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制到协商：邻避冲突治理模式研究:._许敏著_9787307218048

早在20世纪中后期．邻避冲突就作为城市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反对建设垃圾填埋场、有毒废弃物处理厂等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运动开始兴起。为了避免公众抗议，政府采取“决定一宣布一辩护”的模式，在信息没有公开的情况下，完成项目审批，并启动邻避设施建设。随着人们环境权益维护意识的增强，邻避设施选址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20世纪70一8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革使邻避问题日益复杂化，邻避设施选址演化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深层次的争辩和博弈．环境抗争运动开始表现出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一方面，一系列事故灾难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爆发，使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危险性后果有了直观认识。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管理的质疑引发了对邻避设施的持久性抗议，尤其当公众被排斥在邻避决策之外时，在程序公正和环境正义等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公众对非自愿承担的风险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此外，随着一批环境保护组织的兴起，抗议邻避设施在地区设址的集体行动日益频繁。数据显示，由于“邻避主义”泛滥，美国在1980---1987年间预定兴建的8l座毒性废弃物处理厂，在草根环保组织的发动下，周边民众强烈反对建造废弃物处理场地，最后仅有8座建成。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邻避现象及其治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邻避现象表现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多重利益交织的复杂属性，邻避选址触及社会敏感神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补偿、协商谈判、自愿竞标等方式的运用，政府和公众在邻避现象治理中走向沟通和合作。一些国家在邻避治理实践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如荷兰采用“市场型选址决策”方法，即政府和企业提高设址补偿价格，直到有社区愿意主动接受设施设址为止。②日本采取自主型治理机制，发挥地方政府、县域政府、企业及社区居民、渔业协会等多方利益主体的作用，共同参与邻避设施的计划与开发，并制定经济补偿和回馈、设施管理的政策措施。这些实践措施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邻避设施选址引发的冲突。但作为城市空间配置价值矛盾以及城市中增长联盟与社群联盟矛盾的综合体现，邻避冲突在较长时间难以调和，并成为大多数国家发展中的困境。例如，在加拿大，关乎国计民生的“北方门户”输油管重大工程项目．因沿线各方的“邻避主义”至今无法开工。德国在启动“斯图加特2pan>”这一铁路和城市发展项目时遭到5万名市民的严重抗议。为了应对垃圾焚烧导致的健康危害，英国成立了杜绝垃圾焚烧组织(UKWIN)，实时提供专业的垃圾焚烧项目地图．并对地方政府垃圾焚烧站选址和规行全过程监督。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下，全球范围内的邻避运动兴起，邻避现象逐渐成为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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