象或象征（尽管在世界神话中虹并不总是代表希望），通过原始的方式，把潘多拉、普西芬尼和梅的神话融合在一起。作为理论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茅盾是相信希望的，并且也对这种信念加以了强调。在普西芬尼的故事中，他得到了希腊神话中彩虹女神艾丽斯的启发。当他在日本旅居时，在开始写作《虹》这部小说之前他看到了一条真正的彩虹。在一篇有意无意也题名为《虹》的散文里，茅盾却认为它“使人伤心”。也许虹在当时的出现恰恰是一种巧合，是京都的一种自然现象。当时茅盾正在致力于另一问题的研究。他当时正在写自己并不喜欢的有关中世纪的骑士史诗与浪漫传奇的小册子《骑士文学ABC》。在当时的茅盾看来，中世纪的骑士们就像北欧神话中的那样，出现在彩虹桥上。

　　也许茅盾是害怕虹的象征。他读过居厄伯的著作，并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彩虹桥是用来将倒下的战士从地下运送到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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