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有关典籍与作品浩如烟海，大家名家辈出，当今研究诗人思想的论文多有，但系统研究其思想的专著则较为少见，而将同时代一西一东两个名家的儒释道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则还没有，因此《张问陶儒释道思想研究：兼与袁枚比较》在文学与哲学伦理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张问陶是明清时期巴蜀，甚至是西部有成就与影响的著名诗人，其儒释道思想也异常丰富复杂，而袁枚则是明清时期东南江浙文学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其诗文与诗学称雄当时几达半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且成为新千年的研究重点与仿效对象。
　　《张问陶儒释道思想研究：兼与袁枚比较》为研究二人诗学的异同而开拓延伸至研究其儒释道思想的异同，且形成了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的专著，不能不让人叹赏。

家治先生近些年的著作我都是□□个读者，这部与李咏梅合著的《张问陶袁枚儒释道思想比较研究》亦然。初读之后有下列几点感受：
　　一是题材的开拓。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有关典籍与作品浩如烟海，大家名家辈出，当今研究诗人思想的论文多有，但系统研究其思想的专著则较为少见，而将同时代一西一东两个名家的儒释道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则还没有，因此本书在文学与哲学伦理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张问陶是明清时期巴蜀，甚至是西部□有成就与影响的著名诗人，其儒释道思想也异常丰富复杂，而袁枚则是明清时期东南江浙文学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其诗文与诗学称雄当时几达半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且成为新千年的研究重点与仿效对象。本书为研究二人诗学的异同而开拓延伸至研究其儒释道思想的异同，且形成了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的专著，不能不让人叹赏。
　　二是体例新颖而又实用。本书作者不是研究哲学伦理学的专家，且研究的对象是思想颇为复杂的诗人，而不是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便主要研究其儒释道思想，且将儒与释道相对分开论述。儒家思想方面，因为儒与释道的根本区别在经世与否，所以立经世思想研究一章；儒家思想以仁爱为主体，延及仁政，所以立仁政理念研究一章；儒家思想以伦理为本位，有所谓三纲、五常，所以立伦理思想研究一章，重点研究其忠孝思想、爱情观与爱情诗；因为经世就必然关注军事，因此便将军事诗歌与军事思想作为专章来考述与研究。这四章或以时间为序考述之后再综合研究，或者分条纵向考述之后再综合研究。而释道思想的研究则先以时间为序进行纵向考述，再进行综合评论。全书纵横结合，考述、总结、比较三者有机配合，整个体例显得既有所创新，又颇为实用。
　　三是重视求实。本书作者通读了二人的全集与相关文字，拉网式搜集了有关资料，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解读与爬梳考察，还阅读了大量的释道经典与佛教史、道教史，而后才下笔立论。本书参考的儒释道经典几达二百种之多，所引资料可靠而又完整，足见作者的求实精神，与所下功夫之深。当今学界架空立论、游谈无根、炒卖新概念新词汇十分盛行，转相抄袭□□资料作为论据已成常态，因此本书这种重视证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的求实精神便特别值得赞扬与提倡。
　　四是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是，主要观点与结论多新颖有据。作者不跟风，不媚俗，不奉迎□□，也不故意标新立异或故作高深之论，更不研究啥便吹啥，而是以证据为基础，历史地看人论事评论诗文，定量之后再定性，因此全书褒贬有据又有度，主要观点与结论多显得既新颖又可靠。比如说张袁二人的儒释道思想有同有异，异大于同。就儒家思想而言，因为二人都是重情的才子，因此其□大的相似之处在信奉周孔等原始儒家思想，而不满不屑繁琐的汉学与空疏的宋学，且都重视亲情友情与节烈，而在其他方面则异大于同，甚至完全不同。就释道思想而言，二人的差别则很大：张氏自少即受释道思想的影响，此后其释道思想渐趋浓厚，至暮年达到顶点；而袁枚则一生不信释道，且运用世俗生活常识与儒家循吏政治思想对其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揭露与批判。结论是张氏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又释道思想越来越浓的悲剧型传统诗人，而袁枚则是一个“三分周孔二分庄”五分世俗的享乐型风流才子。
　　不足之处是一些诗歌解读得过分细致，某些地方显得有点重复，虽然仔细解读与注重证据的完整是应当的。
　　以上仅是初读之后的一孔之见。至于本书学术水□如何，读者自有眼光，用不着笔者来多话。是为序。

序言
张问陶的家世生□及个性（代前言）
一、张问陶的家世简述
二、张问陶的经历简述
三、张问陶的个性简介
四、袁枚的家世、经历与性格及与张问陶比较

□□章 张问陶经世思想述考
□□节 少年奠定期
第二节 仕宦发展期
一、庶吉士时期
二、翰林检讨期
三、史官时期
四、监察御史期
第三节 晚年淡化期
第四节 袁枚的经世思想及与张问陶比较

《张问陶儒释道思想研究：兼与袁枚比较》：
　　张问陶所说严猛的一面主要是□定战乱安定社会，维护统一，铁腕除贪。
　　所谓严猛与宽柔是相对的，如上引《西征曲》所谓“天王生杀总无私，柔远心如上帝慈”，生即宽柔使生，杀即严猛使惧，要在依法行事，始终如一。己酉年说：“况逢明盛世，大道通羌笮。瀚海犹堂隍，兹山直帘幕。”赞扬康熙、乾隆之世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所谓“大道通羌笮”，泽被山野，以至于遥远的西域大漠瀚海。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既要行宽柔，也靠有严猛，如上面所述的反击廓尔喀兵入侵□□。戊午年间，他在前引《送石琢堂殿撰出守川中》之三说：“猁犬驱难尽，哀鸿听可伤。疮痍先抚字，何必问豺狼？”诗歌正反两方面对举，对流离失所的百姓应该同情，更应该救济与安抚，所谓“哀鸿听可伤”，“疮痍先抚字”；反之，对于如同猁犬、豺狼一样的狂暴之徒，则应该毫不手软地镇压，所谓“何必问豺狼”，言下之意是只要是豺狼就当尽力驱除甚至杀无赦。诗人还在怀古诗歌中表达维护统一的愿望。如《钱忠懿王金涂塔诗朱石君师命作》⑦，诗中赞美吴越王兵强马壮，是雄踞一方的霸才：“我闻吴越当年兵马雄，霸才独守钱江东。”接着写吴越王巍然独立，冷眼看世界，因此四代相传：“坐看五代等儿戏，干戈篡乱殊匆匆，父子祖孙兄及弟，四王三世传忠懿。”后面的“虎视眈眈不负嵎，迎周归宋知天意”，写吴越王既虎视眈眈，却又不负隅恃威或者负隅顽抗，而是顺应潮流，主动“迎周归宋”，成就了中原统一大业。后面赞美末代吴越王“慷慨承贻谋，直与武肃文穆忠显同千秋”，而且“英雄布施豪于佛，纳土能捐十四州”，其归顺宋朝既是英雄之举，也是仁慈之举。诗人对今世人寄予大量同情的著名词人后主李煜却未置一词，更未赞一语，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可能是对于中主、后主自身腐败享乐，对外雌伏屈辱，却又不识大体，不知厉害，拒不归顺或者投降等表示不屑与不解，其与吴越王“迎周归宋知天意”，“纳土能捐十四州”相比何啻天壤，焉能不取祸？
　　所谓严猛肯定包括甚至主要指铁腕除贪腐。诗人以数代清廉自许，也以此自励，因此其有关铁腕除贪暴的诗歌不少。此仅举一例。其《画鹰自题》说：“红叶萧疏剩几枝，秋风无力雨丝丝。草间狐兔纵横极，正是苍鹰侧目时。”题画诗但主旨却不是对画面及意境的描绘，而是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诗歌写于戊午年，正当朝廷贪腐成风，社会黑暗，白莲教起义之时。诗歌前半象征朝廷的衰飒萧条无力，第三句纵横之狐兔象征大小贪官污吏与暴徒，而苍鹰则象征立志清除贪腐的志士仁人，他们正侧目而视人间狐兔，然后突然出击，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如杜甫《画鹰》所谓“（手双）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何当击凡鸟，毛血洒□芜”。具体事例，如敢于弹劾□□与整肃地方，此事《苏州府志·列传·流寓》有记载；在莱州任上审理屡翻供词桀骜狡诈的巨盗事，易宗夔《新世说·政事》有记载。
　　总结：张问陶一生立志经世，其经世思想的核心即儒家仁政理念，其内涵包括本于仁爱思想的抚民亲民爱民，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可操作的救民富民，具体治国为政临民则既以仁为主，又当宽猛兼备。其严猛一面，主要是□定战乱，安定社会，维护国家统一，铁腕除贪暴。其宽仁一面，除上面的抚民亲民爱民、救民富民之外，一是清静为政不扰民，循良为官，无为而治，重视礼乐之治；二是行仁术，轻刑罚，少杀伐，还包括安抚□□□□，所谓修苗政。作为一个个性清狂的诗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的，可谓念念不忘而又身体力行。在两年多行政期间，他都以仁为主而又宽猛兼备，且取得了不错的实绩，因此得到百姓的拥戴，留下了廉能的美名。诗人这种仁政理念及实践既受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管仲、子产及法家思想的一些影响，还受祖辈清能为官以利国利民家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