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话题，近代以来又成为哲学、思想史、伦理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内容。社会学对儒家的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应归功于潘光旦，他偏重社会思想方面的阐述；在西方学术界则以韦伯的研究尤为著名。 本书的所有研究均基于对社会学本土化之思考，即坚持儒家的社会学研究既不走回国学，也不套用西方学术话语进行言说，亦不囿于思想史或历史领域，而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儒家内含之社会理论性问题和实践性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儒家思想在社会学中的重点议题是伦理的社会实践及其衍生出的社会特征，其逻辑发端于“人伦”与“耻感”，即“人伦日用”。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原创性地提出了“对偶生成理论”和“关系向度理论”，并对“孝道”“人情”“面子”“自我”“情爱”“日常计谋”及宏观社会秩序的运行与维系等做了专题性讨论，以期形成一种对中国人之生活世界的研究视角与解释框架。

翟学伟，男，1960年生于南京。自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起，开始研习社会学，1988年入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其间获法学硕士学位和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20），现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出版著作有《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等。

目录 理论与方法篇 儒家的社会学研究 儒家的社会理论建构 儒家人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后，演化成了“关系本位”。本文据此进一步提出，关系本位的内在建构是“对偶生成”，而中国人之观念与行动均可在此基础上推演，并同其他思想流派构成互补或排斥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 儒家最经典的表达“修齐治平”显示出，中国社会理论的建立方式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续体。其整体性表现为，微观社会行为受到宏观社会结构的牵引，宏观社会结构又限定微观社会行为的方式和方向，从而构成一个有漏洞的葫芦形模式。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在与西方社会学一系列概念的对话中，本文指出，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伦”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社会的运行法则不需要借助西方概念进行分析，而需要深入理解“伦”的思想性及其对社会规范和现实的影响。 孝：试论儒家道德的社会实践 “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由其“报本反始”内涵形成的纵向意义上的“感恩”模式。该模式下，整个社会沿着家谱化、情理交融、地方网络、权威至上等方向延展，从而对社会起到整合的作用。 儒家的关系自我及其困境 儒家的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一个有个体欲望的“现实我”的形成，需要时刻遵循“伦理我”的规范。这样的“自我”又必须在由纵向等级与横向亲疏所构成的“轴”上得到理解。 “语言游戏”与作为社会学方法的训诂学 比较哲学中的中国人之关联思维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为中国社会学寻求本土方法提供了可行性思路，而传统训诂学及其现代延展，可以成为寻求中国社会的运行法则之重要方法。 实践篇? 儒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 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 研究“人情”与“面子”，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与文化脉络而只将其作为两个抽象概念，其含义和运行方式深嵌于中国人的地方网络。基于地方网络运行来理解人情与面子，可以分辨其区别与联系，并可以追溯到儒家的“耻”与“名”的人性预设。 人情与制度：制衡抑或平衡？ 人情与制度是冲突的，还是相安无事？本文通过一项个案研究表明，中国的制度设计及其操作层面均贯穿着人情法则。这一特点极易造成社会运行中人情与制度并行及其名实分离。 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罪感文化、耻感文化和面子文化分别代表了三种文化类型。其中，最难以区分的是耻感文化与面子文化的差异。结合个人亲身经历，本文深入比较了“耻感”与“面子”在社会运行中的根本性差异，据此可以对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获得新的认识。 “亲亲相隐”的再认识 “亲亲相隐”背后的文化预设是关系先于个人的假定，由于“五伦”的运行方向十分确定，因此其间的道德内含也具有回归关系的特点，并非只在个人层面上论是非。 关系与谋略：中国人的日常计谋 谋略是由中国文化脉络所滋生的一种心智及行为，其假设前提是人心相通，且社会互动方式为固定关系，人们据此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隐忍、情境中心及“玩阴招”等阴性特点。可见，谋略不是博弈。 爱情与姻缘：两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比较 基于关系向度研究亲密关系，可以将其分为爱情婚姻和缘分婚姻。前者的亲密性靠个体的吸引力、理想化与激情来维持；后者则靠命定、般配和外在强制力来维持。立足这两种模式，比比皆是的婚恋现象均可得到解释。 附录　我的本土研究三十年 本文对作者从事社会学本土研究的立场、观点及不同时期的理论探讨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