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_利德尔·哈特_9787513935234

★这是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以时间为主线，纵向梳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潮流起伏、形势发展，横向讲述欧洲、北非、苏德、太平洋等各个战区的重要战事。

★作者站在一名军事理论家的高度，对参战国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行动做了透彻讲解与精彩点评，对各国的战争愚行，特别是英国的连连失误更是不吝笔墨严加批判。

★书中没有拗口的术语和复杂的概念，作者一路大道至简、平铺直序，辅以*到的分析、深刻的反思，甚至辛辣的讽刺。无论是战史小白、对二战有一些了解的进阶读者，还是骨灰级的二战粉丝，都能各取所需，从中汲取营养。

★机械化战争论和间接路线理论是贯穿全书的两条暗线，几乎在解说各场战役时都得到了体现和运用，因此这本书也是深入理解利德尔·哈特军事思想的重要补充。

接到指文图书翻译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委托，我首先想到的是初中时买过的《闪击英雄》《失去的胜利》《战略论》，资深一点的军事历史读者还记得这几本绿色封面、装帧简单的内部出版物吧？对，战士出版社。这几部著作都是钮先钟前辈的译本，而《战略论》就是利德尔·哈特的力作之一。

所以，我真的能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译工作，交出让读者买账的译稿吗？虽然指文图书和我都属于金猴奋起千钧棒的角色，可心里不免有一份惶恐。毕竟，利德尔·哈特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国内已经推出过两个不错的版本：首先是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伍协力版，这个笔名无疑是我们合作完成的意思，实际上出自上海市政协的编辑组，组织的翻译力量当然是上海各大院校的资深人士；然后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钮先钟版，虽然部分读者对书中的行文习惯，以及人名、地名的译法不甚习惯，但这多半是文化割裂的原因造成的，于钮前辈英明无损。

旧式翻译涉及外国人名时，通常用中国人的姓氏，例如古德林史达林郝思嘉雷根，而国内现行的做法是竭力避免旧习，通常采用一看就是外国人的译法，地名也是如此。这只是习惯问题，无所谓孰优孰劣。更何况和过去相比，现在从事翻译工作更加有据可依，可以从新华通讯社译名室推出的各种《译名手册》中获得参考。诚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钮前辈的贡献不在于翻译得如何，而在于首开先河把那些德国将帅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国内出版的二战通史，虽不算少，可也不太多。除了利德尔·哈特这部，还有近年引进的约翰·基根的《二战史》。当然，上海译文出版社还曾在1995年出版过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不过这部著作不是单纯的战史，大量篇幅涉及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能耐心读完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太多。另外，当年在东线指挥德国第4集团军的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战后也写了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很奇怪，他没有像古德里安、曼施泰因那样写一部回忆录，也没有像保罗·卡雷尔那样搞一部通俗纪实文学，而是写了一部通史。对了，国内还出版过马丁·吉尔伯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吉尔伯特的资格和能力当然值得肯定，可一本不到500页的书，取这样一个书名是不是太过宏大了？安德鲁·罗伯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同样如此。本土著作中，不能不提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科院的严谨作风当然能让这套通史成为我们这些译者的词典，就像他们组织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一样，但茶余饭后捧起一本二战史翻阅的话，许多人大概不会选择这个偏重学术性的版本。

一些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又是二战史著作？你为什么总是翻译这类书？格哈德·温伯格在他那部二战史A World at Arms中谈道：对比一战和二战这两场世界大战中的可怕事件，再同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战争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本世纪第二场世界范围的战火应该称为的战争。如果你知道日本出版过多少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书籍，或者看看埃里克森、格兰茨、奇蒂诺的书中谈及的参考书，就会觉得我们目前出版的二战书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所以，引进各种新书的同时，全面重译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版本，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况且，这一次我站在若干前辈的肩膀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非自己的身高是负数，否则没有理由不交出一份更好的答卷。

利德尔·哈特不仅仅是个战史专家，更多地是个战略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在书中娓娓讲述，夹叙夹议，既有分析，也有总结，融入了自己独到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此外，这部著作耗时22年才艰辛付梓，其创作态度值得钦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虽说不免怀有某种大英帝国心态，但利德尔·哈特还是保持了相当公正的立场，完全没有胜利者的骄气，也没有对战败方发出任何侮辱之词，甚至对英国的战略错误，对英国军队（特别是蒙哥马利）的保守谨慎颇多指责。

虽然堪称经典，但这部著作也不是不容置疑，就像次世界大战不也号称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吗？利德尔·哈特创作本书时适逢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估计他老人家在获取苏联资料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所以这部二战史相对偏重英国参与的非洲、意大利、东南亚战局，对东线战事着墨略少。

KONECKY&KONECKY出版社近年再版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宣传书中惊人的结论时，专门提到1943年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在德军防区内的基洛沃格勒谈判一事。这的确很惊人，我依稀记得保罗·卡雷尔或戴维·格兰茨似乎提到过此事，可从来没在哪本著作中见到明确记载。遗憾的是，利德尔·哈特没有给出这个说法的出处，仅仅称据那些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会晤的德国军官说……爆出这样的惊天秘闻，很可能是因为某些接受利德尔·哈特审讯的德国军官故弄玄虚。同样审问过德国军官的詹姆斯·奥唐奈曾说过：自以为是，表现得万事通晓的样子，也许是德国民族特征中令人厌恶的东西。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近年来对利德尔·哈特倡导的间接路线出现了一些批评，认为他的某些评论和结论失之片面。一篇评论声称，利德尔·哈特审问被俘德军将领时经常问：您战前是不是读过我的书？不难想象，这种情况下，身陷囹圄的败军之将往往会做出令审问者满意的回答。有时候，他们介绍自己参加的成功战役，利德尔·哈特会马上得出结论：这就是我说的间接路线。在他看来，这些德国将领多多少少受到了他的理论和战前著作的影响。

言归正传，谈谈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翻译工作。我翻译过几本东线战事的书籍，自以为对苏德战争有些认识，觉得翻译这部著作中的东线篇章应该驾轻就熟、手到擒来。然而，竟然翻了车。利德尔·哈特的手法与戴维·格兰茨那些作家存在天壤之别，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部全新的战史。虽然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但钮老的译文对我反而是一种桎梏，某些精妙的译言不敢采用，否则不免有剽窃之嫌。我这次重译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读者呈献一部完全白话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所以，得装作没有前人的镣铐那般。

书中的人名、地名，我选择不加注原文。自从发现有些译著连史密斯、伦敦、纽约也不厌其烦地用括号标注Smith、London、New York后，我就觉得这场展示所谓专业性的闹剧必须结束了。于我个人而言，加注原文的目的是让译文保持前后统一，全书完成并核对后，就该将原文删除。有人会说，保留原文便于读者识别，我倒不觉得如果译者自己都搞不明白正确的译法，又怎么能指望读者自行鉴别呢？说句题外话，20世纪50年代国内出版的书籍，地名和人名会加下划线作为提示，可惜现在没人采用这种方法了。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自己翻译某本东线书籍时遇到的一个职务：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部长。

在翻译人名和地名时，前后统一是个大问题。主要地名好说，解决阿拉曼&阿莱曼、托布鲁克&图卜鲁格这些小细节即可。当然，我知道阿拉曼、托布鲁克就像企业号航母那样约定俗成、深入人心，但反复查阅国内出版的若干份地图后，我发现这些地名本来就有标准的译法，只不过很多译著向约定俗成妥协了。这次重译，我趁机一并做出修正当然企业号没变，也没法变。考虑到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村庄，这种吹毛求疵是十分必要的，这涉及使用何种译音表的问题。一个陌生的、根本无法拼读的地名，使用波斯汉译音表、阿拉伯汉译音表，或者法语汉译音表，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译名。想要确定一个地点该用哪种译音表，需要若干参照，还必须考虑这是原文还是罗马转写。

虽然翻译地名不易，但重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还是长句太多、太长，一个which、where或that带出的各种修饰语、补充语铺天盖地，还有无处不在的破折号需要跳过三行原文才能弄清作者到底要说什么，然后再把译文拼拼凑凑，前挪后移。这简直是一场连连看，在准确转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必须弄清作者强调的因果关系和重点。有时候，多加一个逗号都会导致句意发生微妙的变化。总之，完成这本书的重译工作后，我的想法是，日后见到利德尔·哈特的书，好敬而远之。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钮先钟前辈的译本非常优秀，其中对原意的理解、把握和断句处理都相当出色，很值得研究学习。

后谈谈译文中的疏漏和错误，可以肯定，无论是钮先钟、伍协力，还是我的译本，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实在是一种无心之举，如果意识到出了纰漏，译者必然会修改更正。我固然可以对照原文挑出前辈的错误之处，读者自然也能找到我的错处，只是我暂时还浑然不知错在哪里。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明知不妥却又无能为力的地方，翻译过几本书后我沮丧地发现，现在的译著离开了努力试图证明成功坚持从事进行提供这些词，简直无法成文。我知道这些heavydutywords很别扭，可经过反复努力，事实证明难以成功解决这个问题。指文图书的罗总鼓励我：你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可我真的不敢，对比译文和原文时，读者一旦找不到原书中的（每一个）词，没准会当场暴走。戴着镣铐固然会缩手缩脚，但胜在安全。文字工作是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本译作干得更好些。

结束语说些敬请指正之类的话就有点俗套了，那么，我就祝朋友们阅读愉快吧。

小小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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