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所以在那种命悬一线的危殆情况下，若不是中国总还保留了那么个角落，仍然活跃着对于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曾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据说在历史中从未中断过的学脉，可能就要面对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场景了。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东
2020年6月24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原书序
本书研究19世纪清王朝在中国乡村的基层统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 措施和效果。由于可用的相关资料有限，而笔者又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研究，故不打算探究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面向，或就某个问题的各个面向做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居住在帝国某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及那些边远地区的乡村居民，本书就未涉及。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笔者仍然希望本书能够较清楚地呈现出19世纪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一般状况。
这个研究可以满足几个有用的目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居民在其总人口中占压倒性的多数。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乡村亿万居民的影响，以及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 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19世纪是一个王朝崩溃和政治转向的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乡村，不但会弄清一些造成中华帝国统治体系衰败的力量和因素，或许还能提供一些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有用线索。
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和议论其实不少，但大多不是经过认真而仔细的调查的结果。很少有人对其观察到的现象下功夫分析，有些描述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和错误解释。这些著作中充斥着大量悬而未决的歧异，常常让读者迷惑不解。因此，现阶段很有必要对中国乡村进行较系统的处理和研究这也是本书尝试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其次，虽然有关帝国一般行政体系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对于最低层行政体系或者说基层统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相关的中文或西文著作都相当少。因此，帝国统 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被忽略了。本书尝试去做，并极力想弄清楚的是：帝国政府是怎样控制乡村居民的？乡村居民对这种控制的反应如何？自然和历史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到基层统治体系的运转，以及在该统治体系之下乡村居民的行为举止如何？弄清了这些问题，笔者就可以设法对中国乡村问题提出适当的观点，同时消除在某些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笔者在描述时尽量做到具体、准确；甚至不惜让读者面对令人厌烦的细节。笔者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描绘出相当清晰的画面，从而给读者留下准确的印象。这样的研究取径，让笔者对这个问题只能采用历史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的方法。换句话说，笔者所关心的是展现特定时期内相关情境和进程中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观念或范围广泛的系统性组合。只要资料允许，笔者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查阅、研究每组事实，也尽可能地将每组事实放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因为任何制度 或任何体系的完整意义，必须放在历史与社会的脉络里，才能够充分掌握。因此，笔者常常感到很有必要研究那些超越本书主题的现象，也不得不去触及超出本研究所设定时期之外的某些状况和情况。
史料来源
使用的史料必须仔细甄别。有关19世纪中国和关于中国问题的记叙和资料虽然很容易搜集，但是，同现阶段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的材料并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条都可信。如何处理这样的材料，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乡村农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 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笔者从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对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往往满足于古人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即使留下这些记载的古人对我们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研究距离今天相对较近的一段中国历史，可以比较利用的材料数量很多，因而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笔者算是幸运的。不过，笔者还是情不自禁地希望过去记载中国历史的作者早已预料到今天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需要。19世纪的作者虽然经常把引人入胜的一份份材料遗留下来，但却点到为止，因而稍后时代的读者读起来，往往茫然不解。或者，在其他例子中，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史料中找到关于此时此地的有用资料，却找不到彼时彼地可资比较的资料。
由于可以利用的资料本就缺乏，同时笔者所能找到的记录也很有限，因而本研究所用的资料也同样缺乏，同样有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笔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看起来像是一段段史料的拼凑，在一些地方描述得较好、较完全，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出现空白，或者使人迷惑不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并防止误解，笔者有时采取了下列权宜之计：只要有可能，对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时期都要说明，这样，读者就不但能评价笔者所引证的各段史料，而且还能评价笔者根据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在一些情况 下，笔者会借用少量19世纪之前或之后的相关的资料，来填补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许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现的偏见或不正确性，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笔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资料，而这种资料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根据官方立场记载的。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时代的官吏总是喜欢言过其实、隐藏问题、粉饰太平。他们总是把那些由他们处理的报告看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结之前并未了解报告是否属实。对于那种涉及严重后果的文件，笔者做了比较细致的处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证它的正确性或真实性，而是要确认涉及的官员没有被牵连或承担超过他们应该承担 的责任。
地方志的客观性或真实性比官方文献要高一些，这为本书提供了相当多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对当地环境、事件和人口的记载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为认真尽力或游刃有余，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颇、弄虚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价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绅士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地方官吏，实际决定内容及修撰方针，他们常常无法免于自私的偏见；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许多人组成，他们的学识水平参差不齐，执行任务时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因此，即使没有刻意的错误陈述，出现无心差错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一位声名卓著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说，大多数地方志属于那种瞎编乱抄的东西，完全不可相信。大多数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关问题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这部分，资料也常常不适当、不准确。在很多情况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订，因而从中看不出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时，在小地方或偏远地区，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为认真的修纂者也无力修出令人满意的方志来。
萧公权（18971981），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台湾中研院首届院士。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台赴美，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宪政与民主》《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等。
译者简介：
张皓，1964年生，贵州德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升，1967年生，广东阳春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编简介：
刘东，195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是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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