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說明
二○一五年七月，四卷本《酉陽雜俎校箋》正式出版，原以爲這種面向學術的小衆之書，很快會被紛繁的大衆圖書市場所湮没，朝華夕拾，遽歸寂寥。孰知一切出乎意料之外，這樣一部在學術上十足冷僻，在篇幅上又嫌繁多的書，竟然在一年多的時間内，連番刷印四次，印數已然過萬。若原作者段成式在天有知，恐怕也會受寵若驚吧。與此同時，因爲箋注本卷帙偏多，也有讀者呼籲最好能另行出版一種白文點校本。中華書局遂決定，在箋注本基礎上，化繁爲簡，精益求精，重新整理一箇白文本，並編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閲讀需求。這便是在箋注本多次刷印之後，又返回原點，再作一箇白文點校本的有趣緣由。
在此前出版的箋注本《前言》中，對段成式的出身、生卒、仕履、性格、偏好、爲學、交遊諸多方面，乃至《酉陽雜俎》一書的創作初衷、著述過程、學術價值及其版本源流，已有過較爲翔實的考論，這裏不擬再作簡單的重複。現在祇想就段成式的人格養成及其魅力，以及《酉陽雜俎》漸次成書的變遷過程兩箇方面，再作簡要的補充和闡述。
段成式（八○三？八六三）字柯古，祖籍齊郡鄒平（今屬山東），自稱東牟（今山東蓬萊）人（見本書續集卷五寺塔記序）。又以其先人墓塋在荆州，亦有稱之爲南郡（今湖北荆州）人者（《舊唐書李商隱傳》）。其父文昌（七七三八三五）字墨卿，穆宗朝曾爲相，文宗朝則以使相歷鎮淮南、荆南、西川，封鄒平郡公。段成式自身最早離家任職的記録，見本書續集卷四貶悮：「予大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此時他已二十五歲，先此則未見他有科考登第之事，大抵跟隨父宦遷徙京、蜀兩地。在浙西幕府不足一年，又回到乃父任所，流轉於揚州、荆州、成都、長安等地。直至其父大和九年（八三五）卒後，成式始以父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算下來，他此時約當三十五六，已近不惑之年。嗣後，先則「職於京洛」，後則出爲吉州、處州、江州刺史，所在多有善政。其間亦嘗寓居襄陽，與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温庭筠（八一二？八七○？）等以詩書自娱，詩風綺麗，號爲「三十六體」，遂成爲晚唐詩壇的一大佳話。
成式出仕之前，漫漫三十餘年，正是其人格養成並當大展人生鴻圖的時段，然而一箇明顯的事實是，他在而立之年前後，似乎無意於仕進，這讓人深惑不解。史傳從不言他有參預科考之舉，莫非因爲其父曾有所禁制？非也。以其年少「多禽荒」，其父文昌誡勸之不遺餘力。莫非是其才力不逮？亦非也。他在其父力勸之後，依然遊獵郊野，獵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其「藝文該贍」若此，連其父都不勝驚詫，又豈能與癡愚才盡之輩等量齊觀。
那麽，段成式之一生究竟欲以何種面目昭顯於世呢？箋注本《前言》曾就前賢所説揣斷爲五點：（一）少好馳獵，放達好奇。（二）研精苦學，博聞多識。（三）出處自適，爲政有善聲。（四）嫻於文學，尤精駢儷。（五）該悉内典，酷好小説。這五點自然是事後諸葛亮之論，其中儘管也能些許透露成長的痕跡，但極難據此分辨出其不同的人生階段。如果偏重其早年而言，我認爲最緊要，也最令人感動的，還應該是他特立獨行的性格和無比强烈的求知欲望。如上文所説，他以貴公子出身，卻無心科考折桂，這恐怕就是他的一箇不同於流俗之處。再看他的求知欲望與信條：其一，本書前集卷八：「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其二，《舊唐書》本傳：「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閲皆遍。」其三，南楚新聞：「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强記，每披閲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其四，本書卷首《自序》：「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人『南淇之奥』，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恠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恠小説之書也。」段成式以一事不知爲恥，精通儒釋道三教，尤傾情於志恠小説的爲人爲學觀念，已經衆所周知。
再來説《酉陽雜俎》的成書過程，箋注本《輯佚》部分的按語中，曾引據《新唐書》、《宋史藝文志》一併著録《酉陽雜俎》三十卷和《廬陵官下記》二卷，指明「二書性質大略相同」，又據元、明以來書目中已不載《廬陵官下記》的事實，推斷後者之「佚文當已爲輯佚家闌入酉陽雜俎一書」。所録佚文，則收録有「處士許畢」事，指明其取自《説郛》（涵芬樓本）卷三六引《酉陽雜俎》「語録」條，並引宋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段太常語録後》：「此卷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説明《廬陵官下記》二卷，其上卷又稱《語録》，且《語録》之文字後來也已併入《酉陽雜俎》。至於《語録》、《廬陵官下記》、《酉陽雜俎》三者，是否標誌着《酉陽雜俎》漸次成書的三箇具體時段，當日尚未作深入討論。不久前，承周勳初先生惠賜大著《鍾山愚公拾金行蹤》（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版），有幸拜讀其中《酉陽雜俎成書考》一文（原載《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不禁茅塞頓開，油然生感。周先生徑直將酉陽雜俎的成書過程分爲三步走：「第一次編集：《語録》」，「第二次編集：《廬陵官下記》」，「第三次編集：《酉陽雜俎》」。這樣做脈絡簡捷清晰，其判定也似有其充足的合理性，畢竟《語録》與《廬陵官下記》二者合爲一集而改稱廬陵官下記，有宋人的目驗證據在，今人不容生疑。止是第三次《廬陵官下記》與《酉陽雜俎》的合集，究竟是段成式親手所爲，還是唐、宋以後人所爲，史無明文，恐難遽作結論，因爲二書在宋代依然各自單獨行世，宋人所編類書亦有《廬陵官下記》與《酉陽雜俎》同時並引者。因此，我大體上贊同周先生的卓見，惟對第三次編集的真相猶存疑問。
本書既然是《箋注》本的一箇簡本，則其遵行的校勘原則與箋注本自無二致，這裏不妨將箋注本有關例言改寫如下：（一）本書以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八）李雲鵠校本（即趙琦美脈望館刻本，一九三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據此本縮印）爲底本，以明初陶宗儀輯説郛本（一爲張宗祥重校本，簡稱涵芬樓本；一爲清順治宛委山堂本，簡稱四庫本）、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毛晉汲古閣輯刻津逮秘書本（簡稱津逮本）、清嘉慶十年（一八○五）張海鵬照曠閣輯刻學津討原本（簡稱學津本）爲通校本，並以《太平御覽》、《太平廣記》、《類説》、《歲時廣記》、《續博物志》等宋人類書爲參校本。（二）本書底本原署「明四川道監察御史李雲鵠校」，原本行間小字校語當屬李氏的筆録。其校但云「一作某」，不言所據。今經覆案，知其一作大多得自廣記一書，然亦有少數校語未能覓得來歷。此次重校，凡已檢得李校出處者，一律按新證據出校，李校也便自行消亡；凡未獲新證者，依舊保留李校，冠稱「原校」，以與新校相區别。（三）校改底本文字一律從嚴，凡所校改，必詳列版本、書證依據。通常認爲字有可疑，事可再議者，若無版本、書證可採，則視同「義可兩存」，止注異文，不輕改原文。
這箇白文點校本雖説是箋注本的一箇簡本，但絶不是箋注本的簡單重現，後出轉精乃是本書的最大愿望。也許天遂人愿，因爲排除了箋注所帶來的紛擾，一心一意細讀原文，結果還真有了不少新的發現。譬如前集卷四「突厥之先曰射摩」條，四見「阿」之名，三處作「阿」，一處作「呵」，此爲同一人，箋注本出於謹慎，仍保留了異稱，其實徒增事端，今則統一爲「阿」。再如前集卷六「咸陽宫中有鑄銅人十二枚」條，原文：「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箋注本引《西京雜記》，明言「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此處「内有繩」者顯非上句之空管，箋注本太過拘泥，未直接補出底本之脱文，今則據《西京雜記》在「内有繩」前補「一管」二字，以更切近段成式原書之實。又如前集卷二十肉攫部「白」條，原作「白鴿」，諸本並同，箋注本雖按鷹鷙之屬出注，但對「鴿」字未加校改。今日讀來，鷹鷙與白鴿一無關聯，「鴿」字當是下文所説「羅鳥」、「羅麻」之「」字訛文，「」同「鶻」，今亦據此而改之。諸如此類，讀後自可了然。總之，這箇白文點校本不完全是箋注本的影子，還是另下了一番功夫的。
説過以上有關點校則例的具體事項，還想就操辦這箇白文點校本的實際工作情況作一箇説明。去年，中華書局約辦此事時，適逢我有其他事情尚在進行中，一時不得空閒。經過協商，決定此事分階段推進，先期可以按照點校本的要求，將箋注本化繁爲簡，這一工作便交由小女許桁來完成，先期完成初稿。然後再由我來通讀初稿，提出具體修改意見。最後階段的結稿工作，仍由許桁獨自完成。經過緊張的工作，現在稿子行將殺青，回顧整箇書稿的重編過程，我儘管没有大的驚喜，也還是感到滿意的。許桁在工作中很認真，仔細分辨校語與箋注的區别，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校勘的完整性。隨着工作的日漸深入，慢慢也學會了發現問題，進而修正問題。譬如她曾提醒我，爲什麽箋注已提供足够的書證，而原文中的脱衍誤倒之處有改有不改？這使我立刻驚覺，重新考慮了校改的分寸和體例統一問題，從而讓白文點校本的校勘質量有了新的提升。通過這次做整理助理工作，我感覺許桁在專業學習的積極性和實際工作能力方面，都呈現出可喜的變化。
最後，這裏還要特别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孫文穎先生。孫先生在箋注本出版時，已付出過十分艱辛繁複和卓有成效的勞動，這次又和許桁一起，共商體例，規劃進度，審讀樣稿，嚴格要求書稿品質，充分體現了中華書局年輕一代編輯良好的學術素養和不斷進取的精神風貌，這一切都令我由衷地欽敬與感動。
許逸民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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