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学习或研究魏晋六朝文学，有几部重要著作是之书：一是文学总集萧统《文选》，南朝齐梁以前的中国古典优秀作品，大多精选在册，一目了然；一是古典文论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诗品》，其理论影响至今仍是痕迹宛然；一是刘义庆《世说新语》〔1〕。三者鼎足而立，可见其文学价值和重要历史地位。
《世说新语》是一部优秀的古典笔记小说，它网罗诸多魏晋士人的遗闻逸事和文坛佳话，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活脱地展现了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情和士人内在的心灵世界，构成了一幅活动的魏晋社会人生的形象历史画卷。它不仅是了解和研究魏晋清谈及其玄学思考的活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艺术上成功的文学名著，其语言精练简约，蕴藉隽永，妙语如珠而风趣横生，在幽微的哲理思考中，蕴涵了深沉的人生慨叹，从而给后世以无尽的启迪。作者在一个思想奔逸、玄思深邃的玄学时代中，塑造了翩翩来去的五百多个风流人物，个个鲜活地跃动于字里行间，其俊逸风流的艺术形象，无不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玩味不尽的深刻印象。《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及其文化影响，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这样一部名著的文本，宋代以后国内流传的，主要是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陆刻本今佚，但其成果幸赖明袁褧嘉趣堂翻刻本得以保存；湘中本清初犹见，有徐乾学传是楼藏本，后来又有沈宝砚的《校语》，从此略知其貌。但此本今已不知去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登录。淳熙两宋本相继亡佚，实为可叹。但幸运的是，更早一些的绍兴八年董弅的刻本却仍存世间。该刻本自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便为国人所未见，先存金泽文库，后入前田氏的尊经阁，上世纪初才以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了王利器先生的断句校订本，原本现仍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2〕。此前国内长期流行的宋刻本是陆游、湘中两种，尽管用这两种刻本作为蓝本的研究成果及重雕本为丰富，多有优胜处，但就版本本身的价值看，余嘉锡先生断言：三种宋刻本，以种董弅本。〔3〕朱一玄先生更确切地说明：现存早的接近刘孝标注本的完整的本子，是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4〕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原著，自有注、抄、刻始，便被删削改易。在今天能见到的近真的版本当是唐写本，惜为残卷，只有《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四门51则，其次，便是宋绍兴年间的董刻本了。
董弅，字令升，东平（今属山东）人，两宋之交学者、书画理论家董逌之子。其郡望自谓广川，盖欲附仲舒裔耳（《四库全书总目》）。绍兴七年（1137）始知严州。在知严州期间，颇富文化建设之功，修《新定严州志》；又编刻《严陵集》，许多没有专集作者的诗作依赖此集而得以存其梗概；而其《世说》刻本则尤有价值。这一刻本不仅近真而完整，而且其后附有汪藻的《叙录》，传本和《叙录》一道，堪称是南宋初年对《世说》版本及《世说》文本本身研究的一次总结。
前辈学人十分珍视董刻本，运用其校勘成果以求真，近年也引起了时贤的关注，多有研究成果，但对这样一部传世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传本本身之面貌、特色仍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二
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概要叙述董刻本近真的面貌。
（一）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
以今见文献参校，及以《世说》本身之内在蕴涵的理校，不难体味，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兹取以下诸例说明之：
《政事》（18）王、刘与林公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共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 共言，后来的袁褧、凌濛初刻本等皆作玄言。这里当以董刻本为是。考之《世说》，共言为当时谈玄的常用说法。时人不直接说玄言、谈玄，而说共谈、口谈、共论、共语、清言、言理、微言、论理、往反、言，等等。董刻本作共言更合于原本面貌。
《品藻》（3）庞士元语陶冶世俗，与时浮沈，吾不如子；论王霸之馀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 倚伏，袁褧刻本作倚仗。这里明显以董刻本为是。倚伏，在此语境中为庞士元所引《老子》典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谓了悟祸福相互依存转化的玄理、要义；要害，谓枢机关键或规律。这样，庞士元的思理高深就不言而喻了，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名士风貌。倘作倚仗，则此言句义窒碍难通，不知作何解释了。故余嘉锡《笺疏》以绍兴董刻本为是。
《品藻》（12）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三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三叹曰，袁褧、凌濛初刻本作王叹曰。此当以董刻本近真而于义更胜。王仅指姓氏，前面已有王大将军，作为主语可通贯而下，后面省却姓氏，无碍文义。而作三叹则不同，愈发见出王敦南渡得势后，骄矜得意的神态，使人物性格鲜明醒目。
《任诞》（15）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定， 袁褧刻本不改，沈宝砚校本作迺。作迺亦通，然而不如作定于义更长。在这里用迺，是一个副词，解作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乍看去似有助故事波澜，增强戏剧性，故徐震堮先生认为 迺义为长（《世说新语校笺》），然而细味起来，则无如定隽永。定有终究、到底之意，说的是，其结果没有以阮咸原来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到底将婢带走了。这个结果包含了其姑对阮咸惠爱至深的苦心和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因为这是一个婢，而且为异种鲜卑，以阮咸的身份与之生情留恋，无疑是公然挑战世俗、礼法，妄取祸端，其后果不测自明。如此，则其姑对阮咸之爱及聪慧明智，便于一定字她后的行为中，深含无遗了。有了这一层，才愈见阮咸的任诞。他的惊世骇俗之举是动人的，但事实上的结果，正是因此而使他付出了长期沉沦闾巷，被摒于仕途之外的代价。这样看来，迺富于暂时的刺激，表达的只是阮咸的瞬间感受与激动果行，突出了故事的戏剧性，而作定则相反，它更有深味，更耐咀嚼。初云之允诺与定之翻悔相映带，深含了时代因素、其姑的矛盾、复杂心理和对事情因果关联的理性判断。在如此一个短则故事里，不止正面表演的主角阮咸，就是隐含幕后的其姑的形象也都丰满活跃了起来；因在他们的形象中，饱含着时代特点、个性特征等丰富的信息而使故事深富意味了。这正表明《世说》之品格不以波澜、悬念见长，而是以隽永、深刻独擅胜境，所以作定更为本色，更像《世说》的语言。
《捷悟》（7）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向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此则袁褧刻本等皆作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相沿流传。董刻本、唐写本回作向，就文意说，当以向为是。倘为回，则难以解读，石头舍马乘舆，回车而返，这样原超越几十步而在前行的东亭，随方向回转，反而在后似从官了，喜剧意味不在诸人， 而落在了东亭，明显此非捷悟，反成了笨伯笑料，适与本则所要表述的意思相反。而作向，为表时间的副词，写出刚才从容马队的诸人，现在因石头兄弟舍骑乘舆而使得他们列队车后，跨马相随，形同从官了，此时唯东亭弈弈在前。这一对比，才见出东亭先见之明远在时彦之上的捷悟。可见唐写本、董刻本为是，保留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故通行的现代诸本，徐震堮《校笺》以作向为是，杨勇、张万起、刘尚慈诸先生也都采纳了唐写、董刻的用法。
《豪爽》（6）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更分袁本作处分，而唐写本、董刻本、沈校本同作更分。处分为处置、处理、安排之义，与下文树置一起，是说王敦要安排设置官员。实质上故事要表达的是，王敦包藏祸心，拥兵威胁，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设置官员，安插党羽，即更分者更动处分，有所树置也〔5〕，其要害是更换现有官署的执事人员，以为其实现野心铺平道路。显然处显得平平，更比处表义更深刻，更传神。故徐震堮、杨勇等先生亦皆以唐写、董刻为是。
以上都说明董刻本颇能体味《世说》，保留其本色，而这种保留也表达了董弅对《世说》文本、风格的熟悉和他卓有识见的学养。从而使《世说》得以近真的面貌保留下来，原著作之胜情胜意不致被损害，不致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诓哄了后来的读者，就文献价值说来，这恐怕是为珍贵的。
（二） 董本的错误处，仍为近真传本的风貌。
可以用来作为董刻本近真品性的反证是，董刻本有些错误处，也是近真传本的面貌。它表明，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一仍其旧，故亦传疑，以俟通博，忠于实情。兹亦取诸例，加以说明：
董刻本《文学》（80）习凿齿因忤旨出为荥阳郡，袁褧刻本作衡阳，是。但朱铸禹先生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指出，《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的本传也作荥阳，这显系当时写本就如此，非董刻致误。这或是董弅对旧语在未及弄清楚的时候，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而保留了原样。
董刻本《尤悔》（3）陆平原沙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沙桥，袁褧刻本为河桥，王利器考证：案，作河桥是，《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注沙桥在江陵北。据《晋书·陆机传》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则河桥在朝歌附近，与江陵之沙桥，地望之差何止千里。〔6〕这一点，刘孝标本则注引《陆机别传》也可以佐证：及（陆）机于七里涧大败，（孟）玖诬（陆）机谋反所致，（司马）颖乃使牵秀斩（陆）机。又《晋书·陆机传》：（陆）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七里涧，《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注：《水经注》：鸿台陂在洛阳东北二十里，其水东流，左合七里涧。朝歌在洛阳东，则陆机兵败之河桥（七里涧），在洛阳、朝歌之间，而近于朝歌。孝标所引《别传》是概说，河桥讲得更具体指实，是以个别代全体战场的借代手法。无论如何，是洛阳、朝歌间的河桥而非江陵之沙桥，王利器、刘孝标两说，皆可对之确证无疑。董刻本用沙桥，未及深察而致误，然并非只有董刻本误，后来沈宝砚以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为底本校勘时也未出校，仍作沙桥。此亦为当时写本如此。
董刻本《言语》（108）刘孝标注引《庄子·渔父篇》：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无异，今本《庄子·渔父篇》作无累。作无异则此句无法释读，然而不独董本，诸本皆同，为原初诸传本之误。
董刻本《雅量》（40）刘孝标注：徐广《晋纪》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央星，袁褧刻本同，沈宝砚校本作哭星。《晋书·天文志》作哭星；王利器引《开元占经》卷八十六、《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中兴书》载《世说》此事作历女虚危，至哭星〔7〕。可见淳熙十五年陆游的刻本也据所见原刻，误作央星，袁据此重刻时未及校改。
上举诸例，可以窥见一般情形，这些都说明当时传本之间差异甚大，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传其原来面貌。
综合前述诸项，我们可以看到，董弅刻本所保留的《世说》的近真的面貌，对《世说》的阅读、品味，对《世说》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就版本意义上说，这在今天能见到的诸传本中，它近于本真面貌的文献价值是很值得玩味深思的。
三
董刻本另一个独特的价值，是来自它所保留的宋代文人汪藻对《世说》的研究成果。
董刻本中保留的汪藻《叙录》，是今见早对《世说》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其贡献和价值，学界曾给予关注，这里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从董刻本价值的角度，再做一点钩沉。
汪藻，幼颖异，入太学，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及第，因忤权贵，仕宦并不顺利，所以终生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多著述〔8〕。其中《世说叙录》便是极有价值的《世说新语》研究著述。它介绍了北宋年间《世说》的家藏和校勘情况，并厘正了此前纷扰难清的诸如名称、卷数、版本等问题。汪氏在胪列、辨析了诸家说法之后，做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关于书名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关于卷数以九卷为正；关于篇数定以三十六篇为正。这在形成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时起了作用，董刻本刊行时，不但名称、篇数与汪氏同，而且将三十六篇厘为上、中、下三卷。其后出现之诸本，大抵采用了这些做法。
汪藻《叙录》中还有极具价值的《考异》一卷。该卷录五十一事，为今见早的注本齐梁间人敬胤所注。其注文广引当时诸记，以明《世说》所记人物、事迹，这与后来刘孝标注有相同之处，但其剪裁，不如孝标精要，显得芜杂，所引群书亦不如孝标广博，不过作为早于孝标之注，其开拓之功，功不可没，因而仍有值得重视之处。
其一，敬胤引书保留了当时的史料，有些与孝标不同，而仅见于敬胤注，故为史家所珍视，并援引以征史实。
其二，汪藻颇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谬，而且所载五十一事，有三则为传本所无，其馀悉重出。汪氏所疑甚是。敬胤之注多对刘义庆之著传疑纠谬。而其纠谬，不仅勘正史实，且在叩问中将《世说》作为小说的性质，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出来。如其则（原在《世说·言语》２９）元帝始过江，敬胤就颇疑此则故事的真实性。针对元帝说寄人国土及顾荣对元帝呼陛下，其纠谬云：元帝之镇建业，于时天下虽乱，而朝廷尤存，经年之后，方还本国葬太妃，方伯述职，何谓为寄也？诚然，司马睿当时虽镇建业，但不过方伯而已，并不是皇帝，何来以君主的姿态去感受出寄人国土之羞惭？敬胤又驳：元帝永嘉元年，以顾荣为安东军司。五年（元帝）进号镇东，荣为军司。其年荣卒。后七岁，元帝方为天子，岂得此时，便为陛下，已曰迁都邪？刘义庆撰述此事，传闻而已，顾荣并未及呼陛下，当时也没有称帝迁都之事。可见敬胤勘正史实之用功。这点已为余嘉锡先生的研究所采纳。由于史官文化的强劲惯性，即使魏晋时人，也还习惯以真实来看待当时的笔记小说，即使是干宝《搜神记》也概莫能外。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敬胤以史家征实的态度去看待《世说》，因而发谬叩问，也属自然之事。然正是这一驳问，见出了《世说》一书的真性质，它与当时的《语林》等旨趣相类，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后来刘孝标作注就不这样胶着，而是或驳或申，旨在映带文本，增其隽永〔9〕。这一性质，已为后来用文学批评的眼光看待《世说》的批评家所自觉领悟，刘辰翁等批评《世说》就略其玄黄而取其神韵，不再执着于征实，而是评点人物与文章神采。在后来的史家眼里，即刘孝标也是文学家，而非史家〔10〕。由此可见，敬胤这位早期的《世说新语》研究家的贡献和其成果的价值。
其三，敬胤所录五十一事，实为专题研究，它们相对集中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是左右东晋王朝命运的几个势族和豪帅人物身上。刘琨、祖逖为一组，凡八则。祖逖、刘琨无论从北伐健将，还是从北来流民豪帅的角度说，都是东晋一朝颇具内涵，引人注目的专题。王敦一组，凡十六则；王导一组，凡二十三则。琅邪王氏是助成司马睿东晋政权的重要、核心的势族之一，他们一方面要求巩固王权，另一方面又力争代表世家大族利益，使得王权和世族利益平衡发展，对此，他们所起的作用都是无人能代替的。无论王敦的起兵威胁司马政权，还是王导以网漏吞舟之政维系江左政局，东晋享国百馀年，实非偶然。琅邪王氏的这两个人物，无疑都是东晋一朝醒目的专题。不知敬胤是否如孝标全面注过《世说》，但仅就此五十一则看，就足以证明敬胤是以研究者的视角去面对《世说》的，并给我们留下了成果和启发〔11〕。
汪藻除了别具慧眼保留了敬胤注之《考异》一卷外，还对凡《世说》人物可谱者，做了谱牒。谱牒既是汪氏的研究成果，也是后人阅读《世说》的工具。它已经引起了当代史学家的重视和使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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