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我撕裂式地检视了作为亚洲人试图融入美国社会时的内心的复杂、耻辱和小胜利。作者从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出发，揭露了美国种族歧视的种种形式和问题，真实呈现了亚洲人在美国的生存困境。从最初试图融入美国社会时身为亚洲人的自卑感，获得美国社会认可后的胜利感，以及最后真正找到属于亚洲人自我认同感的经历让这本书真实且充满了说服力。作者的足迹遍布世界，从美国到中国，日本、菲律宾，他用双眼看清世界，也感受真实的自我。

这是一本亚洲人通往梦想之地的血泪史，关于那些梦想中的自由和财富，在失去自我之后，能否真正的获得认可。作者从亚洲到美国，从美国又回到亚洲，失去到找回的过程也是亚洲发展的过程。是找回自信的寻根之旅。全书内容真实，文字充满哲思、值得认真阅读。

阿列克斯·提臧是普利策奖得主，曾任《洛杉矶时报》西雅图分社社长和《西雅图时报》的长期撰稿人。并在俄勒冈大学任教。他制作了一个关于亚洲第三世界邮购新娘的《60分钟》节目，Big Little Man》曾获得J. Anthony Lukas Prize Project颁发的著名作品奖。

第一章 杀死麦哲伦 1 第二章 巨人之地 23 第三章 东方人 45 第四章 寻找亚洲辣妹 67 第五章 继续女孩们的故事 85第六章 亚洲男孩 99 第七章 大屏幕上的小男人 117 第八章 它的颜色决定了它的尺寸 137 第九章 长高 151 第十章 文武 165 第十一章 黄色龙卷风 181 第十二章 “男人应该做什么” 201第十三章 “我们中的一个，不是我们中一个” 213 第十四章 高大的小斗士 227 作者的说明 247 致 谢 249 部分参考文献 251

第一章 杀死麦哲伦 夜里为何会有敲门声？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二十九岁那年，我为了缅怀一场战役去往菲律宾的宿务岛。飞机于早上抵达，当时，天气很闷热，我只提了一个旅行袋，里面装了些书和衣服。出站后，我将旅行袋扔进停在我面前的第一辆出租车的后备厢里。那是一辆白色的旧车，副驾驶一侧的门上喷着 “美人坐骑”几个红色花体字，下方是一个电话号码和几个更小的字：“天堂一路顺风。”司机名叫博比，接下来的两天早上，他都是这样和我打招呼的：“早上好，亚历克斯先生。” 我说：“不用叫我‘先生’。” 他说：“要的，先生，亚历克斯先生。” 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博比开车的时候，动作像机器人一样敏捷，脸上带着预设的微笑。他表现得既热心，又疏离，并无意与我真正接触。和他待在一起，一点都不自在。我想和他交朋友，他却只想做仆人。后来我才明白，那是菲律宾所有服务行业工作者的一贯作风。一句话里面出现两三次“先生”也不为过。四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让他们养成了“低三下四”的气质，而且这种气质已经渗入他们的国民性格。博比应该有烟瘾，所以他的白眼球上才会布满红血丝。此外，他的头发杂乱而油腻，他的指甲很脏，而且很长，就像吉他拨子一样。一大早，这副模样可不怎么令人赏心悦目。但除了他，我谁也不认识，更何况，我要看的东西还有很多。 宿务岛是菲律宾较大的岛屿之一，它位于米沙鄢群岛1中部，是一个露出海面的狭长地带，上面覆盖着沙地和森林。从空中往下看，宿务岛就像一名高台跳水运动员：从指尖到脚趾，南北纵长120英里2；最厚的地方，也就是躯干周围，横跨25英里；如果他面朝东跳水，那么，首府宿务市将在他的肚脐旁边。第一天，博比就载我去了宿务市。由于交通拥堵，从机场到宿务市，车开了一个小时。 “美人坐骑”要穿过拥挤的、如迷宫一般的居民区才能到达我入住的酒店。这里的人衣着很少，他们露出褐色的身体，像面团似的挤在一起，却又像河水一样在流动。汽车爬上狭窄的街道，发出轧轧声。街道两旁的店面摇摇欲坠，店门前由波纹钢板搭建的遮阳篷已经弯曲、生锈了。现杀的山羊倒挂在钩上，它们张着嘴，鲜血从嘴里往下滴。穿着短裤和人字拖的女人们头顶着水果篮从一旁经过，幼童在她们眼皮子底下跑来跑去。我摇下车窗，空气中充满了废气和其他什么东西，令我瞬间窒息。那是什么——汗水？是辛苦的味道。偶尔一阵海风吹过，带来湿沙和棕榈树的气息。又不知从何处飘来杧果的香味。 对于我已然美国化的感官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仿佛来到一块新大陆，被新奇的事物湮没了。但我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因为我就出生于群岛中的一座。我的血液中混合了些许马来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血，它和路上这些行人的血同出一脉。在我四岁时，父母就带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人们对卑躬屈膝的人并不友好。什么是卑躬屈膝呢？就比如，一句话里面会出现三次“先生”。我之所以发现博比是这样的人，是因为我骨子里就有一点点博比的气质，而我并不喜欢这种气质。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必须讨厌这种卑躬屈膝的气质，并将它逐出自己的灵魂。成为美国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我觉得自己只成功了一大半。 是的，我还不算“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而且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反正，提起美国人，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我这个样子，就连我自己都不会。你们一定要相信，好几次，我照镜子的时候都会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一跳。在家时，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可以无忧无虑，直到我看到镜中的自己，仿佛谁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对我说，嘿，你不属于这里！当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外人”意识就像一块隐藏的刀片嵌入了我的大脑。对此，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出了力，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陌生人。 还记得有一次，我碰到布朗克斯区七十九中的一个同学。20世纪70年代，我家就住在布朗克斯。那时，我大约十三岁。我的学校就在181街的大广场附近，那是一栋五层的砖砌建筑，窗户上都安了栅栏，楼道很暗，里面还“哐当哐当”地响，就像某条偏僻的小巷子。有些地方，你甚至不敢一个人走，但我初来乍到，还不了解。一天下午，我走在楼道里，突然，一只大手像五指山一样拦在我的胸前。 “小浑蛋，你是个什么？” “什——？”我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小子，你聋了吗？我说，你是什么？”手的主人是一个黑大个儿，名叫乔·韦勃。他是我们七年级年龄最大、身体最强壮的，算是个小男人了。他的肌肉鼓起来，就像岩石缝在皮肤下面，他的眼神恶狠狠的。“你是中国佬，还是梅西坎人，说？” 在这所学校，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拉美裔人占了大多数，也有一些白人、少量中国人。我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菲律宾人，学校里的很多人都没见过菲律宾人。我告诉他我是美国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以为的。 可他说：“但你看起来不像美国人啊，小娘炮。”后来，我把兜里的零花钱都给了他，他才让我过去。我知道，这才是他想要的。要从校园里过，就得交过路费。乔·韦勃真是个可怕的家伙。后来，我们竟成了英语课的同桌，他经常抄我的作业，我也只好默许。六个月后，他终于接受了我，然后我们成了朋友。之后在七十九中的日子里，都是他护着我。后来，就在同一年，在同一个楼道里，有人想把我从楼梯上摇下去，乔把他压在身下，握紧拳头，恶狠狠地盯着他，其他学生一见到他就躲进黑暗的楼道里，从此再也不敢惹我了。 乔最开始问我的那些问题，别人也经常问，不过他们的问法稍微委婉一点。你是什么人呢？来自哪个星球？你到底是什么？镜中的我，肤色就像加了两大匙奶油的咖啡色；脸很宽，头发黑得发紫；眼睛是棕色的、椭圆形的；鼻子宽，嘴唇饱满。以这样一副面孔可以很自然地混入我在“美人坐骑”里看到的人群。 到宿务的第二天，博比按约定的时间来酒店接我，嘴里还叼着烟。“先生，早上好，先生。”这时，他的香烟已经变短了。 他知道我要去哪里，于是，我们尽可能简单地沟通后就出发了。车子一路绕着盘山路下山，穿过了镇中心。那是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天气很热，店铺刚刚开门，小吃摊也刚摆上。“美人坐骑”穿梭在车流中，与五颜六色的吉普车擦身而过，车里的乘客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公共汽车开过去，留下一团团黑烟。摩托车和三轮车也找到空隙迅速挤过来。所谓的三轮车，就是装了带顶盖的边斗的摩托车，相当于一辆可以载1~20人的小型出租车，至于具体载多少人，就看车上的人愿意挤得多紧了。一辆三轮车从我们旁边经过，它几乎载了一个班的女同学。她们的格子校服在风中飘动，她们的手和脚缠绕在一起，紧贴着三轮车的各个角落：5个在驾驶室，4个在车顶，3个在司机后面，还有3个坐在后保险杠上。 我拿起手机正准备拍照时，其中一个坐在保险杠上的女孩还朝我做鬼脸。她一定在想，有什么好拍的。 我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地拍照。自从二十五年前跟随父母离开，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亚洲。我要把眼前所见都拍下来，将这些画面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待兴奋劲儿过去后，再拿来回味。也许，这些照片能让我想起一些被遗忘的东西。那时，相机变成了我身体的延伸，就像一个感觉器官一样去感知周围的一切——可是，要拍的东西太多了，这让坐在嘎嘎作响的出租车后座的我应接不暇。我沉默了良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美人坐骑”来到一座钢桥前。它横跨在宽阔的河道上，河里的水是青灰色的。河的另一边，那像浮木一样的东西，就是麦克坦岛。我们过了桥，走上一条穿过岛屿中心的马路。路两旁摆满了售卖各色各样东西的小摊，从蛙皮钱包到椰子壳文胸，再到用精美红木做的尤克里里琴，应有尽有。我们径直朝前，向东海岸的湿地驶去。前方，一个老人背着十几把吉他走在路中间，那些款式新颖的吉他被一条蓝色的尼龙线拴在一起。博比轻轻动了一下手腕，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从他身边绕了过去。经过的时候，他在嘀咕着什么，嘴里的香烟在抖动。忽然之间，他就不那么卑躬屈膝了。 车子慢慢地停在一排矮树丛前。博比又点燃了一支烟。我茫然地看着他。他吐了一口烟，露出一个假笑，然后把嘴噘得比鼻子还高。这时，他指着麦哲伦纪念碑，简单说了句：“亚历克斯先生，在那里。”它像一个孤独的哨兵，站在远处。我随即从车上下来。 空气中有海水退潮的气味，还有一股木炭味。不知何处烤肉在吱吱作响。远方的车马声没入嗖嗖的潮汐声中，一并静静回荡在这些岛屿上。这就是我要来看的东西。锻铁大门的后面矗立着一座40英尺3高的石建筑。它一共三层，最上层是一个细长的尖顶，就像古代教堂的顶端。野草从高低不平的石缝里冒出头来。我站在门边上，看了看那尖顶，又环顾了空旷的沙滩，只觉得有些失望。 大约五百年前，这里发生过一场战斗。在我半辈子的时间里，它都占据着我想象的朦胧一角。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站在这里，想象一下当年的场景。一边是长着胡子的白人，他们手握铁剑和长矛；另一边的人，样子和我差不多，他们矮小而结实，有乌黑的头发和铜色的皮肤，他们只有用竹子和石头制成的武器。那时候，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去感受他们曾经站过的沙滩。五百年前那场战斗的胜利方，是一群长得和我相像的人，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原因。 我曾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是赢不了其他人的。像我这样的亚洲人后裔，永远敌不过西方人。那些白皮肤的神灵，快步行进在历史长路上，一路征服。亚洲人弱小，易被征服。他们十战九输。他们让自己的祖国被征服、占领，让自己的女人被欺辱、蹂躏。亚洲男人别无选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吓得腿软。 他们带着这种软弱漂洋过海，到了新的定居地。在我长大的地方——美国，亚洲男人是最低等的男性，在政治、商务和运动场上，他们总是被无视。而在电视和电影里，他们的境遇比被无视还惨：难堪。我们很难堪。电影里的亚洲男人通常都很没用，需要逃跑场景的时候，亚洲人就派上用场了，这正是他们擅长的。当然，他们肯定当不了男主角，因为他们是亚洲人，既不高大也不性感。他们甚至和性感沾不上边：他们毛发少，缺乏激情，还傻里傻气的。他们是小奴才，是仆人。 这一丝丝、一缕缕，造就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因为无法与他人言说，所以影响力更大。不过，它也无须言说。然而，长久以来，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错误观念，而是亲身体验了一系列怀疑如何被日常生活所证实。我怨不得任何人，因我所了解到的看起来都无所依存。在学校，有太多东西学不到。亚洲人几乎不会出现在历史课上，即便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菲律宾人、朝鲜人、越南人），要么是注定会失败的、狡猾的敌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要么是虽勉强取胜却损失惨重的敌人（朝鲜人、越南人）。亚洲就像一个舞台，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自己的戏剧和幻想，而亚洲人只是“闲杂人等”。我高中毕业时甚至叫不出一个东亚伟人的名字。 诚然，我的学习成绩很不稳定，有些学年成绩很差，这可能和我们家的流浪生活有关。但我每到一处所遇到的人中，教育程度比我高的，对东亚的了解却还不如我。我随处都能见到亚洲人从事家务劳动、体力劳动和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戴着头罩在餐馆里洗碗、端盘子、倒垃圾。摘苹果的是他们，挖沟的是他们。他们像蚂蚁一样在黑屋里、地窖里挥洒血汗，在屠宰场把动物开膛破肚，披着雨衣刮肠子。他们在酒店和医院里换洗床单，他们扫大街、耙树叶，让别人去干更重要的事。我在各个国家旅游时遇到的亚洲人大多是园丁、裁缝、洗衣工或门卫。他们都干着脏活累活，而且总是恭顺地埋着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着“先生”。 这个关于亚洲男人的误解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年少时听到《蝴蝶君》4里的宋丽伶唱“我是东方人。正因为我是东方人，所以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男人”时，我只能羞愧地闭上眼。 然而，我也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打内心深处知道那个观念是错的，这种意识就像藏在表层下的一个血细胞。多少次悄然独处时，我感觉自己内心有一种坚韧，而且我在父亲和兄弟们的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它发着微光，指引着我。回顾往昔，我发现自己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以供养我秘密的希望。 十四岁时，我开始保存文件。其中，有存在头脑中的文件，也有真实存在的文件夹。那些真实的文件夹通常以“伟大的东方”“新闻里的亚洲人”和“东方和亚洲人？”等为标题，标题都是用记号笔潦草写成的。每当遇到和亚洲人有关的东西，尤其是涉及种族、男性、能力和性时，我都会做好笔记，将其放进对应的文件夹里。此外，我还会把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剪下来，会抄写报告上的内容，或者撕下几页书。我的文件夹变得又厚又重。后来又有了子文件夹。再后来，文件越积越多，破烂的纸箱已经装不下了。于是，我和妈妈在别人车库甩卖时买了两个金属制的文件柜，这才把它们装下。其中一个文件柜是米黄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它们并排放在我家车库里，就像两栋微型写字楼。 我妹妹曾经问我：“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文件。”我神秘兮兮地说。 “关于……？” “绝密信息。”解释起来很困难。 其实，很久以来，我都无法解释。这些文件就像一种极度个人化，甚至精神层面的调查证据，连名称也只能暂定。就像大黄蜂出自本能地一点一点地搜集泥土和杂草来筑巢一样，我也在迫切地搜集一些自己无法鉴别的信息。但我不是用它们来筑巢结网，而是要造一把钥匙，用它开启通向归属感的大门。现在我才明白，根本没有一把单独的钥匙可以开启它，只有形形色色的钥匙孔，我可以透过它们去窥探线索。其中一个钥匙孔出现在十年级时汤普森老师的一次社会课上。 汤姆森老师是我们学校乐队的老师，不过，在我就读过的那所东俄勒冈的学校，老师们通常都是身兼数职，有时候还会教一些连自己都不懂的科目。汤姆森老师体形矮胖，脸红红的，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大家都喜欢他的社会课：一节课下来，他几乎不怎么说话。我们拿出五颜六色的信息卡，读一张卡片，回答几个问题——都是我们自由操作。后来，大家就在这节课上涂鸦、写信和打盹儿。 一天下午，我们社会课的主题是“伟大的探险家”。我抽到了一张关于斐迪南·麦哲伦的卡片。他是受西班牙派遣的葡萄牙探险家，是第一个尝试环球航行的人。卡片上称他为“总司令”，说他的环球航行在半途戛然而止。麦哲伦在一个群岛上停留时与当地人起了冲突，后来被杀死了，那个群岛后来被命名为“菲律宾群岛”。于是，我在一张便笺上写道：“麦哲伦在菲律宾——发生了小冲突。”旁边用简笔画画了一个人——他的眼睛是用两个“X”表示的。回到家后，我把它放进标题为“?”的文件夹里。很快我就忘了这件事。 四年后，我又看到了那张字条。那时我刚上大学，住在俄勒冈的尤金市，那里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工人，有艺术家，还有反主流文化的学生，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是被隔离在外的。圣诞节放假期间，我开车回家看望父母，同时想着到妈妈的车库里偷些零散的物件（那时我父母已经离婚了）。来到妈妈的车库后，我发现几个橙色的靠背椅后面堆放着像比萨斜塔5一样的东西，那是我的文件柜，它们还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我打开抽屉，看见那些标题，想到可以带些文件夹到学校去用，于是抓起几个文件夹翻看里面的内容，打算把没用的东西扔掉。翻到那个标题为“？”的文件夹时，我把里面的大部分东西扔了，却不知何故，唯独将那张画着简笔画的纸折起来，放进了钱包。它在我的钱包里待了几个月后，一天晚上，在俄勒冈大学的骑士图书馆里，我睡眼惺忪地将它抽出来，看着上面潦草的字迹。 当时，桌上还有几页代数题等着我去做，但我手里还拿着那张便笺。经过一番心理斗争，那一小张纸胜出了。那晚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查找关于麦哲伦的书，找到以后，直接跳到叙述他死亡的部分。结果发现，那不只是一次小冲突——一个叫拉普·拉普的酋长带领1500名原住民参与了那场战斗，但这些书对那位酋长几乎只字未提。那晚，我没有做完代数作业。我孤独地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突然很想去一趟麦克坦岛。 又过了十年，我终于有了机会，当时我还是《西雅图时报》的记者。一天下午，米尼中学的菲裔美国老师格洛丽亚·亚当斯给我打来电话。格洛阿姨总让我想起我的妈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待我很亲切，好像我已在她家住了许多年，前一天才离开似的。 “你总说你多么想去那里。现在，我们要去了，你和我们一起去吧。”她坚决地说。 “格洛阿姨，有点仓促。”我说。 “就跟他们说你要去采访嘛……” “采访什么？” “什么采访‘什么’？一群菲裔美国老师要回到家乡和当地的老师们联络感情，类似于一种文化交流。怎么样？错不了！这属于人情风味！你可以写一篇正面的报道。一定要来哟。” 尽管我有更好的判断，但还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主编。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她还说，除了罪犯和运动员，《西雅图时报》上还需要出现更多的有色人种。 于是，三个星期后，我就和格洛阿姨以及她的同事们一起坐上了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横跨太平洋，去往一个我通过谈话、快照和书信等了解到零星片段的国家。表面上，我是要去写一篇专题报道，但实际上，我还有一个秘密的使命。我的手提箱里装了四本关于麦哲伦史诗般航行的书，其中一本书里夹着一张便笺，那上面画了一幅简笔画。和老师们一起待了两个星期后，我独自一人飞到宿务岛。刚到那里，我就遇到了那个即将成为我的非官方导游的男人。 我回到“美人坐骑”跟前，发现博比睡着了，他嘴里还叼着一根烟蒂。干脆让他再睡一会儿好了。装着书的包就放在后座。我把手伸进车窗，拿起包，往纪念碑走去。到那儿之后，我找了一条长凳坐下，旁边有一小棵棕榈树，可以稍微遮一下阴。然后，我一字一句地读着关于那场战斗的叙述。 那时，太阳已升至中天，阳光惨白而刺眼。孩童的叫喊声在空中飘荡。一对菲律宾夫妇手拉着手，在沙滩上赤脚漫步：女人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一走动裙子就被风吹起；男人的头发几乎和她的一样长，他用一根手指钩着两个人的凉鞋。她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什么，他推了她一下，却仍抓着她的手。她弹回到他的臂弯，满脸期待的表情。然后，她将瘦长的脖子靠在他身上，又说了些别的。他们身后的大海已经与阳光融为一体。 侵略者的到来就像一场梦，而且是一场噩梦——他们长着人的身形，却有着金属一样的皮肤，长长的胡须挂在枯瘦的脸上，眼睛里充满了恐吓。他们拿着盾牌、铁剑和长矛，这些都是不曾在岛上见过的东西。他们的人只有50个，却以必胜的姿态朝沙滩进军。走在最前面的是人群中最矮、最黑的一个，他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却一脸镇定，翻起嘴唇冷笑。岛民们一定本能地感觉出，他就是那个叫“麦哲伦”的人。 “看看西班牙雄狮是如何战斗的。”登岸的时候，麦哲伦说。看好了，学着点。看看我们是怎么屠杀这些土著的，听听他们是怎么求饶的，而我们绝不会心慈手软。 然而，这50个人中，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样的自信。有人觉得这次袭击没有必要，而且是愚蠢之举，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岛上的地形，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当时，尽管许多欧洲人甚至以为环球航行是愚蠢之举，但这些怀疑只会激起麦哲伦的斗志。此次航行让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为了探索到“香料群岛”的航线，他的“摩鹿加”舰队横渡两个大洋，经受了饥饿和疾病，并在与当地部落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只因这个神秘的岛屿会让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且会让他获得非凡的财富和名声。离开塞维利亚十八个月后，舰队才初见岛屿，他们登岛后，就用雷鸣般的大炮征服遇到的每个部落。他们的日常就是看着这些原住民在爆炸声中颤抖，然后向他们传布福音。 所有部落都默然接受了这一切，只有拉普·拉普的部落例外。拉普·拉普传话给麦哲伦，说麦克坦岛的岛民绝不会屈服，于是，麦哲伦向他们宣战。为表示严肃性，他还派出一支先遣队，烧了拉普·拉普的一个村庄，不计其数的岛民在大火中丧生。接着，1521年4月27日，天刚亮，麦哲伦就带着60名士兵和几百名当地盟友前往麦克坦岛。靠近时，麦哲伦派了一名使者上岸向拉普·拉普传话：“如果你臣服于西班牙国王，信奉基督上帝，并献上贡品，我们就罢手言和。如若不从，就等着看长矛的厉害。” 拉普·拉普把使者送回去，也让他传话：“我不会臣服于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贡品。我们的战士也有长矛，它们是用结实的竹子制成的，经火一烤，变得更加坚硬。我们随时奉陪。” 于是，麦哲伦动手了。他的士兵们划桨去麦克坦岛，靠近时才发现那里的大陆架非常浅，于是被迫在离岸半英里多的地方停船。麦哲伦命令他的当地盟友坐在小船里看西班牙雄狮如何战斗，然后挑了49个人登岛。他们全副武装，涉水上岸，那隐约的轮廓构成了一幅麦克坦岛人前所未见的景象；而当那些袭击者看到拉普·拉普的强大阵容后，一定也曾惊慌失措。 拉普·拉普长着胡子，身材精瘦，乌黑的头发长及肩膀，半个身体上都有太阳和三角形图案的文身。他大约三十五岁，已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他和他的人民，从掷得动长矛开始就对战婆罗洲人和摩鹿加地区的海盗。实践证明，拉普·拉普很擅长作战。他高深莫测，令整个米沙鄢群岛的人闻风丧胆。麦哲伦带着他的人靠近时，拉普·拉普带领战士们高喊口号，对着天空猛刺长矛，然后冲向浅滩，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这让欧洲人大为吃惊。他们以为战斗会发生在岸上，那样，盔甲就会成为他们的优势；可是在水里，沉重的金属拖慢了他们的速度。双方在浅滩交锋，不停地有人倒下，鲜血染红了海水。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胜负难分，但麦克坦士兵的人数众多，士气也无法抵挡。 “他们扔过来的箭像雨一样。竹子做的长矛和石头也密密麻麻地飞过来，我们根本无处可躲。”舰队里的记录者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写道。 欧洲人被赶进了更深的水域，麦哲伦只好下令撤退。士兵们艰难地往后撤，而他还在顽强作战。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招架不住了。麦哲伦受了几处明显的伤：毒箭刺中了他的右腿，铁剑砍伤了他的左腿，石头把他的头盔砸掉了。然后是最后一击——一支竹矛戳在他的脸上。西班牙人惊恐地看着他们的总司令倒在敌人面前。皮加费塔写道：“他们手里拿着竹矛和弯刀，直接向他冲过来，最后，我们的镜子、我们的光、我们的慰藉和我们真正的向导，被他们杀死了。” 幸存的西班牙人撤退到宿务岛，却在那里遭到了更猛烈的进攻。他们之前在宿务岛停留时，对当地的女人太过贪婪，对当地的男人太过放肆。岛上的人本来害怕欧洲人的武器，不敢反抗，但拉普·拉普打败麦哲伦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看来，欧洲人也是肉体凡胎。备受鼓舞的宿务战士给那群欧洲人摆了一道鸿门宴，杀死了他们中的27个人，剩下的人勉强逃回船上。他们继续往西航行，十八个月后，给第一次环球航行画上了句号，代价惨痛。离开西班牙时，“摩鹿加”舰队一共有5艘船和237个人；三年后，幸存的只有一艘船和18个伤病人员。他们谁也不知道那些人对总司令的尸体做了什么。 博比斜靠在车座上，睡得正沉。我把那些书往后座上一扔，吓了博比一跳。他立马坐起来，还没意识到我已经坐在他旁边时就开始慌乱地动钥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又吓了他一跳。 “是，亚历克斯先生，”他脱口而出，“现在去哪儿呢，先生？去购物中心怎么样，先生？” “还是去酒店吧。我的事情忙完了。” “您确定吗，先生？还有一个小时呢，先生。”我们说好是三个小时的。 “是的，我累了。看麦哲伦看累了。” “好的，亚历克斯先生。” “博比，我不会想念你叫我‘先生’的。” “是，先生。”他把“美人坐骑”往后倒，差点撞到一群路过的年轻女孩。她们若无其事地分开，绕着车走过去，就像水绕着石头流过一样。我心想，真有趣。如此不同的规则，如此陌生的世界：博比竟然让她们先过。要是在美国，博比这样做，即便不挨打，也会挨骂，会遭到鄙视，美国男孩甚至不屑看博比一眼。就我所知，车辆具有优先通行权，行人和流浪狗要靠边，这是人人皆知的道路规则。 第二天，灰色的云笼罩着宿务岛，我坐飞机离开了。我在马尼拉短暂地停留，收拾好余下的行李，然后预订了回西雅图的航班。待飞机飞到云层之上时，我才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我拿出厚厚一沓照片，懒洋洋地翻看。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我以为麦克坦之行才是最精彩的部分。重读了关于那场战斗的叙述，想象过五百年前那个早上的画面之后，我绕着麦哲伦纪念碑走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它矗立在沙滩上，在麦哲伦总司令倒下的地方。我试着想象：无数双手撕扯他的盔甲和衣服，胜利的呼声从五百张嘴里发出。 我站在入口处，等着人群到来。我想，也许会有一辆校车在停车场停下，穿着校服的学生们围聚在纪念碑前，悼念这位举世闻名的探险家。可是，根本没有人来。后来，别人告诉我，这里很少有人聚集。它必定是世上最孤独的坟墓。此时我思绪不断：他惨死异地；他本想征服那些原住民，却受此大辱；他最终在西班牙名誉扫地；就连他的纪念碑都设在如此荒凉的地方。 看西班牙雄狮是如何战斗的，狗屁。我想这样说，也准备这样说，但是看着这悲凉的灰色石碑，我的恨意慢慢消散了。我在等一种狂喜的感觉——毕竟，一名亚洲战士在这里打了胜仗。1910年，在内华达州举行的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中，当杰克·约翰逊打败吉姆·杰弗里斯时，非裔美国人就感受到了这种狂喜。 但拉普·拉普的胜利并未让我感受到想象中的狂喜与慰藉。过去，我或许下意识地以为，刺穿一个人的脸，将他大卸八块，是最能证明男子气概的。而现在，尽管我心中可能还留有一丝认可，但另一方面有点厌恶这个想法。起码，我的幸灾乐祸只是暂时的，很脆弱，就像沙滩上的一座纸牌屋，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走。也许，所有幸灾乐祸都是如此，总会有些人、有些事将它敲碎。 无论如何，离开麦克坦岛时，我感觉自己心中那漂浮不定的有关“男子气概”的观念需要另寻锚地。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黎明”来得过早了。我才意识到，自己竟臣服于一种关乎种族的忌妒，我在试图减轻自己的自卑感。也许，这份自卑无关“亚洲男人”，只是“我自己”的事罢了。 在还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项调查时，我就已经开始调查了。它没有组织性，也没有明确的动机，就像为发明新事物而暗中摸索。我是在拼一幅立体图，却没有参考图样。不过，最后终于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此外，我在书里，在聊天室、咖啡馆、会议室、讲堂、桌球房、后巷、酒吧里遇到了一些人，他们在拼自己的图，但他们也会帮助我把一些我找不到位置的模块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可是最后我发现，我似乎能拼好，却又没有把握。因为这是一幅变化着的图，每年都在变化，就连在我说话时都在变。 我突然想到了沙滩上的那对夫妻。他们似乎超然于世，沉浸在自己的时空里。我在想，他们也会玩这样的拼图游戏吗，他是否曾质疑自己的“男子气概”，她是否曾质疑他的质疑。你只是生长在了错误的地方！曾经有个大学同学这样对我说。说完之后，我们都笑了。也许他说得对。我将拼图放到一边，闭上了眼睛，就像这几天来第一次闭眼。醒来时，我已经到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