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辙传》称苏辙与其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无不相同的事物，相反，苏轼兄弟在性硌、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很不同。为了比较苏轼兄弟的异同，作者曾枣庄撰写了《苏辙评传》，故《苏辙评传》也可叫《苏辙兄弟异同论》。
　　《苏辙评传》研究苏辙的家学渊源。将研究者有兴趣的《苏辙评传》以图的形式展现出来，《苏辙评传》也是主要介绍苏辙的身世、家庭、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他一生著名的文学著作，是研究三苏和苏辙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与枣庄先生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新时期以来进入学术界的。1979年暑假，我在成都市和平街（原骆公祠街）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书库古籍阅览室查阅苏轼乌台诗案资料，于此与枣庄相识。他告诉我关于乌台诗案须读三种书-《东坡乌台诗案》《诗谳》和《眉山诗案广证》。我甚佩服他于文献资料之熟悉。此后我们一同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作为助理研究员被录取，但随即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先生请枣庄回去主持编注《苏轼全集》，我则于1981年初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84年由枣庄介绍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作《柳永》小册子。枣庄数十年来是我在成都最好的老友，他对学术事业的执着与勤奋，与其成就之丰硕与卓著，这是我学术友人中甚为罕见的。
　　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枣庄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学和哲学。1975年在“崇法批儒”的社会思潮中，因苏轼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认为是儒家，属于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政治投机者。枣庄向来景慕三苏的为人，他认为：“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由此他决心系统地研究苏轼。清代学者王文诰以一生的精力完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他在《苏诗总案》里写了《苏海识余》，认为关于苏轼的研究如面对汪洋的大海，故称为“苏海”。枣庄自1975年，孜孜不倦地由苏轼研究开始，发展为对三苏的全面研究，迄今已四十余年。今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计收《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和《苏辙年谱》十种，这是枣庄研究三苏的成果的汇集，亦是总结性的标志。

第一章 “少者谨重”
第二章 “求天下之奇闻壮观”
第三章 “江上同舟诗满箧”
第四章 “素所为文五十篇”
第五章 “妄语自知当见弃”
第六章 “岐梁偶有往还诗”
第七章 “从军在河上”
第八章 “虽欲自效，其势无由”
第九章 “宛丘学舍小如舟”
第十章 “齐俗强梁懒不容”
第十一章 “同泛清河古汴”
第十二章 “南都从事老更贫”
第十三章 “得罪南来正坐言”
第十四章 “微官终日守糟缸”
第十五章 “行年五十治丘民”
第十六章 “谏草未成眠未稳”
第十七章 “谁将家集过幽都”
第十八章 “冰炭同器，必至交争”
第十九章 “以汉武比先朝”
第二十章 “岁更三黜”
第二十一章 “再谪仍此州”
第二十二章 “圣恩尚许遥相望”
第二十三章 “龙川父老尚相寻”
第二十四章 “骨肉丧亡”
第二十五章 “经年汝南居”
第二十六章 “筑居定作子孙计”
第二十七章 “教敕诸子弟”
第二十八章 “编排旧文章”
第二十九章 “心中未必空”
第三十章 “三千里外未归人”
第三十一章 “齿爵皆优于兄”
第三十二章 “经营妙在心”
第三十三章 “小苏文一波三折”
第三十四章 “有王维辋川遗意”
第三十五章 “各自胜绝无彼此”
参考书目

　　《苏辙评传》：
　　苏辙在江陵拜见了王荆州，还与其子王璋交游，他后来在《送王璋赴真定》中回忆说：“昔年旅南服，始识王荆州。威动千里肃，恩宽行客留。从容见少子，风采倾凡俦。温然吐词气，已觉清且修。”他们父子在江陵过了春节后，于嘉祐五年（1060）正月五日继续北上：“初来寄荆渚，鱼雁贱宜客。楚人重岁时，爆竹鸣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冻未生麦。相携历唐（今河南唐河）许（今河南许昌），花柳渐芽拆。”（《辛丑除日寄子瞻》）二月十五日，三苏父子到达京师，暂寓西冈。但由于京城桂薪玉食，他们又是全家人京，而且都没有一官半职，因此不久就迁到杞县城南居住。苏辙说：“居梁（开封）不耐贫，投杞（杞县）避糠覈。城南庠斋静，终岁守坟籍。酒酸未尝饮，牛美每共炙。”（同上）后来迁居京城宜秋门内的南园，很可能是苏轼出任凤翔签判以后。
　　苏辙兄弟已于三年前进士及第，他们这次是为调官来京。到京不久，苏轼就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均未赴任，就被荐举参加制科考试。负责铨调官吏的天章阁待制杨畋主动对苏辙说：“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得备数。”苏辙当然很高兴，马上去杨家谒见杨畋，“一见坐语，如旧相识”（《杨乐道龙图哀辞并叙》）。为了参加制科考试，他呈交了《进论》《进策》各二十五篇，他在《上两制诸公书》中说：“今年春，天子将求直言之士，而辙适来调官京师。舍人杨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荐之，俾与明诏之末。”他又把其中的十二篇进呈参知政事曾公亮，他在《上曾参政书》中说：“辙，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进士得一命之爵，今将为吏崤渑之间。闲居无事，闻天子举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讳，其中无所隐蔽，故以应诏。……素所为文，家贫不能致，有《历代论》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于五代，治乱兴衰之际，可以概见于此。”从“素所为文，家贫不能致”语可知，这五十篇文章多是在他离家赴京以前所作，是代表苏辙青年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散文成就的重要作品。
　　二十五篇《进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五篇《君术策》，研究君主如何才能“明于天下之情而后得御天下之术”；第二部分是十篇《臣事策》，研究君主应如何信用文臣武将，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第三部分是十篇《民政策》，全面研究了宋代的科举、兵制、田制、劳役等各个与民政有关的问题。这二十五篇文章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弊端，系统提出了他的革新朝政的主张。苏辙说：“圣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与凡百执事之人，咸愿竭其筋力以自附于上，而上至公卿大夫，虽其甚尊，志得意满，无所求望，而亦莫不劳苦其思虑，日夜求进而不息。”末世之政却不然：“至于末世，海内义安，四方无虞，人生于其间，势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愿有所兴作，故天下渐以衰惫而不振。《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夫国之所以至子亡者，惟其旧而无以新之欤！”（《臣事策六》）“旧而无以新”之所以会招致亡国，这就像河流不因势利导而会招致泛滥一样：“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而不为去其激；观其激作，相蹙溃乱未发之际，而以为不至于大惧，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也是表面平安，实际郁结着怒气：“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为敦厚，默默以为忠信。忠臣义士之气，愤闷而不得发，豪俊之士不忍其郁郁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决其壅，主动进行改革，就会天下大乱：“天下之势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从而遂决其壅，臣恐天下之贤人不胜其忿而自决之也。”（《君术策五》）苏辙主张的变革也与苏轼一样，是一种渐进的变革：“矫拂天下，大变其俗，而天下不知其为变也。释然而顺，油然而化，无所龃龉，而天下遂至于大成也。”（<民政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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