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_聂顺新著_9787520360401

　　佛教官寺，即唐代通过皇帝诏敕在全国诸州统一设立、制度整齐划一、承担若干特殊功能的官立佛教寺院。佛教官寺既是唐代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唐代全国佛教寺院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在系统梳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既有研究中存在的缺失和不足，辨析了关于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的三种主要观点；研究了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的内容、执行及其意义；在辑考、系年和空间定位的基础上，对武周大云官寺、唐中宗龙兴官寺、唐玄宗开元官寺的制敕内容、设立时间、设立方式、制敕的执行力度、官寺的时空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归纳并梳理了唐代佛教官寺的四项主要特殊功能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揭示了佛教官寺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唐代官寺官观制度对北宋中国、日本奈良朝、朝鲜半岛高丽朝的影响。

　　本书的原型是顺新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即将付梓，我感到很欣慰。
　　我一直认为，博士论文，是一个学者走上学术道路的敲门砖。博士论文的水准，大致可以衡量其求学生涯的成败。有些人甚至做学问做一辈子，一直超不过其博士学位论文所达到的水准。
　　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个人认为，大体要够一个人吃十年。在这过程中，先是完成一个从学生到学者的转变。然后，踏上学术生涯，再不断地开拓，成就一片基业。
　　正因为博士论文的重要性有如此，所以我个人认为，一般来说，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博士生本人基本上是没有能力想得到的。以我本人而论，我硕士期间找了个选题《南北朝的佛教地理》，硕士毕业时，也有老师评价不错，觉得可以继续做成博士论文。然而谭其骧先生跟我说，这个题目当然也可以做，却还不够第一等重要——我理解，这个重要性当然是随时代而有所变化的，谭先生对我讲这句话是在1990年。因此，他建议我改做区域历史文化地理，也就是两湖（湖南、湖北）。后来这个题目，让我持续用功了十年。现在我有这样一碗饭吃，应该说是拜老师之赐。
　　顺新来跟我读研的时候，我正集中精力做中古的佛教地理。顺新自然也就朝这个方向努力。硕士期间，他做了一篇隋代佛教地理的论文练手。很长的一篇文章，做得很结实。因为成绩各方面表现突出，他没有做硕士论文，就直接硕博连读了。读博士后不久，我正考虑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选题，他自己就发现，唐代的官寺制度，非常有意思，而且前人研究不多，很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在试做一个单篇，先后通过北大史学论坛和本所历史地理青年学者论坛的匿名评审后，他信心大增，跟我商量，是否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实话说我开始有点犹豫。众所周知，我们做佛教地理的做法，一般是对寺院作一些统计分析，从来不跑到寺院里面去做什么探究的。2006年我参加在日本学习院大学召开的一个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参与的“隋唐时期东亚佛教的宗派意识”学术讨论会，报告之后的讨论中，多位年长的日本学者提议要注意研究中国的专宗寺院，我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顺新的这个视角，很显然相对于以往的佛教地理，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做这样的选题，当然有风险。但他一幅无所畏惧的样子，我也就同意了。
　　顺新本科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基础很扎实。毕业那年保送到本所来读研，面试时他的表现让所有在场老师眼前一亮。在读研期间，关于读书，他基本上没有要我指点。看看我、看看所里的老师们怎么做，他差不多就会了。每周我召集研究生到办公室来讨论一次，他的发言总是让人充满惊喜。毫不夸张地说，当这种人的老师，真是一种享受。
　　我经常对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好学生，其实很简单，做到两点就够：肯读书、能读书。一般人对于后一点可能还未免要故作谦虚一番，对于前一点往往当仁不让。其实，要让人觉得真正肯读书，谈何容易。从本质上，这句话不是用来表白，而是要做的。顺新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此点。他好学深思，早早就定下以学术为志业，从而下了大量从表面看不见的功夫。例如，史地所的培养比较偏重于专业，相对而言对于历史学的一些高阶功夫就要靠自己去潜心磨练。他为了培养做中古史的感觉，主动跟中古史的一些同行接触、学习。读研期间曾主动修选、旁听一些相关课程，还参加了一个北朝墓志的读书班。与此同时，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史、地相关领域前沿理论的强烈兴趣。以我的标准，这就是肯读书、能读书的满分表现。
　　他博三那一年，我去了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他不仅把自己管理得非常好，还把学弟学妹组织起来，延续我在国内时的习惯，每周讨论一次。在这过程中，他竟然把博论就做完了。结果我还没有回国，他就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2012年复旦研究生院评选的“学术之星”。稍后又蒙陕西师大同人青眼，让他到了陕西师大西北研究院工作。
　　在他博论的评审意见中，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佛教对于中古时期的重要性久已引人关注。不少学者认为，佛教堪称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重心。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历史学领域的成果还相当缺乏，其中关于制度史的探讨尤为稀少。而这些制度，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都极为深远。顺新选取唐代官寺制度展开研究，时当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的历史阶段，这一工作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即便对于当今的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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