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术是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整理记忆方法的历史影响了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科学的历史。本书探索的记忆的艺术不仅开启了观察西方文化的宏大格局，也界定了悠远文明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源起。
入选兰登书屋当代文库二十世纪百大经典
现代英语世界人类掌握记忆术历史的开山之作
与杳渺的先知对话，
使那些渐渐消逝的智慧
更易于被现代人理解。
有关记忆的经典作，目前为止关于记忆术历史很好的参考书，人类根本又难以捉摸之能力的养成历史记述。 古希腊人开创许多门艺术，其中包括了记忆之术。本书所讲述的正是这门被遗忘的神秘的古代希腊技艺。记忆是一项伟大而美好的发明，人类根本却又难以捉摸的能力，对学习与生活永远有用。 作为现代英语世界整理记忆术历史的开山之作，本书从经典记忆之术的三个拉丁源头，到古希腊、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科学方法，触及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科学的历史，细查这些深渊历史的相关性，不仅开启观察西方文化的事业，也界定了幽远文明的重要发展。本书系兰登书屋当代文库(Modern Library)二十世纪百大经典之一，也是近代首本有关记忆之术的英语专著。
弗朗西斯·叶芝能够与杳渺的先知对话，她使那些渐渐消逝的智慧更易于被现代人理解。
耶鲁大学研究员、德国洪堡大学教授，约翰·迈克尔·克鲁伊斯
序言
本书探讨的话题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很少有人知道，希腊人除了开创多门艺术科学，还开创了记忆的艺术。记忆的艺术像他们的其他许多艺术一样，传到了罗马，后来融入到了欧洲的传统文明之中。这种艺术设法通过在脑中深刻烙印场景和形象的技巧来记忆，常被归类为一种记忆术（mnemotechnics）。记忆训练在现代社会似乎已是一种不太重要的人类活动，但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记忆训练却至关重要；并且，在记忆中操控各种意象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整个心灵。此外，一种使用当时建筑作为其记忆场景、以当时意象作为其记忆形象的艺术，也会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经历古典、哥特和文艺复兴等不同阶段。虽然这门艺术自古迄今离不开各种记忆技巧，并以此奠定这门艺术的研究基础，但是对该门艺术的探讨却不能仅限于这些技巧的历史。据希腊人说，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Mnemosyne）是众缪斯之母；要探索这一最根本且最难以捉摸的人类技能的历史，我们必须潜心深究。
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始于15年前，当时我充满希望地想要理解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有关记忆的著作。1952年，我在伦敦大学的沃尔伯格学院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展示了从布鲁诺《概念的影子》（De umbris idearum）中发掘的记忆系统，两年以后，在1955年1月，朱力奥·卡米罗（Giulio Camillo）的记忆剧场也在沃尔伯格学院的讲堂上被展示。这时我已意识到卡米罗的记忆剧场与布鲁诺、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记忆系统，以及罗伯特·弗洛德（Robert Fludd）的剧院系统之间有着某种历史联系，但在课上只做了粗略的比较。这些貌似微小的进展使我备受鼓励，我开始撰写以西蒙尼戴斯（Simonides）为开端的记忆的艺术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成果形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西塞罗的记忆术》（The Ciceronian Art of Memory），发表于意大利，被收录在纪念布鲁诺·纳迪（Bruno Nardi）的研究文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Medioevo Rinascimento，1955年，佛罗伦萨）里。
此后，我碰到一个难题，使得研究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理清中世纪时记忆术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认为在记忆中使用图留斯（Tullius，西塞罗的本名）的空间和形象的行为是一种道德和宗教的责任？经院哲学推荐记忆术作为其基本美德之一，即审慎之德的一部分，记忆术这个词的含义似乎没有完全包含这层意思。我开始慢慢地明白，中世纪可能是将美德和邪恶的形象作为记忆的形象使用，这些形象根据古典规则形成；或者是将但丁的地狱分层作为记忆空间使用。我试图解开古典艺术在中世纪转型的疑团。1958年3月，我在牛津大学中古时代研究学会做了古典记忆术在中世纪（The Classical Art of Memory in the Middle Ages）的主题讲座，1959年12月，我在沃尔伯格学院做了修辞与记忆术（Rhetoric and the Art of Memory）主题讲座。这些讲座的部分内容被收录到了本书的第4章和第5章。
但最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巫术或玄秘术式的记忆系统是怎么回事？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中世纪时哥特式的人工记忆，但为什么当时会重燃记忆术的热潮，并以奇特的形式载入卡米罗、布鲁诺和弗洛德的文艺复兴系统之中？我重新从头研究了朱力奥·卡米罗的记忆剧场，意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玄秘记忆术的背后，潜藏着同一时代赫尔墨斯神秘主义传统的推动力。显然，我必须先完成一本有关这一传统的书，然后才能讨论文艺复兴时期的记忆系统。我的另一本书《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神秘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odition，伦敦和芝加哥，1964年），它奠定了本书中文艺复兴时期各章背景的基础。
我原本以为可以将卢尔主义（Lullism）排除在本书之外，另做研究，但是很快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可能。虽然卢尔主义并不像古典记忆术那样源自修辞学传统，而且它的程序也大不相同，但它有一个层面是属于记忆术的，并曾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古典艺术融合，甚至被混为一谈。第8章中对卢尔主义的阐释基于我的两篇文章：雷蒙·卢尔之术：通过卢尔的元素理论进行研究的方法（The Art of Ramon Lull: An Approach to it through Lull抯 Theory of the Elements）和雷蒙·卢尔与约翰·斯科特斯·埃利杰纳（Ramon Lull and John Scotus Erigena）两篇文章，依次发表于《沃尔伯格与考陶德学院学报》，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VII（1954年）和XXIII（1960年）。
有关记忆术的历史，在现代英文著述中尚属空白，其他语种的著述与文章也极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主要参考资料只是一些古老的德文专著，以及之后1936年豪伊杜（H. Hajdu）发表的研究和1937年福尔克曼（L. Volkmann）的研究。1960年，保罗·罗西（Paolo Rassi）的《普世之钥》（Clavis universalis）出版。此书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是一本对记忆术进行历史研究的严肃论著，包含了大量的资料，讨论了卡米罗的剧场、布鲁诺的著作、卢尔主义以及其他很多内容。这本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特别是其中有关17世纪的部分，虽然它与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我参考了罗西的众多文章，还有塞萨雷·瓦索利（Cesare Vasoli）的一篇文章。其他对我特别有帮助的书分别是卡普兰（H. Caplan）版的《献给赫伦尼》（Ad Herenium, 1954年），豪厄尔（W.S. Howell）的《英国的逻辑和修辞：1500年~1700年》（Logic and Rhetoric in England, 1500?700, 1956年）；翁（W.J. Wong）的《拉姆斯：方法和对话录的衰败》（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1958年）；贝利尔·斯莫利（Beryl Smalley）的《英国托钵修士与古代遗物》（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1960年）。
虽然本书中采纳了一些我以前的研究成果，但这是一本全新的书，过去两年里，我重新撰写，拓展出了新的方向。曾经模糊不清的部分被我一一梳理成型，特别是记忆术与卢尔主义、拉姆斯主义以及方法论兴起之间的关联。另外，这本书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最近才涌现的。它就是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可以追溯到弗洛德的剧院系统。记忆的艺术这座想象的建筑，使一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殿堂，在人类的记忆中重生。
正如我的那本《乔达诺·布鲁诺和赫尔墨斯神秘传统》一样，此书旨在将布鲁诺放回历史背景中，纵览我们的全部传统，特别是要通过研究记忆的历史，弄清楚布鲁诺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其本质何在。我试图在这个重大的课题中开辟道路，但是我所勾勒的每个阶段的轮廓，都需要更多研究的补充和修正。这是一个极为渊博的研究领域，需要众多学科的专家的共同合作。
现在这本讨论记忆的书终于完成了，想起已故的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我的心中无比悲伤。她在本书写作的早期就阅读了我的草稿，并与我讨论，随时关注我的进度，鼓励我，批评我。她浓厚的兴趣和尖锐的批评总是激励着我。她认为心智图像、图像激活、通过图像掌握真实记忆术中一直存在的这些问题与阿比·沃尔伯格（Aby Warburg）关注的问题很接近。我是通过她才知道沃尔伯格的。这本书是否达到了她所希望的高度，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在我正要将前三章送去给她看时，她已病倒，来不及看到书稿。我以此书纪念她，并深深感激她的友谊。
我也深深感激伦敦大学沃尔伯格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院长冈布里奇（E.H. Gombrich）对我的研究总是给予鼓励，我的很多成就都要归功于他的智慧。也是他将朱力奥·卡米罗的《剧场观念》（L扞dea del Theatro）交到我的手里。我与沃克（D.P. Walker）进行过无数有益的讨论，他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专业知识对我一直很有帮助。他阅读了我的早期草稿，也阅读了这本书的全稿，并帮助我检查了译文。我还与特拉普（J. Trapp）讨论修辞的传统，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书目的信息。在插图方面，我请教了埃特林格（L. Ettlinger）。
所有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都非常耐心，帮我寻找书。照片收藏部的员工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感激希尔加思（J. Hillgarth）和布林米尔（R. Pring-Mill）在卢尔研究方面的帮助。我的姐姐叶芝（R.W. Yates）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阅读了我写的每一页文字。她的反馈非常有益，她聪明的建议在修改过程中帮了我大忙。她总是充满幽默，在众多方面都能给我极大帮助。最重要的是，她为书中的示意图和插画贡献良多，为我绘制了卡米罗剧场的平面图和弗洛德式的环球剧院素描。重建环球剧院主要是她的功劳。我们合作密切，根据弗洛德剧院系统重建环球剧场，是一次难忘的愉快经历。本书欠她的感激最多。
我一直借用伦敦图书馆，对他们的员工我深表感激。同样要感谢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及其员工，还有伯德雷恩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的伊玛纽学院（Emmanvel College）图书馆。同时还要感谢以下国外图书馆：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米兰安布洛其亚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威尼斯马奇安那图书馆。
我还要感谢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馆长、卡尔斯鲁厄的巴登图书馆馆长、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馆长、罗马卡萨纳特斯图书馆馆长，伦敦国家艺术馆馆长，感谢他们允许我复制他们收藏的珍贵影像和模型。
弗朗西丝·叶芝
于伦敦大学沃尔伯格学院
弗朗西丝?叶芝(Frances A. Yates)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伦敦大学华堡学院，并荣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以及大英帝国二等女爵士(Dame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等尊衔。另著有《布鲁诺与赫米斯知识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 以及《玫瑰十字启蒙》(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197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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