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沈从文（19021988），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物质文化史研究家、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他是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小学毕业后便闯入了他称之为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的社会，先后做过士兵、作家、大学教师、文艺副刊编辑、文物讲解员、物质文化史研究者……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他都秉持着耐烦态度，在各个行业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不朽传奇。
在文学创作领域，沈从文是京派的重镇。他的小说独树一帜，散文影响广泛，很多作品甫一发表，即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肯定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刘西渭(李健吾)称《边城》是一部田园诗般的杰作：这里一切谐和，光与形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品，正要叫人看不出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从文自传》问世不久，《人间世》杂志在征集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周作人、老舍不约而同地把这部作品列为自己爱读的作品。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沈从文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息息相关。
沈从文是一位讴歌人性、守卫文学纯洁性的大师，他的文学理想是营造供奉人性的小庙：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1933年10月18日，他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蠢的期待！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在他看来，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很难产生伟大作品。而中国文学要想取得进步，作家们必须改变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作者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宜将它媚悦流俗，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责任和权利。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作者是得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羞辱，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失败。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虽然他努力融入新时代，但他依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作家一味追求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他即或不是个懒人，还是作成一个懒人的结局。为此，他一头扎进了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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