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丛书·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_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Hochschild] 著，林春野译_9787520149990

这是一部全面的西班牙内战史著作，通过12个人物，其中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娓娓道来一个理想主义故事、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以及一项失败的崇高事业。

在1930年代至关重要的3年时间里，西班牙内战占据了美国和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志愿者蜂拥前往西班牙，帮助其民主政府对抗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发起，并受到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协助的右翼政变。这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局之战，但很快它被后者掩盖。今天，人们大多通过为数不多的几部经典作品铭记这场战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乔治??奥威尔的回忆录，罗伯特·卡帕的摄影集。不过，在《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一书中，亚当·霍赫希尔德向人们呈现了西班牙内战中，包括海明威、奥威尔在内的众多重要人物，并将他们引人入胜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完整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悲剧性与重要性。

在我们的共同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这场之前爆发的冲突的印象，但在当时，数千万美国民众都在专注地追踪有关这场战争的最新消息。战争进行期间，即1936年年中到1939年年初，这场在西班牙爆发的战争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次数超过了1000次——这超过了其他任何单一主题的头条数，不论“罗斯福总统”、“纳粹德国的崛起”还是“大萧条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都要甘拜下风。尽管美国政府固执地拒绝对西班牙进行干涉，许多美国人却深深卷入其中，且身影活跃在对垒双方阵营。例如，对美国志愿兵实施轰炸和扫射的纳粹飞机上的燃油来自得克萨斯，将它们出售给佛朗哥的，是一个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偏爱右翼独裁者的美国石油商人。

1960年代中期，我本人与这场战争初次产生了交集，当时，我是《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报社有两名年长的记者是亚伯拉罕·林肯营（Abraham Lincoln Brigade）的老兵，这是数支由美国志愿兵组成的部队的非正式称呼。我还记得自己曾经问过他们中的一个人如何回顾这场战争，当年他在西班牙开救护车。隔着发出噼里啪啦敲击声的手动打字机与电传打字机，和将报道传送给排字工的嘶嘶作响的空气压缩导管，他探出身体，用完全不像是编辑部开玩笑时常有的那种语气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我真的希望我们能赢。”

当然，西班牙共和国输掉了战争，这一失利无疑给此后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知晓一切将以失败告终的气氛弥漫在描写这场战争的最著名小说——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该书出版于佛朗哥获胜后的第二年。相比同时期的任何其他事件，西班牙内战所引发的“如果……会如何？”的问题都要更多。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卖给西班牙共和国它所反复迫切想要购买的武器装备会如何？这些装备有可能足以击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飞机、潜艇和军队吗？如果答案是能，那么希特勒还会将部队派往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其他一系列国家吗？造成数千万人死亡和无尽苦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可能得以避免吗？或者，它有可能会以某种不同的、规模更有限的方式展开吗？

几乎所有美国志愿兵都坚信，自己所参加的，是一场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前哨战。对于自身的正义性，他们也从未感到怀疑：毕竟，在美国对德日宣战的四年多以前，美国人还在何处遭受过纳粹飞机的轰炸呢？在另一个国家，许多人同样认为西班牙内战将成为那个时代的演武场。“我这一代人，”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写道，“将西班牙铭记于心……他们在那里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他还是会被击败，武力能征服人的精神，很多时候，勇气不会得到褒奖。”

这场西班牙爆发的危机中似乎蕴含着明确的道德因素。飞速发展的法西斯主义亟待受到挑战；若它不在这里受到挑战，又能在哪里呢？这，就是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志愿参战的原因。这，也是我会在几十年后看到林肯营老兵出现在1960年代捍卫民权或是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出现在1980年代抗议美国干涉中美洲事务的游行队伍中，满怀热情地振臂高呼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先后见过六名前志愿兵，并与其中两人成为多年好友。（直到写作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虽然仅在本书中短暂出现，雅克·格兰布拉特［Jacques Grunblatt］医生正是当年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发生的一次事故后帮我缝针的人。）你将在本书第一章中见到的夫妇，曾经就住在离我今天的住处几个街区以外的一栋我曾经路过上百次的楼里——那是1930年代，这位丈夫当时正在伯克利读研——这一发现，令我自己代入他们的视角变得更容易了。我们每个关心社会正义的人都需要政治先驱的存在，看起来，这些男男女女——大约有75名美国女性在西班牙做志愿者，大多数是护士——无疑正是政治先驱。

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与其他经历过1960年代的人同样强烈。任何人对一个时代和地点产生兴趣通常都来源于这样的疑问：我在当时会怎么做呢？我常常愿意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一样，会去西班牙。不过我也知道，故事还有它更黑暗、更不浪漫的一面。由于苏联是唯一向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的大国，它索取了大量回报。一些西班牙人成了约瑟夫·斯大林在冷酷地对付他那些虚虚实实的敌人时的受害者，而这正是他的专制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在一个最出乎我意料的地方，我曾见过警示世人他的多疑所引发的死亡的鲜活例证。1991年时，我正在研究一本有关俄罗斯人要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遗产的书。就在这一年，当苏联很快就要解体时，当局终于解除了对外国记者旅行地的限制。于是，我得以访问一个几乎从没有西方人去过的地方，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这座由摇摇欲坠的灰褐色混凝土建筑构成的偏远破败的城市曾经一度是将囚犯送往煤矿工作的古拉格劳工营的庞大网络的中心。离开市区几十英里，在一座荒凉的乡下墓地，冰雪长年累月的封冻与消融使那些简陋的自制金属十字架墓碑或歪斜或水平地散落在地面上。电线在它们上方穿过，废弃塑料袋和垃圾在中亚大草原持续不停的大风中四处飘荡。令我意外的是，许多墓碑上都刻着西班牙人的名字。

我了解到，苏联曾经接收过数千名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儿童。除此之外，内战结束后，停靠在苏联港口船只上的西班牙水手，以及几百名在苏联进行训练的西班牙飞行员无法回到祖国。同上百万苏联人一样，这些西班牙人当中的许多人成了斯大林疑心病的牺牲品。估计有270名西班牙共和国公民被送进了古拉格，许多人因饥饿、疲劳和冻伤慢慢死去。在我见到的这所公墓附近，至少有60人被关押在一座拥挤且被三面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围栏包围着的劳改营中。

我们要如何将西班牙内战的这两幅场景重合在一起？西班牙人抵抗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支持发动的政变的确是正义的。可是，是否因为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班牙共和国才注定难逃厄运？简而言之，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们是在与最坏的盟友一起为最好的事业而战。对此，他们有何体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如果你身处一场搏命的恶战中，你会奢侈到有工夫去操心自己的盟友是谁吗？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使我想要去探寻这段历史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

当年绝大多数来到西班牙的美国人都将自己视作共产主义者，我们若是不理解当时共产主义为何具备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及苏联为何对太多人来说就像一座希望的灯塔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在我的一个来自林肯营的朋友离开西班牙65年后，也是在他退出美国共产党45年后，在他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国际歌》。这首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歌曲；现在，它是几名努力回忆歌词的老人口中哼唱的曲子，也许，他们同时还在努力回忆着年轻时的梦想。

今天，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基本失去了市场，有时候，曾在它们彼此的支持者间爆发过的论战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中世纪的宗教争论一样遥远。同样烟消云散的，还有那个曾被广泛传播过的信念，即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机之中，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即便对于谁的蓝图正确存在各种争吵，指引未来的蓝图却是存在的。尽管这些问题多数都让人感觉很遥远，但在其他方面，1930年代的西班牙似乎依旧同今天的许多国家极其相似：巨大的贫富差距，威权体制与成百万乃至上千万公平获得土地、教育和其他许多东西的权利被长期否定的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斗争。这些，令1930年代的西班牙成了它那个时代一个意义重大的战场，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战场同样会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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