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是法国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收录有《卡门》《马铁奥仗义斩子》《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费德里哥得道升天》《一赌失足千古恨》《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6个有代表性的短篇。
《卡门》讲述了自由不羁的波西米亚女子卡门从事走私的冒险经历。主人公卡门美艳动人、生性率真、敢作敢为，她引诱了士兵唐·何塞，致使他被军队开除，又诱使他与自己一同走私犯罪，后来卡门移情别恋，唐·何塞与她之间矛盾不断，直到她为此付出了生命。该作品被改编成歌剧广泛流传。
《马铁奥仗义斩子》描写了科西嘉岛农民马铁奥的儿子藏匿一个逃到他家里的“匪徒”，在官兵用怀表的引诱下，交出了逃犯，当马铁奥得知此事后，为了洗刷不义，亲手处死了自己的独子。
《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讲述了一个恐怖故事：一个青年在结婚前夕无意中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铜铸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该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闯进了房间把青年活活地勒死。
《费德里哥得道升天》描述了一个犯了大罪的赌徒在他生命结束前，却因当初获救过耶稣而获得的三个恩典而得以愚弄死神、地狱之王和天使，最终进入天堂的故事。
《一赌失足千古恨》描写拿破仑时期一个颇具豪士之风青年军官的形象，任何人有困难求助于他，他莫不倾囊相助，但在一次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体面”和外国人进行的赌博中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他为此而内疚得几乎自杀，他在与英国舰队的海战中宁肯战死也不投降敌人，最后英勇牺牲。
《达芒戈海上喋血记》揭露了复辟时期贩卖黑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几内亚的土豪人贩子达芒戈向法国船长勒杜卖出了一批黑人同胞后，自己也被勒杜劫持成了奴隶。在勒杜把他们运回法国的途中，达芒戈在船上发动黑奴起义，杀死了勒杜和全体船员，但因不会驾驶海船，妻子和全体黑奴都覆灭在海上，达芒戈一人被救后不久也抑郁死去。
雅士型的浪漫派作家梅里美
（代序）
柳鸣九
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颇有才能的画家，后从事教学工作，在美术学校担任常任秘书达数十年之久，并写有论油画的专著。梅里美的母亲是18世纪童话作家博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绘画。在这种家庭条件下，梅里美从小就培养了美术才能，对艺术的热爱和精微的鉴赏能力。在政治上， 梅里美的父亲是一个能适应时代潮流的人。大革命期间，他持温和的共和主义态度，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后，他表示衷心拥护， 在第一帝国期间，他更成为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梅里美的母亲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忠实信徒。这些条件对梅里美政治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梅里美的父母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距离，从不卷入激烈的斗争，而是以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观看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多变的历史进程和政权的更迭。这种若即若离的处世态度也使梅里美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可以隐约看出这一点。
梅里美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作为独子深得父母宠爱。纤细、敏感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点。1812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他在学校里是一个颇有才能，学习努力却相当任性的少年，长于绘画，对外国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期间，他经历了第一帝国的崩溃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眼见他所在的拿破仑中学改名为亨利四世中学。1819年，他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但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此。大学期间，他热衷于语言学的研究，学习并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打下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语言学家的深厚基础。他还广泛钻研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乃至巫术，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使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成了一个渊博的学者。以梅里美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19世纪法国作家之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一个。大学毕业后不久，梅里美进入商业部任职，同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出入巴黎那些文化名流聚集的沙龙，结识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贵族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梯也尔，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特别还有司汤达。比梅里美年长二十岁的司汤达这时已经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反复辟王朝的积极斗士，并具有了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梅里美接受了他的影响，与他结成了深挚的忘年之交。当时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向封建贵族意识形态进行冲击的时期，也是新一代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口号下向伪古典主义文学开始展开斗争的阶段。梅里美从其出身与教育来说，都属于从启蒙思潮到自由主义思潮这一传统。他置身于这一营垒，是当时新派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之一朗盖教授的沙龙中的常客，这说明他在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就接受了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熏陶。
1825年，巴黎出版了一部名为《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作者署名为“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兹，作品的前边还附有这位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这些都是戏剧集的真正作者梅里美和他几个朋友合作的伪造和假托，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就是梅里美的好友兑内克留兹根据他的脸庞绘制的，这一顽皮的行动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新派文艺青年的某种特点。戏剧集本身并没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包括《非洲人的爱情》《女人即魔鬼》《西班牙人在丹麦》《天堂与地狱》《伊莱斯·芒多》五个短剧，内容轻松而略带讽刺，具有异国情调和轻快自然的风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是当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颇引起文艺青年的爱好，并受到舆论的好评。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集子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1826年，梅里美与后来在自己的画幅中热情描绘了七月革命的德拉克洛瓦到英国旅行了大半年，有机会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这对他后来写作著名的历史剧《雅克团》颇有影响。从英国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这次他又假托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之名，伪称这些诗歌都是从中欧地区收集的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歌。梅里美的伪造是如此充满地方色彩，在内容和风格上是如此酷似民间的谣曲， 以至于人们都信以为真。歌德曾撰文向德国读者介绍这本诗集， 普希金也把其中一部分译成俄文。1828年，梅里美第一部重要的作品《雅克团》出版。它是梅里美研究封建社会和接受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产物，它以思想内容方面的民主精神和艺术形式上对三一律的肆意违反而在新的文学潮流中占有重要地位。1829年， 他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继《雅克团》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感情，而这两部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使他作为一个与浪漫派有所不同的作家而别具特色。
1829年，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更适合他的道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到西班牙旅行，结识了日后对他的生活道路很有影响的蒙蒂霍伯爵夫人一家，而且，西班牙之行还扩大了他创作的视野，带给他的小说以新的西班牙题材和对西班牙性格的描写。
1830年以后，梅里美不止一个朋友在七月王朝政府中获得了要职，梅里美本人在行政机关中也得到了晋升，他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担任这个职务后，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家，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他的敦促，政府开始注意对文物的保护。他还多次在全国进行考察，编制散佚于各地的古物的目录，于1835、1836、1838、1840年，整理出四册《旅行笔记》，不少几乎泯灭的古迹和典籍，多亏梅里美的辛勤劳动才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一时期，梅里美还写作和发表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和多篇论文，如《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关于中世纪艺术的考察》等等，在学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相形之下， 1830年以后梅里美在文学创作方面远不如在学术方面活跃，每隔好几年才创作一篇小说，不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两篇著名小说《高龙巴》（1840）与《卡门》（1845）却是发表在这个时期。此外，他还学习了俄语，于1849年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小说，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在法国流传。
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他的老朋友蒙蒂霍夫人的女儿欧仁妮·蒙蒂霍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梅里美身不由己地与这个肮脏的帝国有了联系。1853年，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上议院议员， 并使他实际上成为宫廷的客卿。从此，他在喜庆游乐、仪典宴会中浪费了不少可贵的年华，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在文学创作上他已是“江郎才尽”。只写出两篇不足道的小说《罗基斯》与《蓝色的房间》。在学术研究上，他也只能偶尔写出一点随笔和论文，另外，他却应拿破仑专制独裁的需要，编纂了一部《恺撒传》。晚年，他经常到外国旅行，过着悠闲的日子。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一直忠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 坚持待在巴黎，后来才出走到南方的小城戛纳，不久在那里去世。他的生命几乎可以说是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而终结的，对梅里美来说，这是最为可悲的结局。
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称不上伟大，然而却是法国19世纪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从与封建阶级作最后一次激烈的较量到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的时代，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也经历了由批判过时的封建阶级到否定资产阶级文明的过程。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反封建的激情与锐气显然大大超过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因为他往往只是从某一个侧面对资本主义时代加以贬责。他的文学生涯正好是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他接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在创作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当他从资产阶级文明与淳朴、自然、粗犷的人性的对立这一角度来进行他的批判时，又流露出了对强有力个性的浪漫主义式的向往。《雅克团》和《查理九世时代轶事》是他反封建的代表作，而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则主要表现在《卡门》等中短篇小说中。
梅里美在文学史上艺术大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中短篇小说奠定的。他这方面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一共不到二十篇，但它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都是精致的艺术佳作。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期来看，以1830 年七月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他第一篇短篇发表的1829年到1830年，主要作品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由于复辟时期的梅里美在政治上和文艺上都属于和波旁王朝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阵营，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不论采用什么题材，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1829年，梅里美第一篇短篇《马铁奥仗义斩子》的发表， 显示出他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优秀短篇小说家。这篇小说以极短的篇幅描绘出19世纪文学中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马铁奥是科西嘉岛上一个强悍粗犷的农民，他为人豪爽，重义气，在当地赢得了好汉的名声，甚至也得到那些被政府追捕不得不逃遁山林的“匪徒”的信任。某天，他外出未归时， 一个“匪徒”逃到他家，被他的小儿子收容藏匿了起来，官兵追到，以金表引诱孩子，使他交出了这个逃犯。马铁奥回到家里得知此事后，为了洗刷不义，亲手处死了自己的独子。马铁奥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那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发散出一种淳朴豪迈的气息，梅里美怀着明显的赞赏之情来描写这个人物，特别肯定了他那种以不法者之间的“义”来对抗法律，对抗国家机器的精神和他为忠于这种“义”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非凡品德，体现了梅里美自己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大不相同的政治标准。接着发表的《查理十一的幻觉》通过神怪故事的情节再现了18世纪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被刺案件的审判场面。在这里，鬼怪小说的手法把封建时代的宫廷生活、专制王权下的阴谋案件描写得十分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正是通过那充满了鬼怪和鲜血的封建时代画面流露出来的。短篇《勇克棱堡》叙述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克俄国固守的一个堡垒的经过，描写出帝国时期法国士兵的英勇善战和乐观精神，表现出作者在丧权辱国的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对拿破仑帝国的怀念。在《一赌失足千古恨》中，梅里美又以欣赏的态度写出拿破仑时期一个青年军官的形象，他是一个颇有豪士之风的人物，任何人有困难求助于他，他莫不倾囊相助，但在一次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体面”和外国人进行的赌博中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他为此而内疚得几乎自杀，他在与英国舰队的海战中宁肯战死也不投降敌人，最后英勇牺牲。梅里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所描写的这些正面人物所属的时代和社会阵营以及他们身上的特点， 正表现了梅里美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批判倾向，而且，也是复辟时期流行的拿破仑崇拜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映，这种思潮明显地具有与复辟王朝相敌对的性质。
这一时期梅里美最具批判意义的作品是《达芒戈海上喋血记》，这篇小说揭露了复辟时期贩卖黑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几内亚的土豪人贩子达芒戈向法国船长勒杜卖出了一批黑人同胞后，自己也被勒杜劫持成了奴隶。在勒杜把他们运回法国的途中，达芒戈在船上发动黑奴起义，杀死了勒杜和全体船员，但因不会驾驶海船，妻子和全体黑奴都覆灭在海上，达芒戈一人被救出后不久也抑郁死去。
作者把法国殖民主义者贩卖黑人的罪恶活动极其残酷、狡诈的手段作为小说揭露的主要内容。在达芒戈与勒杜船长成交的场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者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和最为可耻的诈骗：这些从非洲内陆的各地被劫持来的黑人，像牲口一样被驱上了奴隶市场，一百六十多个黑人，勒杜只付给一些破破烂烂的物资作为代价，有的老人和妇女每人只值一瓶烧酒，有的甚至只值一杯烧酒。即使如此，勒杜还刁钻地抱怨黑种人退化了，以此作为借口竭力压低价格。作者对贩奴船“希望号”和船上奴隶非人生活的描写，更是充满了最辛辣的讽刺：勒杜船长“绝没有守旧的精神”，因为他把最新的科学技术用于禁锢黑奴，船上的手铐和铁链都是“按照某种新方法制造出来的”， 整个“希望号”的结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装奴隶。因此，在六个星期以上的航程里，黑奴在船上只能拥挤地坐在一起，连伸腰的空间都没有，在勒杜看来，这完全正常：“他们有什么站立的必要呢？”“到了殖民地他们只会站得太多的 ！”勒杜有时也“讲点人道”，他声称：“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是人呀 ！”因此，他要维持这些黑奴在途中的健康，办法是每天让他们戴着镣铐出来“跳舞”“玩耍”，用皮鞭驱使他们在甲板上蹦跳，就像“马贩子驱使那些圈在船上做长途远航的马匹踏足一样”。通过对19世纪这些贩奴新技术的描写，梅里美把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尖锐地讽刺这些技术“正大可表示欧洲文明的优越”。他还把揭露扩大到政府当局的身上，在不止一个地方以暗示性的描写，使读者看出黑奴贩子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在法国海关当局的默许下进行的。《达芒戈海上喋血记》在不长的篇幅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提出了19世纪资产阶级时代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活动与非洲黑人的悲惨处境，而且，在作品貌似冷静的形象描写之中，深深地渗透着作家的愤慨之情，这在当时的文学中是不可多得的。然而，梅里美在作品中的思想高度，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他当然不可能看出黑人解放的途径，因而，作品笼罩着一种悲观甚至绝望的气氛，过多地渲染了黑人的蒙昧与落后，最终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一个白种“文明人”的偏见。
1830年七月革命后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是《高龙巴》和《卡门》。
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出发到西班牙旅行，革命的爆发并没有中止他在异国的游历。作为这次游历的收获，他写了三篇关于西班牙风俗人情的报道：《斗牛》《一次死刑的见闻》和《强盗》。在这里他对政治社会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完全像一个猎奇的游客，以鉴赏的态度把当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斗争的西班牙，仅仅描写成一幅轻松有趣的图画。在作者笔下， 流血事件并不可怕，像儿戏一样，死刑的执行也不残酷，似乎还颇有人情味，强盗没有一个是凶残的，他们不过像恶作剧的顽童，甚至有些可爱。虽然作者避开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但是却的确从西班牙风土民俗中发掘了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沾染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恩怨分明和不计功利的风气等等，并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和调侃的笔调加以描写，奠定了这三篇报道独特的基调。这种基调后来又进一步在梅里美第二阶段的中短篇小说中发展为一种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叙述粗犷强烈、震撼人心的事件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班牙之行的确是梅里美第二阶段创作的起点。
梅里美后阶段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决定于梅里美在七月革命以后阶级地位的变化。七月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也中止了梅里美在复辟时期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创作灵感。他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也有了变化，他不再是当局的反对派，而是与七月王朝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有朋友在政府里担任要职，而且自己也成了政府官员。因此，他也不再从新的银行家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中汲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素材，他的创作量较之1829年至1830年有了锐减。而且，在这一时期，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远离现实的政治，有意把作品的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降到最低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1837 年写的《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一个青年在结婚前夕无意中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铜铸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这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闯进了房间把青年活活地勒死。小说的表现手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主题抽象，只具有某种含糊的唯美主义的寓意，作者似乎要说明美是认真而严肃的，它要求人对它绝对忠实。尽管梅里美后阶段的小说缺乏对现实的针对性，但是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发展了在《马铁奥》和西班牙书简中的主题，在著名的小说《高龙巴》和《卡门》中追求某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立的强有力的个性和资产阶级道德体系之外的人物形象，在银行家统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别开生面。
《卡门》（1845）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它叙述了文学史上一个极富有特点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了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故事以平易而引人入胜的叙述开始：1830年初秋，“我”在西班牙进行考古活动，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个剽悍的青年，他是当地著名的大盗唐·何塞。幸亏有了“我”的帮助，唐·何塞在途中得以逃脱了官兵的搜捕。分手九个月以后，“我”再见到唐·何塞时，他已经是一个死囚了：他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卡门， 自己也投官自首。在赴死之前，他向“我”讲述了自己与卡门的爱情悲剧。
唐·何塞原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青年，在骑兵团当伍长， 担任塞维勒城一个工厂的警戒任务。一天，一个名叫卡门的女工在吵架中砍伤了自己的同伴，由唐·何塞押送她进监狱。卡门是一个容貌妖艳、性格泼辣的年轻吉卜赛女人，属于一个走私集团，专事刺探消息、充当耳目，公开的职业和身份从不固定， 以巫术和美色行骗是她惯用的手段。在去监狱的路上，她引诱唐·何塞放她逃走。唐·何塞因此受到降级处分，并在监牢里关了一个月。出狱后，唐·何塞又遇见了卡门，卡门为了报答他， 成了他的情妇。但卡门犯罪的职业和她放荡的品性，又使她经常与别的男人勾搭。在一次争风吃醋时，唐·何塞失手杀死了一个军官，成为法律所不容的杀人犯，他在卡门的帮助下参加了她的走私帮。不久，卡门原来的丈夫加西亚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在他的带领下，这个走私帮更堕落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帮。唐·何塞因为憎恶加西亚的残酷，也因为要独占卡门，所以在决斗中杀死了这个恶徒，并劝说卡门和他离开西班牙到美洲去过新的生活，但为卡门所拒绝，他只好继续干着走私的行业。不久，卡门又另外爱上了一个斗牛士，这导致她和唐·何塞感情的破裂。唐·何塞哀求卡门继续爱他，被卡门断然拒绝，他盛怒之下把情妇砍死，自己也去自首，准备一死。
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只不过是一个混杂着罪恶的情杀案。主人公卡门不属于文学史上那种窈窕淑女或高贵命妇的人物体系。她是一个邪恶的人物。她的职业就是犯罪，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有钱财可以偷可以抢，就成为她狩猎的对象。任何道德原则对她都是不存在的，唯一的原则就是有利可图。“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可以建立起一种友谊”，但在她身上也是行不通的，小说中“我”对她的善意，并没有妨碍她使这个外国考古学家怀里的金表不翼而飞。她进行抢劫和偷盗惯用的“武器”是她的色相，她为了走私帮谋一笔大买卖，可以以卖身为代价。在这方面，她与娼妓没有多少区别，甚至比娼妓更为可怕，她的卖身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不仅要夺去对方的全部钱财，而且还有对方的生命。邪恶的生涯带来了她身上邪恶的特点：狡诈、欺骗以及某种程度的残忍和厚颜无耻，即使是对她如醉如痴的唐·何塞也称她为“妖精”，她也承认自己就是“魔鬼”，会害得唐·何塞“上绞架”。但是，卡门并不单纯是一个邪恶的形象。她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她具有一些“恶” 的特点，梅里美却力图把她表现为一朵“恶之花”，赋予了她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她与周围的环境鲜明地对照起来。她自觉地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声称自己“不属于这些恶棍的专卖烂橘子的商人国家”。她对这个异己的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往往以触犯它们为乐事，还经常对那些不敢越出这些规范的庸人作风加以嘲笑。唐·何塞在还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化外之民”的时候，就被她揶揄地称为“金丝鸟”。她对这个青年的循规蹈矩表示轻视，说：“你是一个黑奴，愿意让别人随便拿一根棍子来驱使你吗？”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的形象，她以“恶”的方式来蔑视和反抗这个社会。她又是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能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和忠于自己。在她看来，“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她说：“宁可把整个城市烧掉而不愿去坐一天的监牢。”她力图保持自己个性的绝对自由，不受任何道德原则、习俗偏见的限制。她经常声称自己以吉卜赛人的方式来行动，也就是按自己的本性来行动。因此，忠于自己成为她特有的道德原则，当她爱唐·何塞的时候，她情愿在危急的关头与他共患难，一步也不离开；但当她对唐·何塞的爱情终止后，任何劝说和威逼都改变不了她的决定， 即使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她也始终不让步。于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坚持个性自由和忠于自己的原则，就成为卡门这个人物最突出也最吸引人的标志。这是她在精神上优越于很多爱情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所在，也是她成为文学史上最吸引人的一个艺术形象的原因。
《卡门》作为一篇爱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之所以特别有名，一方面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资产阶级文学中爱情故事的俗套， 竟然把一对情人的感情风暴描写得那么强烈可怕，以致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明显地赞赏了资产阶级作家经常向往的那种粗犷强烈的“激情”，别开生面地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爱情描写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典范，因而引起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广泛重视。但在我们看来，小说的价值却在于作者赋予了这个爱情故事以较深的社会意义，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冲突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男主人公唐·何塞本来和卡门是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他从和卡门相对立的社会阶层中出来，他的思想和愿望都打上了这个阶层的烙印。虽然他已经破落，但他以自己的贵族血统自豪。他本来要通过教会的道路向上爬，只不过因为游乐成性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当上了伍长，一心想逢迎上司以获得警长的臂章，还幻想当上军官。他循规蹈矩，从不敢越出自己作为国家机器一个小部件的职守和规范，他之所以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道路，成为社会的逃犯，并不由于他具有反抗性，而只因为他更爱美色，在美色之前身不由己，不仅再没有意志力去坚持他的功名打算，而且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与卡门串通一气，卷入了她的非法活动，最后成了杀人犯。虽然他从原来和卡门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营垒中走了出来，与她为伍，然而身上毕竟还带着社会和传统的羁绊，这种羁绊始终和他的处境发生矛盾冲突，使他不甘心于这种非法的生活，念念不忘自己成了“坏蛋”，想要“重新做人”，而不像卡门那样认为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因此，在卡门与唐·何塞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生活理想、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是非标准的矛盾。唐·何塞在迷恋之中又经常对卡门看不惯。他像那个社会里有攒财习惯的庸人一样，看卡门把金钱视为身外之物，任意挥霍，就不免有些诧异。他身上还有道德廉耻的影子，对卡门在行劫和行骗中不择手段，不时感到愤怒。卡门声称“自己永远是自由的”，这条原则他当然不能理解，也绝不承认卡门那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要实行阶级社会中形成的那种男子对妇女的专横。卡门早就看出了自己和唐·何塞之间深刻的矛盾，也了解他们双方都是各自的原则和观念的固执的坚持者，因而也早就预感到他们会同归于尽。事实上，这一对男女最后悲惨的结局，正是两种观念、两种生活态度激烈冲突的必然结果。《卡门》既具有了这样的社会内容，也就不流于简单庸俗的情杀故事，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这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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