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天使》是一部记述人生不同孤独境状的长篇小说, 记述了凯鲁亚克在孤独峰上的孤绝世界里冥思沉吟, 试图参悟生命的玄机, 这是在荒野里的孤独; 然而下山后他又不得不重新让自己淹没于生活的洪流之中, 这是在人世间的孤独; 他穿越墨西哥、美国、摩洛哥、法国、英国不同的国度, 将自己暴露于危险、困苦和生活的悲喜之中, 只为了去了解他的时代, 这是在城市中的孤独。凯鲁亚克追随着想象去任何地方, 记录时刻流淌着的纯净、安宁与自由, 不断寻求着独立自我与世界万物相处之平衡, 在不同的生存境况中感受生活的孤独, 参悟生命的意义, 达成自我的救赎。
1957年1月，某个寒冷的夜晚，我遇见了凯鲁亚克，并进入了这本小说的第二部——当时凯鲁亚克计划把这部分小说单独出版，书名为《穿越》。他刚刚离开墨西哥城，开始花几个月的时间穿过纽约前往丹吉尔港。他是一个无家之人，在不同的地方随处停歇，然后再度出发。我想，也许他总是幻想在某个新的终点，他就能够找到对新奇事物及友情的渴望和离群隐遁的个性之间的某种平衡。
那晚，我遇见了他——那时距离《在路上》出版还有九个月——杰克对出书的结果毫无概念，并没有预知到他将会一举成名，而他的达摩流浪者生涯也将从此告一段落。他依旧不走运，在一家杂货店用身上 20美元买东西的时候，店员“黑了”他的钱。艾伦·金斯堡曾请求我拯救他。我当时21岁，正在度过我自己的艰难岁月。我那时的人生哲学是：没什么可失去的。我走进格林威治村第八大道的霍华德·约翰逊酒店，凯鲁亚克就在柜台那里，穿着一件红黑格子短夹克衫。虽然他的眼睛是令人吃惊的浅蓝色，但是他全身上下似乎只有红黑两种颜色——他的肤色被阳光晒成酡红，他的黑发隐约泛出微光。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凯鲁亚克那么生气勃勃的男人。不过，当我们都腼腆于交谈，我注意到他看起来多么憔悴疲倦。他告诉我，他 近在一座叫孤独峰的山上做了63天的山火瞭望员，他现在很想重返孤独峰。在杰克去丹吉尔跟巴勒斯汇合之前的两个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厮混，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那些孤独的日子究竟有多么困苦。
也许，凯鲁亚克那时正把那63天的岁月转化成一部小说，并且给它披上回忆的光芒。《孤独天使》直到1964年才全部完成，其中所包含的虚构成分远远低于被他称为“杜劳斯传奇”的其他九部自传性小说。据凯鲁亚克的传记作家安·查尔特斯所言，这部小说几乎是直接从他的旅行日记里一段接一段抽出来的，而不是通过遥远的记忆转换而成的。它被删节成形，与其说那是一种再创造，毋宁说那就是凯鲁亚克引人注目的、通常也是痛苦不堪的生活年鉴。也许就在我给他带去法兰克福香肠的第二天，凯鲁亚克从口袋里掏出了他在墨西哥城买来的一个黑色笔记本，开始写“穿着红色外套的金色美女，似乎在‘寻找什么’……”他后来在《孤独天使》里把我称为艾丽丝·纽曼。
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 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跟我说过，当他老了之后，他 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当他的“杜劳斯传奇”再无可写之际，他将把所有小说里的人物名字都统一起来，让它们变成一部庞大的小说，以便媲美《追忆似水年华》。事实上，凯鲁亚克自认为是一个“奔跑的普鲁斯特”。不过，在凯鲁亚克的生活里，并没有“老去”一词，尽管他 的停泊处是在佛罗里达圣·彼得斯堡的一间房子里面。他的文学声望逐渐黯淡，跟朋友们来往日渐稀少。1969年，他死在那里，年仅47岁。
“现在看来，我的生命就是写作，但那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字而已。”1943年，凯鲁亚克在给童年好友塞巴斯蒂安·桑帕斯的信里写道。在21岁那年，他已经了悟到自己生命中 重要的事情。他还在同一封信里写下了这样奇异的、预言性的话语：“到我33岁那年，我会用一颗 了结自己。”
“我觉得现在已经 到达我成熟的 ，文思泉涌，写出了如此疯狂的诗歌和文字，多年以后，我会怀着惊讶回顾这一切，并且懊恼地发现我已经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了。”九年之后，凯鲁亚克对约翰·C·福尔摩斯如是说。尽管他活过了他的33岁，接着又活过了34岁，但1955至1956年就有迹象表明，他 富创造力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在六年的非凡岁月里，他已经一气呵成地写完了7部小说。但就像另外一些少产作家所意识到的那样，自传 非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 的资源。哪怕在他孤独峰顶的夏日之前，凯鲁亚克就已经担忧，如果他继续下去，是否只是早在自我重复。对于一个将生命等同于写作的人而言，停止写作就意味着放弃生命。
似乎是为了加重凯鲁亚克的自我怀疑，凯鲁亚克的作品一直未能付梓。直到1950年，哈考特·布雷斯出版了他的 部小说《镇与城》。他起初认为这让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但结果却是这本小说几乎无人问津，预付给他的一千美元也很快就花得一干二净。1953年，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当上了维京出版社的出版顾问。他对《在路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那是凯鲁亚克在1951年春天用三个星期一口气打出来的文稿。但维京不敢出版这本充满了明目张胆的性乱生活的小说。1955年6月，凯鲁亚克已经感到无比 望。当考利和同事凯斯·詹尼逊一起请凯鲁亚克吃午餐时，凯鲁亚克向这两位编辑恳求，让维京出版社每月付他25美元，这样他就可以到墨西哥城的一间阁楼小屋把手头的书写完。对凯鲁亚克而言，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请求，但两位编辑却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他们其中一个笑着说：“朋友，你不是在打劫我们吧。”又经过一年半 痛苦的不稳定生活之后，1956年，考利终于明确告诉凯鲁亚克，那年秋天会出版他的《在路上》。（在维京出版社下决心的那三年之中，考利推掉了一系列新书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鲁亚克本人对《在路上》并不看好，他认为那只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分量 轻的一部，比不上他后来创作出来的几部 为激进的实验小说，尤其是《尼尔的幻象》（1972年出版时 名为《科迪的幻象》）、《萨克斯医生》、《杰拉德的幻象》等。他认为这些小说才接近了“杜劳斯传奇”的真正声音——1955年他曾向考利描述过，那是“一种自动写作的风格，它永远不停地继续着，哪怕在我睡梦中的床榻上，骚动也在继续——那种骚动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骚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从20世纪40年代备受托马斯·沃尔夫影响写作《镇与城》，凯鲁亚克从一名充满诗意的年轻小说家转化为50年代大胆先锋的波普作家，跟他194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所结识的那群思想独立、不同凡响的年轻作家很有关系。在这群关系密切的男性“团伙”中，有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吕西安·卡尔（他们在《孤独天使》中分别以欧文·加登、布尔·哈巴德和朱利安之名现身）。他们互相 阅读（塞利纳、尼采、布莱克、兰波）、评论对方的作品、一起出没于时代广场、尝试 和 。他们被写进了凯鲁亚克的小说之后，开始以不同的假名成为不同的角色，不断地从一本书进入另一本书。
凯鲁亚克经常能感到他们对他精神深处和理智的吸引。他倾听他们谈话，就像乐迷倾听音乐，他的想象力被他们言词的节奏和韵律激发。通过他正确无误的耳朵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将他们的声音织进了自己的文章。
在凯鲁亚克看来，他们之中 的空谈者非尼尔·卡萨迪莫属（他就是《在路上》里的狄安·莫里亚蒂和《孤独天使》中的科迪·珀姆雷），一个无师自通的天才。他曾经因为偷车三入科罗拉多劳教学校。1947年，卡萨迪搭了一辆灰狗汽车来到纽约。凯鲁亚克初遇他的那天，是在东哈莱姆区一栋只有冷水的平房里，卡萨迪全身赤裸着过来开门。
卡萨迪具有非凡的性魅力、过人的精力和语言能力。这个21岁的“少年犯”在丹佛的廉租屋和弹子房里长大，不同于凯鲁亚克身边受过大学教育圈子里的任何人。尼尔让凯鲁亚克想起他在家乡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镇的工人阶级朋友——那是一座工业小镇，他在18岁那年离开，凭着一份橄榄球奖学金来到纽约读大学预科。正是卡萨迪激励着凯鲁亚克离开“衰老的东区”，走“在路上”。在1947年到1950年之间，由卡萨迪驾车，他们一起进行了一趟马拉松似的跨州之旅，其间凯鲁亚克发现了他的伟大主题：通过年轻人的目光去审视战后的美国。这些年轻人已经丧失了美国梦。他们为了去“了解时代”，失去了所有的安全保障，将自己暴露于危险、困难和生活的悲喜之中。凯鲁亚克把自己和他路上的同辈们称为“Beat”（“垮掉的一代”）——它的词根来自beatitude（祝福之意），因此，它所隐含的意义并非挫败垮掉而是蒙受赐福。
“你们别把我看成某个单一的人物——”在《孤独天使》中，也许他将这样告诫读者，“别把我看成一个淫棍、一个水手、一个流浪汉、一个老女人的附庸，甚至是一个 恋、一个白痴，当我狂饮之际，也别把我看成一个印第安醉鬼……无论如何，一堆令人惊奇的混乱和矛盾（惠特曼说过这可太棒了）对19世纪的神圣俄罗斯要比对这些剪着小平头、面孔阴沉的庞蒂亚克现代美国人 为适合——”
如果凯鲁亚克和卡萨迪分开一段时间，他们会互相通信联系。凯鲁亚克预言卡萨迪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天性里那种“精力旺盛的冲动”，以及那种一往无前的自由。“不要低估了你的灵感、你了如指掌的街道、约会时刻、旅馆房间、酒吧场所、窗户测量、各种气息、树木的高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1950年12月23日，他在给老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很可能，这些给卡萨迪的建议他自己应该也曾偶尔为之。（此时，凯鲁亚克正在回一封卡萨迪在嗑药之后写的、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不可思议的长信，卡萨迪在信里叙述了他和一个名叫琼·安德逊的女人在1946年圣诞期间的情史。）
五天之后，凯鲁亚克坐下来，开始给卡萨迪写他自己的“忏悔录”，并宣称“我从此跟任何虚构 断 关系”。这是凯鲁亚克的一个转折点。他突然间发现了一种新的自动写作风格，如同音乐一般自由纯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创作所谓的“狂野散文”，亦即行文不加标点、不假思索的写作风格，他可以献祭一切——健康、心智、婚姻和父性， 放弃一切安慰或者安全感。“那种写作就是一切。”它成了凯鲁亚克的信条，尽管在他的小说里他很少谈到这一点。他怎么可能会承认，对他来说，言语比人类的友情 重要？凯鲁亚克从来不揭示自己的内在动机，他的“生活实录”小说总是带有一种漫无情节的挑衅性。
他是否为此付出的太多？只要读一读凯鲁亚克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中期所写的信件，你就会意识到，他几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路上”，投宿在廉价旅馆或者挤进朋友们的房子、扒货运列车、徒步丈量美利坚合众国的宽度和广度，而他同时也遭受羞辱、伤害和无家可归的迷惘。
1951年，就在他的写作风格发生突变并完成《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突然结束了六个月的婚姻，并让已经怀孕的妻子琼·哈维蒂自己去堕胎。当她追着他要女儿琼的抚养费时，凯鲁亚克逃到了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一带，时刻担心着会被警察逮住，然后被迫放弃写作去做苦工。在接下来的七年之中，他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所——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他母亲住在哪儿，他就把它们摆在哪儿。他不时会住在母亲家，打印他的手稿，整理他的日记和信件，安静地生活一段，恢复精神，直到厌倦和孤独又将他推到路上。
在写作一本书和另一本书的空隙里，凯鲁亚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历险。他将再次回到纽约、旧金山或者墨西哥城垮掉派那种狂热的生活中，达到伟大狂欢的 顶点。他将日益酗酒、嗑药，以获得创作“狂野散文”的 。他会变得易怒、痛苦、多疑，跟艾伦·金斯堡这类朋友翻脸，因为他们会批评凯鲁亚克的作品。
二十多岁的凯鲁亚克曾经获得过一张让他过上公共生活的处方，也许那种生活 适合他。在很多年当中，他都幻想着跟尼尔·卡萨迪以及其他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给自足式的大农庄。（杰克的母亲就像是他 的妻子——“野性、疯狂、但却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也许也被包括在这个“喧哗的”计划之内，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独自呆在一间房子里或家里是 的一种不幸。”凯鲁亚克1949年在给卡萨迪的信里曾这样说。但当他的朋友们年逾三十，生活日趋稳定，能提供给凯鲁亚克的 也越来越少：吕西安·卡尔和尼尔·卡萨迪都已结婚生子，要承担家庭责任；1955年甚至连艾伦·金斯堡都已经跟他的新情人彼得·奥尔洛夫斯基定居下来。只有凯鲁亚克仍然孑然一身，处于无根的孤独之中，“失败和厌倦”令他发狂。“安静生活”成为他的阶段性目标，但他不知该如何去实现它。
1954年，他开始研究 ，期望能从中得到生活的答案。威廉·巴勒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凯鲁亚克 望的根本，告诫他说：“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避免伤害，就想用 或者其他任何手段从自己的生活里排除爱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他已经犯了渎神罪，就像犯下了阉割的罪行一样。”
尽管凯鲁亚克对 有了深切而智慧的理解，也学会了坐禅，但他对安宁的追求却带有一种疯狂，因而只能导致自我挫败的结局。通过 ，他可以在思想上克服自身的“空”，把它合理化，但他永远也接受不了它。“‘空即是空’是我所了解到的 悲哀的事实。”在他前往孤独峰度过63天孤独生活的前夕，他曾经跟尼尔·卡萨迪吐露心声。
“我的生活就是一首自相矛盾的长篇史诗。”到达孤独峰之后，凯鲁亚克在日记本里写道。他甚至都不想再动笔写小说——尽管他拥有了世界上的全部时间。他只能每日凝视霍佐敏峰，然后日复一日地记下他的感受——他以冷酷的清醒和无情的诚实进行记录。“孤独峰的问题在于，”他写道，“没有他人，孤单，隔 。”凯鲁亚克很快就意识到，他必须让自己重新淹没于生活的洪流——去“生活、行走、冒险、祈祷，并不为任何事感到内疚”——在《孤独天使》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没有他人” 悲哀和 自我揭示的言词了。“他人”，如果他能从混合的记忆或灵感中把他们唤醒，那么，也许他将愿意与他的孤独相伴。但“没有他人”同时也暗示着凯鲁亚克已经感觉到，在他和其他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他仍然能够才华横溢地观察他们，但他再也无法触及到他们的生活。
1956年的那个夏天，凯鲁亚克在孤独峰顶对“空”的深思与对质揭示了这个男人的生存状态：他尚未 意识到自身的消耗和倦殆，但至少，他还没有丧失跟随想象去往任何地方的勇气和自由。他担任山火瞭望员将是他“在路上”冒险的 一站。1957年，他得到了他所不想要的恶名：“垮掉一代的化身”，同时也永远结束了他无名的生活。
在《孤独天使》中，杰克·杜劳斯，像凯鲁亚克一样从山顶上下到人间，进入到激动人心的旧金山文艺复兴之中，为他迟迟未能得到的名声找到了一个舞台。他经常心情骚动地漫步在伯克利和旧金山的街道，跟欧文·加登（金斯堡）、科迪·珀姆雷（卡萨迪）和拉菲尔·乌尔索（格里高利·科尔索）一起厮混，那时他已经预感到越来越迫近的丧失。一年之后，当他的 部小说《在路上》的样书终于面世时，科迪在杰克·杜劳斯面前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转过脸去。“我看到了所有的文学成就背后的一种新的荒凉。”杰克·杜劳斯这样告诉《孤独天使》的读者。
如果这是小说里一个虚构的瞬间——那么，这也是一个毫无恶意的谎言，它旨在揭示一种结束感——它终于走到了尽头。在此之后，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远离城市”；杰克·杜劳斯用“宁静”描述他感到的悲哀：“一种宁静的悲哀就是我能奉献给这个世界的 献礼。”
***
《在路上》出版前后，跟凯鲁亚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能感受到凯鲁亚克灵魂疼痛的阴影。但我记得，我本能的抗拒他“齐生死”的论点（他似乎以此来证明，他对父性的拒 以及对女人的不信任是合理的）。我讨厌被人提醒，万有皆空，但我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以免伤害他的感情。垮掉派作家开启了我这一代人的革命。可当我的生活如此丰满之际，我又如何能够去信仰“空”？我曾经设想过，也许我能够通过爱去救赎杰克·凯鲁亚克，但我错了，没有人能救赎他。
时间不断流逝。1982年，我16岁的儿子好奇地注意到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用黑黄丝带系着的小册子——阿兰·瓦特的《禅之肉，禅之骨》。我想，那肯定是在我遇到凯鲁亚克之后不久买的，努力接触 而去取悦他。当我儿子打开那本书时，一张折叠起来的绿色纸条飘落在地。那是鹰牌打字纸的一张标签。在它的背面，是凯鲁亚克随手用铅笔写下的一段对话碎片。这说明他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根本哲学冲突：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