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读者容易认知本书涵盖面与容量，兹将篆刻学的一些理念，各个历史时期的篆刻特征、文化背景，稍加梳理，简述如次。
从源头上说，篆刻艺术为我国独有的传统艺术，它远溯商周，盛于秦汉，法备铸凿，变化层出；后有宋元九叠，明清印谱与面貌各异的流派作品，直至民国与现当代，承上启下三千多年。绚丽多彩，气象万千。备受国人钟爱，既是国粹，也是中华民族艺苑中之奇葩，别看它仅仅是在“方寸之间”，它的人文底蕴深厚，气象是开阔的。
以上述立场来考量，篆刻艺术史具有众多艺术特质、属性，是专业性很强的发展演化史。随着朝代更迭，时空转换，它所涉及的常用称谓与专业术语日渐丰富。它是怎么从实用性技艺演变至兼具艺术观赏性、鉴赏与收藏等多种功能的艺术表现形式，应当从史学宏观到微观的具体的人与事展开简明阐述。
时至今日，古玺印肇端何时，学术界还莫衷一是。从现当代出土的陶器上，人们看到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印纹陶，它的纹饰在拍印以后会出现凹凸的视觉效果。到商周时出现的印纹陶在表现方法上摆脱了昔日的单纯拍打，而采用印模压印。大家所了解的三方殷商晚期的神秘铜玺，它们分别是当时部落领袖“瞿甲”“亚禽氏”和“子亘”的名印（图0-1瞿甲，图0-2亚禽氏，图0-3子亘）。因其文字和印面布局与同期金文上的族玺十分相似，遂称之为“族徽玺”。此三方印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为有较好鉴赏能力的古董商黄濬编辑的《邺中片羽》提及，至1940年为于省吾收录在《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被定为商代。不久，
久居香港的饶宗颐也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引录其中两方。于、饶皆为学界名流，其身份愈见提高。
在上述商玺以后，还有战国官玺与战国私玺。现在能见到的白文官玺有司徒、大府、计官、相邦等（图0-4大府）；朱文官玺有司寇、左司空、行府、发弩等，乃统治者赋予各级官吏行政权力的象征，调迁时要收回。战国私玺比官玺略小，除方形外，还有长方形、圆形、菱形等形状。字形结构与布局均比官玺多变、奇诡，或显得活泼生动。白文线条厚重实在，典雅平稳；朱文多坚挺有力、整洁流畅。由于大多是铸造而成，线条细如毫发，神气一贯（图0-5战国私玺一，图0-6战国私玺二，图0-7战国私玺三）。还有战国吉语玺与战国印陶，后者是指钤压在陶器上的印章（图0-8战国印陶一，图0-9战国印陶二），它有工匠姓名、地名、作坊等内容。
著名学者朱家溍在《明清帝后宝玺·弁言》中说:“宝玺者何？ 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是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称玺，一般只能称印。这仅一时而已，此后太后、王妃的印皆称玺，说明玺是权力的象征。读《周礼》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之句，可见玺印随着贸易而兴起，也是作为信物的一种凭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这便是玺印封检公文书札在行政领域的应用。此两例可证实玺的权力象征演变到信物、封检公文的实用性。结合文献所说“以检奸萌”，说明它还含有司法监督的功能。先秦及秦、汉印章多作封发物件、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后来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印章也改为朱色钤盖，十分醒目、好看。试想一下，封泥原本有一定含水量，随着时间流逝，水分不断蒸发，其上的结字章法，迂回宛转，奔放朴茂，为后来不少篆刻名家崇尚。故需要在此简述之。
“汉代对匈奴的战争，尤以汉武帝对匈奴的大举征伐，将匈奴逐出漠北，长期以来，为史家所艳称，这的确表现了当时汉王朝的强大与武功卓绝。”事实上对匈奴的战争，是长期受到侵扰、寇掠后的必然反应，理由充分，无可厚非。汉王朝在精心谋划与充分准备之下，最终取得战争决定性胜利，其结果可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汉王朝亦并不愿与南下的北方民族兵戎相见，战争实为不得已之举。事实上，每当北人言和或南下归附，汉朝均与以礼遇、厚待，作出妥善安置。当时汉王朝通常表现的是一种和平、友善的大国风范与宽广、开阔的胸怀。”这也是国人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
所以论及汉印，皆强调雄强、宽厚、庄重的风范，足以说明政治氛围也必然反映到艺术作品的风格上来。由于实际需要与制作不同，就出现了汉铸印、汉凿印等样式。
铸印即汉铸，原先是指制作金属印章的方法，先雕刻蜡模，外用泥作范，熔金属注入泥范而成。故也将铸印称为“拔蜡”。当时铸印，有不少只铸印坯，然后刻凿印文。在汉代印坯文就连同浇铸，这类印文精巧工整、庄重大方，别具一格，后世篆刻家取法于此，遂称某家、某印出于汉铸。传世的汉官印数量较多，大多是铸造。但西汉初期的官印由于汉承秦制，与秦官印区别不大，也常加田字框格，如“旃厨郎丞”等（图0-10旃厨郎丞）。印文以白文为主，文字基本上是方中带圆、略含隶意的小篆。发展演化下去，根据内容需要，常按“六书”或增或减。于是其风格或雄伟粗放，或峻峭瘦劲，或奇崛古朴。总体上还是方整匀称、端庄浑穆，有大国匠人之风度。
凿印即汉凿，是指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其印文即错落自然，其中多是将军印和朝廷颁发给兄弟民族头领的官印，此乃起源于军中官职急于任命，印信都是仓促凿成，相沿成习，遂又有一别称“急就章”，成为一种传统刻法。与汉铸印相比较，将军印章法无拘无束，刀法自然，锋颖逼人，多为率意之作。（图0-11将军章）
关于汉印，归纳以下两点:
第一，上述印面篆文随着时空更迭渐渐有别于秦篆（小篆），从源头上说是王莽时官定的“六书”之一缪篆。缪是绸缪之意，入印结字呈屈曲缠绕状，故有“缪篆”之称，如汉私印（图0-12汉私印）。
第二，上文说明了前面所提“法备铸凿”，故广而言之，初学篆刻者，师辈或父兄辈即明言先学仿刻汉印，“不刻三百方汉印，难入汉人之室”，这里所指，多为汉铸，汉白文。此是基本功、童子功，代代相传习也，体现出篆刻艺术之脉络。
印章顶部常有雕刻性装饰，谓之印钮。印钮俗称“印鼻”，古代玺印上都有钮，穿孔可以佩戴。先秦古玺还有鼻钮、台钮之别。自汉代即有螭、龟、驼等印钮，分别为帝王百官之用。至于私印钮式随时间推移更趋多样。
《汉书·朱买臣传》:“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文中所提印绶就是朱买臣所用之官印。“官吏迁死，印绶必须归还。”不论调走或故去，此印绶需归还。其实“印绶”原意是指印和系印的丝组（一组丝带）。
可以说，在历代印章宝库中，传下来的汉私印数量最多，形式也极为丰富。私印尺寸较小，若材质是玉质更别有韵味。当时工匠还创造性地在一方印材上，刻出两面印、六面印、套印（子母印），加上动物图成为一种富有趣味的四灵印（青龙、朱雀、白虎、玄武）。还有在同一方印章中朱白文相间的私印，如“臣”“妾”印等。印文也不拘汉摹印篆，还有一种印章在文字中增饰了鱼、鸟、虫等形状，更具装饰趣味，俗称“鸟虫书”，原本是装饰在兵器、礼器上的嵌金文字，后来也演化成一种治印形制。
汉吉语印，源头上早在战国时即有，汉代时最盛。古时人们拜天信神，祈福家人平安，故将吉利语刻成印章，后世还发现不少文字较多的转为死者殉葬用的祝福印。总之，内容都带有祝福、吉祥色彩。
第二节 从神农氏到尧舜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风习
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
在恩格斯看来:“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狩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从未有过;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
这在中国古史中得到印证:“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农氏时代，人们更加扩大了食物范围。植物子实的种植，既保证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又可以作长期的储备。饲养的动物也比捕猎的动物更适合人类长期的食物规划和分配。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习性，非常符合中国古史的神农氏时代。
制陶术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单纯烧烤食物的阶段，出现了煮、蒸等炊法，有了更加丰富的饮食。恩格斯指出，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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