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某部连长郭祥回家探望母亲，得知美帝在仁川登陆的消息，与战友杨雪一同提前归队。他俩是童年的伙伴，他暗中爱着杨雪，可是营长陆希荣骗取了杨雪的感情，还准备很快结婚。杨雪一心想上前线，陆希荣则认为是郭祥从中作祟。这时连里出了逃兵，原来是有名的调皮骡子王大发觉得革命已经完成，家乡又分了地，不能再让娘讨饭。郭祥关了他的禁闭。
　　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纷纷报名，王大发在团政委教育下也决心怀打败美帝不回家，团长邓军提前出医院归队。全团急驰龟城，决心打好出国**仗，可是陆希荣却命令部队向公路两侧散开，破坏了战斗部署。接着敌机来炸，郭祥忍不住用冲锋枪打，许多战士效法，打得敌机逃窜，陆希荣却要处分郭祥，团长邓军肯定了郭祥和战士们的积极防空。经过**战役，我志愿军终于稳定了朝鲜战局。
　　在后方形势也很严峻，地主富农造谣破坏，村支书消极怠工，许多贫雇衣又穷得卖掉了分来的土地，农村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上级及时号召试办农业社。前线战事加紧，麦克阿瑟吹嘘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倾全部兵力开展总攻势，我军节节抵抗并部署了第二战役，邓军的团全歼了李伪第七师，又奉命急行军140里阻止美军三个师向平壤溃逃，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造成了美军黑暗的十二月，结束了第二战役。
　　陆希荣到朝鲜后一贯表现不好，多次造成战斗损失，团党委决定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杨雪认清陆希荣的面目很是痛苦。陆希荣更伪造现场，自伤腿部，被清除出部队遣返回国。郭祥在战斗中英勇负伤，文工团女提琴手徐芳献血救活了他，伤愈后他又多次在战斗中立功。杨雪不幸在战场上被美国飞机夺去了生命。直到1953年7月郭祥的右腿被打断，被送回沈阳截肢，才离开了朝鲜战场。省委任命他担任家乡的县委书记，邓军团长带给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和志愿军一级成斗英雄的勋章，女友徐芳也赶来看他，他激动地迎上前去。

我是怎样写《东方》的
　　　　魏巍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艺术的反映。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个观点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没有生活怎么搞创作呢？你要说我们思想僵化也可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那些生活气息很浓厚的作品。哪怕技巧上稍许差些，但是生活气息很浓，我喜欢。当然艺术技巧上高一些更好了。相比之下，一些作品中技巧上还不错，但里面看不出有多少生活，甚至胡编乱造，这样的东西我不喜欢看，也不愿浪费时间。因为你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作品的生活底子很扎实。当然，艺术水平也要尽可能地高一些。可惜缺乏生活的作品现在仍屡见不鲜。可能概念换了一下，但是仍旧从主观出发，塞点材料进去。要写一部长篇，它要容纳多少生活呀，要容纳很多的生活，甚至你这个人一辈子的生活。

　　我萌生写《东方》的想法，是1952年第二次入朝以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访问了两个军、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还在一个营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此外，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时的平壤城。我所以进行这样大量的活动，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要具体地描绘生活，作家应当是使用语言的画家，像画家那样去写生。对生活无知，那是不行的。我感到对作家*可贵的是直接的、**手的材料，感性的材料。亲身经历*重要。凡有亲自经历的机会，一定要去亲历其境。你访问10个人，能有一个人给你谈得很具体就不错了，因为他不是作家，不可能说得细致入微。有一次我在阵地上正和别人谈话，吹来一阵小风，很小的小风，旁边一棵小树咔吧一下，脑袋就垂下来了，这是因为被炮弹皮削得就剩下了一点了。像这样的情景，靠访问是得不到的。战时的平壤城，我呆过半个月。整个城市就剩下一栋半楼房，也已被炸弹洞穿，到处是螺丝、碎钢筋、机器零件，残存的平房都被炸得斜着膀子，还没有倒下来。即使这样，街上还在广播着战斗歌曲，表现出特有的抗敌气氛，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像这些如不亲历其境，单靠访问别人不会告诉你。创作当然可以想象，但有些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比如我访问过一个朝鲜妇女，李承晚的自卫队活埋了她的孩子，对她说：你这个孩子到明年我就叫他发芽了。像这种语言，作者很难创造出来。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朝鲜战场上的汽车、火车，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那种样子。我们的汽车周身全是黄尘，挡风玻璃上有防止反光的防护板，两个小灯前还伸出半尺的东西遮光。汽车本身就像一个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你去看材料，战史上会给你写这些东西吗？另外，谈的东西很容易忘掉，看到过的、思索过的，才会在思想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魏巍（1920-2008） 河南郑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小说家。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魏巍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底，奔赴朝鲜前线，和志愿军一起生活、战斗。回国后发表了一批文艺通讯，其中《谁是*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从此，*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1978年，创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方》，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