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活字印书_江澄波_9787559644619

明清两代是被史家称为古代出版事业壮大和兴盛阶段。在印书技术方面，突破陈规，大有创新，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活字印书的广泛应用。作者依据文献记载以及个人见闻所及，编纂了《江苏活字印书》。书中汇集了江苏省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所出版的铜、木、泥、铅各种活字版本的书籍，共收录一千八百种，对每一种，均记录其名称、卷次、作者、版本、形制等信息，内容非常丰富。通览本书，可得明清两代以至民国江苏地区活字印书之大概，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详尽、精确的佐证。其意义和作用值得我们重视。本书曾于20世纪90年代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除对旧版加以校订外，配以新书影，在保存原貌的基础上，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序苏州的古籍版本专家江澄波同志，近两年费了心血，搜遗集秘，考订核正，整理写成了《江苏活字印书》和《古刻名抄经眼录》二稿，字数不过数十万，但学术价值很高。我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拜读之后，十分高兴。在中国悠久的古代出版史上，明清两朝是被史家称为古代出版事业壮大和兴盛阶段的后期，它上继宋元出版繁盛的脉络，而又发扬光大，不仅出书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在印书技术方面，也突破陈规，大有创新，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活字印书。当然，对于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明清两朝的出版实绩又起到了促生、萌芽和发育成长的历史作用。明清两朝的江苏，由于是全国出版事业十分活跃而兴旺之地，对于这一历史时期江苏出版史迹的探究，无疑是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一大课题。江澄波同志的这部著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详尽、精确的佐证。其意义和作用值得我们重视。 19世纪末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开现代出版业的先声，但成为一个有规模的出版行业，还得在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因此，从近代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过渡性时期。在版本方面，这个过渡时期也就出现了用木活字、铅活字分别印制的各类线装图书，也存在用刻版印书和石印技术印书等现象。这个演变中的时期不长，但在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方面却是不能漏掉的。这个资料也告诉我们，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仅用铅活字排印的线装书，在江苏（包括尚未单独建市的上海）就有近650部之多。其中，除上海外，吴县（苏州）、常熟、吴江、无锡、武进、江宁等县数量品种更多。长江以北，通扬一带，远至徐淮地区，出版也趋兴旺，如泰县即是。这是江苏从近代出版向现代出版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再者，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铅字排印的线装书并不限于地方性典籍，许多图书部头不小，是超越江苏地区、面向全国的著作。说明当时江苏各地的出版业是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的，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重视。出版史的研究还在延续。我们相信，江澄波同志焕发老而不倦的光与热，这种精神将会鼓舞后来者，继续奋发有为地孕育、促生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充满信心地期待着。高斯1996年9月20日

公私木活字印书据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载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崇祯时木活字印本《壬午平海记》二卷，内容为永丰程峋任苏松兵备道时平定海军时往来文书和檄揭，颇具史料价值。以后娄东（今太仓市）人以木活字排印宋人郑虎臣所辑《吴都文粹》十卷，历来各家著录，均凭康熙六十年施天麒跋文定为康熙时娄东施氏木活字本。经过核查，这部书的文字内容，不仅“胤”字缺笔，“曆”字亦避清高宗讳作“厤”。因此可以确定为乾隆时娄东木活字印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1792），南京程伟元的萃文书屋先后二次用木活字排印过《红楼梦》，前者称程甲本，后者称程乙本。由于其内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翻阅频繁，易于损坏，至今已绝少流传。乾隆五十八年（1793）甫里（今吴县甪直）易安书屋主人周秉鉴辑晚明至乾隆时当地人诗，编成《甫里逸诗》和《假年录》，用木活字印成。姓氏后有“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待售，纹银二钱”。可见是半送半卖性质。常熟著名藏书家张金吾，从无锡购得木活字十万多个，用以排印自著《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及宋人李焘编的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目录后有“嘉庆己卯（1819）仲夏海虞张氏爱日精庐印行牌记”。道光二十年（1840）吴县潘奕隽三松堂用木活字排印无锡邹一桂所著《小山画谱》二卷，由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之子黄寿凤篆书封面。潘奕隽，乾隆进士，官户部主事，曾典试黔中不久归里，与黄丕烈、袁廷梼等优游林下，赏书品画，颇多倡和之作。其三松堂藏书中精抄名校，经黄丕烈校跋的约有百种以上。道光二十八年（1848）元和（今苏州市）韩崇宝铁斋曾用木活字印其先人韩是昇《洽隐园文钞》四卷，翌年又排印明人杜琼《东原文集》二卷，皆不多见。道光三十年（1850）金陵津逮楼主人甘福用木活字排印路鸿休辑《帝里明代人物略》，封面后有“道光庚戌夏五月，甘氏津逮楼集印”两行牌记。甘福字德基，号梦六，江宁人。嗜学慕古，家有津逮楼，积书十余万卷，其中，很多是宋元佳本。建国初期在南京市上所见散出的宋本《金石录》全本即其旧藏。咸丰七年（1857）吴门徐立方以木活字排印明僧道恂所辑《狮子林纪胜集》二卷，及其自辑《续集》三卷，一向罕见。咸丰八年（1858）吴县冯芳缉独善兼善之斋以木活字排印元和张京度《通隐堂诗存》四卷，前有其父冯桂芬序文称：“芳缉以借读者众，购得活字版，先印《通隐堂诗》四卷，请余校定。”同治六年（1867）江宁藩署用活字校印《钦定科场条例》六十卷，又印《续增》一卷，供参试考生备用。与此同时，金陵书局除了大量用木版刻书之外，也试用活字排印过陈寿《三国志》、宋吴仁杰著《两汉刊误补遗》十二卷、清人吴荣光撰《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光绪十三年（1887）苏州灵芬阁书坊主人徐明甫，以木活字重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二年以后流寓苏州肖家巷的大藏书家姚觐元，以集福怀俭斋名义用木活字排印唐人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该书虽印成至今仅百年时间，但传世绝少。吴中公私藏家未见，国家图书馆著录亦仅有残本，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宣统年间苏州江苏存古学堂用木活字排印梁鼎芬、曹元弼同辑的《经学文钞》十五卷首三卷，共订三十册。编印家谱之大盛清代用木活字排印家谱，以常州、无锡、镇江一带最盛。其中冠以毗陵、晋陵、延陵、武进、阳湖、常州者约一百四十余种，而以锡山、梁溪、无锡、金匮名者约六十多种。以古润、润州、京江、京口、镇江、丹徒名者约九十余种。在清代常州所印家谱中，偶然也发现过一种用铜活字印的《毗陵徐氏宗谱》三十册（现藏日本东洋文库），而绝大多数仍是用木活字印的。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书法家包世臣曾经说过：“常州活版字体差大而工最整洁，始维以供修谱，间及士人诗文小集，近且排《武备志》成巨观。而讲求字划，编排行格无不精密。……底刻而面写检校为易。其法以细土铺平，版背拆归皆便。”由于印工技术高明，所以安徽人把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先贤祠内。醵金招募梓人，自备聚珍。锡、常、镇地区民间多聚族而居。当时族权发达，几乎村村有祠堂，每姓有家谱。有专门从事排印家谱为职业的工人，俗称“谱匠”或“谱师”。每当秋收以后，他们就挑着字担与行李，到各个乡镇去做谱，字担上的木字只有二万多个，分大小二号，大都是用梨木雕成的宋体字。遇缺字则临时补刻，字盘用杉木制成，为了把字排得更好更快，又把字盘分为常用字盘和生僻字盘两类，亦称内盘与外盘。内盘放置常用的皇帝年号，天干地支，年月日时，长次幼，男女讳字号行，娶配适葬，一二三四……数字及之乎者也等虚字。外盘则为便于记忆，编成“君王立殿堂，朝辅尽纯良……”等五言诗二十八句。把头脚偏旁同类的字，排在诗句的每一个字下，例如：君（群）王（弄理圣王）立（产端）殿（殳）堂（尚掌）只要记住诗句，拣字就比较迅速。他们由五六人或七八人组成一班，内分刻字、图像、排字、刷印、打杂等，而以包头总其成。木活字歇绝之期由于木活字的被广泛利用，清代同光年间，各地修志局较多改用木活字排印新志或旧志，以及乡镇小志。辛亥革命前后，受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上海的外商创设了不少出版机构。随着石印、铅印新技术的传入，印书速度增快，且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因此木活字排印已逐渐被自然淘汰。但仍有一部分具有传统思想的人，继续用木活字印书。民国初年苏州毛上珍印书局以木活字排印明人归有光《四书论》。江氏文学山房以木活字印成《江氏聚珍版丛书》四集二十九种。民国元年梁溪高氏印其先人高攀龙《高忠宪公年谱》二卷，民国三年（1914）无锡侯学愈重订《梁溪文钞正续编》四十六卷，以木活字印行于世。民国六年（1917）无锡县图书馆用活字印赵之谦著《勇庐闲话》二卷，为研究鼻烟之专著。还印有元代画家倪瓒的《清秘阁志》及《诗集》。民国十一年（1922）江南水利局印《民国江南水利志》十卷，以后无锡荣宗铨（德生）为造福地方，嘉惠后学，曾出资创办大公图书馆。聘请邑人朱烈汇总馆藏经史子集古籍序文编成《叙文汇编》七十二卷，木活字排印四十巨册。无锡附近的江阴也多以木活字印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邑人谢鼎镕用木活字排印明人夏树芳所著《奇姓通》等书（定名为《江阴先哲遗书》），以及江阴地方诗总集——《江上诗钞》《陶社丛编》甲乙集，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尚继续排印丙集传世。可说是木活字印书中的鲁殿灵光。民国时期除了上述各地之外，包括苏北各县亦仍有以木活字印书的，但绝大多数以排印《家谱》为主。以下凡著录各姓家谱中，无编修姓名者，系根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著《家谱之研究》上所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书的原本如是。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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