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城市_[美] 苏珊·S.费恩斯坦著，武烜译_9787509796986

在本书中，费恩斯坦教授提出一种城市正义理论，城市正义包含了城市的公平、民主以及多元性，费恩斯坦教授要论证的正是正义产生的影响，其推动着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作者对纽约、伦敦以及阿姆斯特丹三座城市进行个案分析，探讨这三座城市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发展，并以对三座城市的调研为基础，总结出推进正义效果的策略与政策，提出教育是制定政策的关键要素并对环境正义进行探讨。

创作本书之想法源于1994年的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安迪·梅里菲尔德与艾瑞克·斯维基多夫主办，目的是纪念大卫·哈维的不朽之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二十周年。我在会议上演讲的内容是我随后撰写的一系列会议论文、报刊文章以及本书的某些章节的开始。在本次演讲中，我强调了通过城市层面的互动实现正义的主题。直到那时我的理论作品才开始真正在城市文本的视域下检验正义的真实含义，尽管这是构成我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本书便是我致力于理论探讨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佳代表。直到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我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依然行进在两条分开的轨迹上。
牛津会议之后的十五年来，许多研究城市的学者将其研究聚焦在正义这一话题之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主流思想几乎全部聚焦在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进步的城市研究学者主要批判了随即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反意识形态的发展。从某度程度上而言，勉强将价值观具体化的做法源于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抛弃明确伦理模式：在解读历史发展进程时，他们将明确的伦理模式视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逐渐地，潜移默化的所谓的标准化判断促使人们出现左翼思想，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我创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此详加说明，提供一整套原则供城市规划者借鉴。
在此，我想对所有在本书创作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机构与个人表示深深谢意。感谢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给予的资金支持，感谢前任院长艾伦·阿特舒勒从我的研究生时代起便对我的研究给予鼓励，并贯穿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我在意大利贝拉角的塞尔贝罗尼别墅提供了住所，使我能够潜心创作本书。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参加了我的论坛，并且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组织了关于正义之城的研讨会，这对我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活动为我提供了思想火花之源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尤其要感谢的是：詹姆斯·康诺利、约翰尼斯·诺维、英格丽德·奥利沃、卡兹·波特、布鲁诺·洛博、马修·格布哈特、贾斯廷·斯泰尔、伊丽莎白·柯里德。对于“纽约城市权”研究团队的成员，如：詹姆斯·德菲利皮斯、沙伦·祖金、尼尔·史密斯等，也一并致谢。还要感谢研究团队的另外两名成员：大卫·哈维与彼得·马库塞，他们二位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大卫·哈维与我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但是他给予了我思维的灵感，以及给予了几代城市主义者思维灵感。有了这些灵感，便可以思索当今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彼得不仅是我认知与领悟之源，而且认真阅读本书并提出大量批评建议。早在我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时，彼得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午餐桌上总会提出有趣的问题，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城市规划课程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另外两位学者理查德·森尼特与丹尼斯·贾德，虽未直接参与本书，但他们给予本书的观点以及与我的友情推动了本书的进展。伦纳·福斯特邀请我成为他的新学校的座上宾，一起研讨正义理论，为我打下了哲学理论基础，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缺乏的！
每当我需要关于阿姆斯特丹与纽约的资料时，萨克·玛斯迪尔德、威廉·萨里特、贾斯特斯·尤特马克、西奥·巴特与罗杰·泰勒总是不遗余力地满足我的要求。还有几位看过我的书稿后给予了有益的点评，他们是：利昂·德本、克里斯·哈姆内特、莎伦·马尔、马克·普赛尔、弗兰克·费希尔以及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波特。诺曼·费恩斯坦反复阅读书稿，力求提升本书的逻辑性与可读性。诺曼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我的思想很难脱离他的思想。
我还要致谢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他们给予了我研究上的支持：赛·巴拉克里什南为我准备地图；里奥尔·加里里、凯洛里娜·戈尔斯卡与柳晓（Hieu Truong）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琐碎的工作，却是本书完成的基础。最后，我要感谢彼得·维索科。彼得多年来一直鼓励我撰写本书，并促成了我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合作。
本书的部分资料取材于我早前出版的著作，例如：
“规划与正义之城”载于《寻找正义之城》，2009：19～39；
“纽约、伦敦与阿姆斯特丹大规划”载于《城市与地区研究国际期刊》，2008：768～785；
“规划与正义之城”载于《哈佛设计杂志》，2008:70-76；
“规划理论与城市”载于《规划教育与研究期刊》，2005: 1～10；
“城市与多元性：我们需要吗？我们为此而计划吗？”载于《城市周刊》，2005:3-19；
“规划理论新方向”载于《城市周刊》，2000:451～478；
“平等之城：阿姆斯特丹肖像”载于《理解阿姆斯特丹》，2000:93～116；
“开创新地址（1）：炮台公园区”载于《城市建设者》，160～174；
“开创新地址（2）：码头区”载于《城市建设者》，175～196；
“纽约的统治政权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1946～1984”载于《权利、文化与地理》，1988:1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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