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进步是如何发生的？社会是如何摒弃那些长期沿袭的不道德习俗的？在《荣誉法则》-书里，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探讨了一个长期受到忽视的改革动力。阿皮亚审视了以往道德革命的实例，并且对当代反对残忍习俗的运动作出描述，揭示了一个道理，即理性、道德或者宗教都不足以推进社会的改革。只有在不道德习俗与荣誉发生冲突之后，不道德习俗才会最终消亡。
阿皮亚在《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的开始部分，以极其丰富的细节，描述了英国贵族阶层那个生死寻常的世界；长达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相互发出挑战，以决斗方式解决问题，阿皮亚回顾了那个世界里最后的重要决斗事件之一，即发生在当时的英国首相与一位性情古怪的伯爵之间的决斗，进而描述了一个处于剧烈变革之际的社会环境。把视线转向世界的另一面，阿皮亚描述了中国缠足习俗的终结过程。尽管中国皇朝试图禁止缠足习俗，但是，这一习俗依然盛行一千余年，不过，其终结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阿皮亚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充满纷乱的历史时期，论证了习俗的变迁并非源于自上而下的法令，而是源自古时已有的荣誉的力量。
阿皮亚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展示了与荣誉相关的诸多思想，这些思想促成了历史上重要的道德革命的发生，这些迅速形成的社会共识，曾经导致英帝国废止奴隶制度，呼唤普通男女积极投身废奴运动。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对史实的描述。阿皮亚注意到，尽管受到宗教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在巴基斯坦等处仍然盛行可怕的“荣誉谋杀”习俗，终结这一可怕习俗的方法之一，就是唤醒集体性的荣誉感与耻辱感。
阿皮亚拥有讲述故事的天赋，以及哲学家的严谨态度，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探讨了与道德相关的问题。从满人废止中国古已有之的缠足习俗，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伦敦与废奴运动领袖们的会晤，《荣誉法则》-书揭示了道德革命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2010年《纽约时报》特别推荐的100本图书之一，《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10年度图书之一，《独立报》评选的2010年圣诞节图书之一。
【作者序言】
序言
本书的论证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道德革命的探讨，有助于对道德问题的理解吗？论证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革命的缜密研究，已经获得对科学问题的深刻认识。比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主要论著有《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告别理性》（1987）等。]探讨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产生了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进而探讨了更近时期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产生了令人称道的量子物理学），最终形成有关科学革命的重要论点。
科学知识的发展，明显推动了技术的迅速进步。但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并非源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是源于理解世界的探索。另外，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说，道德最终具有现实的特征：虽然它在道德层面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感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道德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革命是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巨变的过程，因此，道德革命必然引起道德行为的迅速变革，不会囿于道德感觉的范围。然而，道德革命终结之际，正如科学革命终结之际，事物呈现崭新的面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哪怕只是相隔一代人，下一代的人都会问，“那时人们思考什么问题？很多年里，我们又是如何思考的？”
基于以上考虑，我开始审视一系列道德革命，试图发现道德革命的意义所在。我很快发现，我所关注的那些毫无关联的史例，比如决斗习俗的消亡、裹足习俗的废除以及大西洋沿岸贩奴制度的废止，具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上述每一史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这些习俗或者制度终结之前，这样的讨论显然产生了重要的结果。讨论结果不仅流传了下来，而且，记录讨论结果的方式，对于其他文化环境和其他历史时期的人们来说，也是可以辨认与理解的。上述不道德行径终结之际，不论出现了何种情况，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目睹新的道德理念的出现，当时当地的人们并没有感到惶惑不安。决斗永远具有谋杀的性质，也是非理性行为，裹足是一种痛苦的自残行为，贩奴制度永远是对奴隶人性的践踏。
我惊讶于一些事例最终未曾发生。更让我惊讶的，是我的第二个发现，也就是对已有史例的观察：在上述史例的转换时期，一种被约定俗成地称作“名誉”的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这些史例的探讨，其结果汇集在本书之中。当然，决斗肯定与名誉相关，这个论点并无新意；决斗习俗随着新的名誉观念的出现而终结，这也并非新论。但是，我的看法是，真正让我们惊讶的一种现象是，国家荣誉和劳动阶层名誉在新世界平台上淡出已久，然而，在废止裹脚制度与近代奴隶制度过程中，这两种名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来，以上史例与以下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认同（Identity），比如男性与女性、同性恋者与传统性爱者、美国人和加纳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信徒以及犹太人，在我们的情感形成以及行为选择中具有何种作用？在早些时候完成的一本书里，我探讨了诸种社会认同，比如家庭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等，以何种方式将我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获得对光荣与耻辱的共同认知。我特别关注名誉与社会认同的关联问题，因为这是道德革命的核心，也是我探讨道德革命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这种关联值得关注。社会认同将道德革命与人类一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长期以来，人类这一心理状态被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道德哲学家所忽视，尽管最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领域里，它开始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一心理状态就是，人们对社会地位及受尊重程度给予深刻而持续的关注，我们人类需要获得一种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anerkennung，也就是“承认”。我们希望，他人应当根据我们的社会认同及职业，恰如其分地对待我们。我们需要他人承认，我们是有感觉的存在，承认我们对他们的承认。如果看到走在大街上的他人，我们因为相互承认而眼神相会，我们都能体验人类的这种基本需求，我们也会基于这一需求而相互回应，达到相互承认的目的。这一过程是即时发生的，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探讨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人类希冀他人承认的心理做过著名的研究。我认为，废奴运动的巨大能量源于获得他人承认的人类愿望，这个结论应该不会让黑格尔感到惊讶。
我的研究把我引入一个出乎预料的方向：现在我希望说的是，在思考如何拥有成功的人类生活的过程里，名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拥有他所说的eudaimonia（幸福）的那种生活方式。围绕eudaimonia展开的研究，被他称为“伦理学”。我认为，本书是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贡献，同时，我本人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伦理学”这一名词。
Eudaimonia一词一直被误译为“幸福”（Happiness）。在亚里士多德看来，eudaimonia一词的真正意指可以更好地表述为：拥有eudaimonia就可以兴盛（flourish），我对“兴盛”一词的理解，就是“生活美满”，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生活美满”与否等同于是否对他人友善。我们对他人的义务，相对于指导我们生活的众多价值观念而言，只是一种次要的价值观念，我认为，有理由把这种特殊的价值观称作道德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说，决斗习俗、裹足习俗和蓄奴制度，显然都是一些道德问题。（奴隶、裹足女人以及死去的决斗者，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从这一视角出发，道德显然是伦理学的重要构成：对他人尽应尽之责是美满生活的必要构成。过去几个世纪的诸多特征之一，是人们愈加理解每人对他人的应尽责任。不过，拥有美满的生活，仅仅在道德上保持美满是远远不够的，并且，令人困惑的是，探讨人类美满生活的要素时，哲学总是趋向于将生活的多元性过于简单化。一种美满生活通常包括家庭及朋友的关系，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不仅有对他人的责任因素，也有出自爱心而自愿给予帮助的感情因素。很多人参加社会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参加教会或者寺庙的活动；我们一起观看或者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我们介入地方和国家的政治活动。体验诸多珍贵的人类活动，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些活动包括聆听音乐、观赏文学作品、观看电影和视觉艺术作品，还包括很多自主选择的活动内容，比如，学习烹调艺术、经营一座花园、研究家族历史，等等。人类拥有多种方式追求美满生活。
理解名誉之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方法之一是确认名誉和尊重的关联。尊重与自尊显然是人类基本的善行，也是对eudaimonia的补充，它有助于美满生活的形成。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花了大量时间说服我的哲学家同事相信，一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因素，一直没有引起他们的认真关注。这些因素包括：人种与民族、性别与性行为、国家与宗教，等等。我们在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里，被赋予丰富的社会认同。名誉就是一个被现代道德哲学家忽略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名誉是一个关键问题，原因之一在于，与社会认同一样，名誉可以将不同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关注名誉，如同关注社会认同，可以帮助我们恰如其分地对待他人，并且帮助我们创造自己的美满生活。以往的哲学家曾经关注过这一问题，读读孟德斯鸠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或者就此问题专门读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就能有所了解。不过，虽然“尊重”和“自尊”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两个热门课题，但是，与此相关却区别明显的“名誉”概念，似乎基本上被人忽略。我认为，现在是将“名誉”重新纳入哲学研究范畴的时候了。
本书探讨的几个历史事件具体而微地印证了，不同时空环境里的名誉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我们探讨名誉概念创造了条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丰富了我们对名誉的整体概念的认识。从英国到中国然后回到大西洋的漫长旅途，让我们加深了对名誉诸多特征的理解。它们并非孤立的地区性事件，而是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不仅对于新加坡、孟买或者里约热内卢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洛杉矶、好望角或者英国的人们来说，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在上述任何地方，我相信，尽管各地对名誉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我们发现，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历史事件，它们留给我们的基本教益都是相同的。
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其他民族、其他时代和其他空间，我们还必须洞察当代的生活。特别是，我希望通过对以往史例的探讨，获得必要的教益，并以此为指导，探讨当代世界环境中由名誉引发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以名誉的名义对女性和幼女进行的谋杀。在本书第四章里，我们将在巴基斯坦旅行。我们试图理解与面对名誉的阴暗一面；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教益，也适用于其他地方。虽然我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不过，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以名誉的名义发生的杀戮行为，绝非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
以名誉的名义的杀戮行为，不是当代环境下名誉的唯一表现方式。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的目标是提出一些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正确地理解名誉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其他问题。“你们当时思考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向祖先提出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之后，下一代人也会对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有谁知道，下一代人认为什么才是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受过监禁处罚，数千人被常年关押。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禁止女性驾驶车辆。今天，在很多国家里，同性恋者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处以死刑。此外，还有鲜为人知的工厂化耕种体制，数亿的哺乳动物、几十亿的鸟类过着肮脏而短促的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内外，人们忍受着极端的贫困状态。终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他们不仅意识到旧制度的荒谬与新制度的正确，而且也会意识到，旧的方式蕴含令人耻辱的因素。在向现代过渡的阶段里，很多人将改变做事方式，他们耻于继续按照旧的方式行事。今天，如果我们为名誉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期望或许并不过分。本书的主旨是对名誉做出解释，帮助我们充分认识到，名誉对每个人都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瓦尔·杜尼肯（Val Doonican）[瓦尔·杜尼肯（1927-）爱尔兰男歌手。
]的爱尔兰歌手。他演唱的歌曲“向高处走”成为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在这首歌里，他唱到，当他只有“成年人的膝盖那么高的时候”，妈妈告诉他一个道理。妈妈说，“要向高处走”，妈妈还鼓励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虽然，当时我的个子只比成年人的膝盖略高，不过，现在我还能记得，这位妈妈的忠告对我产生重要的影响。（歌里的这位主人公在监狱里发出感慨之言，他没有听从妈妈的忠告而入狱。）瓦尔·杜尼肯有着美妙的歌喉，这首走红歌曲十分感人，不过，歌曲感动我四十余年的原因，是它对名誉的简洁表述。名誉的心理因素，与向高处走以及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理念，具有深刻的关联。瓦尔的妈妈还告诉他，应该“把头抬得高高”。一些具有名誉感的有识之士认为，他们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就是因为他们把头抬得高高的。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些拥有自尊的人，他们能够感受自己宽广的心胸和坚挺的脊梁，感受充分的自尊。
从另一角度看，屈辱让人的脊梁弯曲，让人的目光短浅。在阿桑特-特维（Asante-twi）语里，这是我母亲使用的语言，如果有人做了不名誉的事情，我们会对他说，“他的脸都掉了”；确实，感到羞耻的脸肯定是目光向下的脸。在阿桑特-特维语里，表示名誉的单词是“animuonyam”，这个单词的词根是“nim”，意思是“脸”。我们知道，中文有一种说法，就是“丢脸”；法语、德语与英语一样，都有丢脸和有面子的说法。东亚、西欧和非洲西部地区也有类似说法，这是三个差异很大的区域。一切都表明，人类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基本特点。
我们如何刻意看待自己的脸色，是大胆显露，还是有意隐藏，这不是值得关注的唯一问题。我们因为羞耻而不由自主地脸红，我们因为激动而泪流满面；我们感到愤怒和骄傲的时刻，脸部表情尤为明显。与观察人体的其他部位相比，对脸部的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人之感受；因此，名誉与脸部的直接关联，似乎隐含着这种意思，即我们只有在他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名誉才与我们的感觉发生关联。这个意思当然是错误的。羞耻是我们独自一人也能感受到的。
让我们回到17世纪。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创建解析几何学。]当时写到，他“被迫承认，我过去居然称赞过那位作者，对此我因为感到羞耻，并且脸红……”可以想象，当时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不当的称赞之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多么糟糕；这种错误判断意味着，他在学术上不再值得人们完全的尊重。血一下子涌上他的脸部。维护自己的名誉，就是希望自己值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意识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不论他人有无看见，我们都会感到羞耻。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向读者论证所谓的“名誉理论”。不过我认为，理解名誉理论的最好方法，是观察名誉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认识构成名誉的关键要素。在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开始部分，我将汇总讨论过的名誉理论的所有要素。我认为，这是我对名誉理论做出完整表述的合适场合。如果缺乏论据支持，任何理论均无太大效用；除非读者了解我的论证过程，否则无法真正理解“名誉理论”的意思……或者说，就无法确定我的结论是否正确。
我知道，当代很多人厌恶讨论“名誉”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名誉这样的概念，我们的生活或许会变得更好。（比如，你用几年时间写完一本书，有人问你，“你在忙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写作一本关于名誉问题的书”；在这样的场合，通常会听到上述说法。）但是，不管崇尚名誉还是厌恶名誉，我可以肯定地说，读者一定感受过一些感觉，比如笛卡尔的羞耻感和瓦尔·杜尼肯的骄傲感。我们的社会生成一定的规则，它们以行为模式与感觉模式的方式延续下来，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与名誉问题相关的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给予他人尊重，同时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已经根植于读者心里，根植于每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不管名誉心理学多么精致、多么高深，其基本含义可以用相互尊重予以概括。我认为，这是我们对名誉问题做出思考的原因之一。名誉源于人类基本的社会心理。可以肯定，我们应当试图理解人类的特征，妥善地予以利用，而不能宁愿自称与众不同……甚至更糟糕，假装我们根本不拥有人类的特征。我们或许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名誉问题，但是，名誉问题却不会与我们脱离关联。
Kwame Anthony Appiah
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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