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年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曾被作为非法出版物被禁止拥有、出版和销售。《*危险的书》讲述了从1904年乔伊斯产生创作灵感开始一直到1933年《尤利西斯》大获成功的故事，整个将近30年的《尤利西斯》的历程扣人心弦、惊心动魄。
《*危险的书》是关于《尤利西斯》这部大百科全书伟大“命运”的交响曲。作为一部文学史的专著，史料的详尽和论证的扎实显示了作者学术水平的高度。此外，《*危险的书》突破了文学史的传统边界，进入了文化史的广阔天地，由此带来了开阔的视野。
序：现代的“命运”交响曲（节选）
薛忆沩
1913年年底的一天，旅居伦敦的美国诗人庞德向同时也旅居伦敦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打听，还有什么人的作品可以收录在自己已经接近编辑完成的“意象派”诗集里。年长庞德20岁的叶芝尽管当时还没有写出关于“可怕的美”的名篇，却已经是英语世界里的诗圣。而年轻的美国诗人怀着先知的敏锐和激情，正在酝酿着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文学革命。诗圣向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提到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爱尔兰文学青年的名字。那是一个在爱尔兰文学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名字。那是一个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家庭、祖国和教会的文学青年的名字。那是一个已经远离了一切文学圈的文学青年的名字。这是在英美文学界异常活跃的年轻诗人第一次听到自己将要发动的那场文学革命中头号革命领袖的名字。历史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年轻诗人为什么会没有丝毫犹豫。当叶芝还在纸堆里翻找着那位文学青年的诗作样本的时候，庞德就已经在打字机上敲打出了给他的第一封约稿信。
这是读者将在这本书的第3章里读到的细节。如果他（她）还没有忘记自己在这本书的第1章里读到的另一个细节，他（她）一定会感觉诗圣的推荐有点难以理解。那是诗圣与他推荐的文学青年第一次见面的细节。那是一次单独的见面：时间在11年之前，地点在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文学青年当时刚满20岁，刚从大学毕业，刚开始将让文学世界天翻地覆的孤独的攀缘，而诗圣当时已经37岁，已经跨越了至少两个创作上的高峰，甚至已经遭遇江郎才尽的惶惑和恐惧。谈话开始不久，诗圣就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文学青年左右开弓，穷追猛打：他嘲笑诗圣的爱国主义情结，他揶揄诗圣在文学上已有的成就和新近的探索，他甚至不屑诗圣对自己习作的夸奖和好评……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不是带着“朝圣”的敬畏而是带着“弑父”的忤逆走近自己祖国的文学巅峰的。（有意思的是，当事双方都不知道，再过30年，爱尔兰文学的巅峰会从餐桌的这边移到餐桌的对面，而且它还将升级为与整个英语文学的顶峰等高的巅峰。如果其中至少有一方知道这一点，这次见面的气氛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文学青年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细节的性质：它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见面，而是一场对垒：新的时代与旧的时代的对垒，未来的巅峰与当时的巅峰的对垒。而从头到尾，未来都牢牢地占据着上风。诗圣一路后退，一直退到了最后一刻。戏剧性的高潮就在那个时刻出现。“我今年20岁，你呢？”分手之前，文学青年突然再出奇招。早已经招架不住的诗圣终于方寸大乱。他当时的实际年龄是37岁，但是，已经倍受挫伤的自尊心让他顺势从自己的回答里减去了1岁。他虚报的年龄还是没有能够赢得文学青年的同情。“你太老了，”他说，“我已经无法再影响你了。”
诗圣后来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垒写下了一篇详细的回忆。艾尔曼在他最权威的乔伊斯传记关于1902年那一章里全文转录了这篇回忆，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在语气平缓的回忆中，心胸坦荡的诗圣甚至连自己虚报年龄的那瞬间的脆弱都没有掩饰。而在回忆的最后，诗圣显然也已经看到了事件的历史意义。他平静地写道：“年轻的一代正在敲响我的房门。”这种对“命运”的豁达态度显然是连接上面那两个相距11年的细节的桥梁。这样的豁达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肯定是很难理解的。但是，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神秘之处。这就是历史的神奇之处。而1913年正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革命之年，艺术和科学上的许多革命正在爆发或者即将爆发。詹姆斯·乔伊斯这个陌生的名字触动埃兹拉·庞德敏感的耳鼓的一刻，也可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
熟悉乔伊斯生平的读者都应该知道，隔断以上两个细节的那些岁月是将与莎士比亚比肩的天才文学道路上最黑暗的岁月。与诗圣第一次见面两年之后，文学青年带着刚刚得手的女人——他终生依赖的缪斯和现代派文学史上第一“夫人”的原型漂洋过海，开始了自我流放的生活。他置贫穷和孤独于不顾，直奔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他要“自由”和“完整”地表达自己，就像他笔下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一样。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最后，准备开始文学攀缘的斯蒂芬表示他不会继续侍奉他“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它的名称是“家庭”、“祖国”还是“教会”。
而在第二个细节发生的那一年，也就是青年艺术家自我流放的第10年，他完成于流放之初的《都柏林人》（他的第一部作品）还没有找到出版的机会。乔伊斯后来这样白描那漫无边际的黑暗：他说那十年之中，他的经历和金钱全都耗费在出版《都柏林人》的徒劳之上了；他说那十年之中，他给“110家报纸，7位律师，3个协会以及40家出版社”写了不计其数的信；他说那十年之中，“除了庞德先生之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那是足以毁灭所有天才的黑暗，那是足以吞没20世纪最耀眼的文学之星的黑暗……但是，诗圣向踌躇满志的美国年轻诗人提到了那个名字，那个曾经羞辱自己的文学青年的名字。紧接着，年轻诗人在打字机上敲出了给那个陌生的文学青年的第一封约稿信……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天才的“命运”中突然出现了破晓的晨曦。
如果说乔伊斯争取《都柏林人》出生权的抗争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个人奋斗，《尤利西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回家”之旅就是一场融汇着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及人性中各种因素的集体较量。这是一场善与恶的大较量，这是一场美与丑的大较量，这是一场真与假的大较量。“破晓的晨曦”还只是如同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中最初的那四个音节，还只是“命运”的敲门之声。接踵而至的是无数的进攻、反攻、佯攻、固守、伏击、迂回、撤退、包抄、增援、突围……马丁·艾米斯曾经盛赞《尤利西斯》“让贝克特显得沉闷，让劳伦斯显得平淡，让纳博科夫显得幼稚”。而这还并不是这部伟大作品的伟大之处。它的伟大之处是它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击陈词滥调的战争”。这是一场与将“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语）打得粉碎的世界大战同时爆发的战争。而它持续的时间却超过那场战争的一倍，它的烈焰不仅烧焦了“昨日的世界”，更是燃遍了新的大陆。但是，与那场终结自由和灭绝人性的战争相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维护人性和捍卫自由。那场战争留下的是不计其数的墓碑，而这场战争留下的是一座文学的丰碑和一座人性的丰碑。
《尤利西斯》用文学史上从没有过的虔诚、耐心和技艺记录下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全部的细节。它的“回家”之旅就像它的创作过程一样，也是一场与“陈词滥调”殊死拼杀的战争。这场战争同时在大西洋两岸展开，持续的时间两倍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作为这场特殊战争的最全纪录，《最危险的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20世纪的“命运”交响曲。这“命运”不仅仅涵盖一本伟大的书，也不仅仅涵盖一个天才的人，它还涵盖文学这神圣的事业以及“言论自由”这关乎人类存在意义的基本人权。
作者在这本书的鸣谢部分报称自己与乔伊斯“唯一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欠了很多债。这显然是谎称和虚报。读到一半的位置，任何一位读者都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与这本书所谈论的“最危险的书”的作者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想放过。而也许并不需要读到最后一章，任何一位读者都会得出结论，这本书的作者与“最危险的书”的作者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放过。《尤利西斯》是一部关于现代社会（也就是“上帝死了”之后的社会）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百科全书，而《最危险的书》是关于这部大百科全书伟大“命运”的交响曲。
作者简介
凯文·伯明翰，哈佛大学英语专业博士，目前在哈佛大学历史与文学系担任讲师，同时也在哈佛大学写作项目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二十世纪小说与文化、先锋派研究。他曾在都柏林一家《尤利西斯》主题酒吧担任服务员，但仅上岗一天就被突然解雇。
译者简介
辛彩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专业方向为英美文学，主要从事乔伊斯作品研究。
冯洋，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目前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英语系进行联合培养，专业方向为英美文学，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以及乔伊斯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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