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室研究_陈丽萍_9787547519530

《唐代宗室研究》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第一章对十王宅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指出了十王宅制是唐代近支宗室制度管理从出阁制到不出阁制转换的关键，也由此对唐代宗室的地位、教育、婚嫁乃至皇位继承等产生了连锁反应。第二章对追谥太子制度进行研究，从给谥、庙祀、建陵、家人待遇等几个角度，对唐代这一独特的政治景观进行了解析。下部则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为基础，指出《宗室世系表》的史学传承价值，以及修撰的不足之处，除了订正世系表所载之错讹，更补充了大量世系表所漏载之宗室成员，此外还探讨了唐代九庙秩序体系对《宗室世系表》成型的影响，解释了李唐宗室概念的泛化和造成宗室与郡望脱节的原因。全书利用了大量出土碑志和考古资料，是将出土史料与传统史料结合起来进行制度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前言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序云：昔者周有天下，封国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后世不以为私也，盖所以隆本支，崇屏卫。虽其弊也，以侵凌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奖扶持，犹四百余年而后亡，盖其德与力皆不足矣，而其势或然也。至汉鉴秦，务广宗室，世其国地，不幸世绝若罪除，辄复续以存其祭祀，与为长久之计，故自三代以来，独汉为长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甚可叹也！然其疏戚远近，源流所来，可以考见，作《宗室世系表》。
解析这段话，其内涵集中于宗室与分封的关联。西周分封制度并不限于同姓，虽然赢得了不以为私的美誉，但异姓受封最终反而成为覆灭王朝的不利因素。相较秦朝不分封的另一个极端，汉兴以来，高祖发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之誓，即在排除异姓为王的前提下，以广封同姓当作屏藩皇权的主要制度，故两汉能有天下四百年。广而推之，唐代能有天下三百年，也是因为延续了帝王子孙封爵之故。天子帝王的子孙，就是所谓的宗室。在整个封建时代，宗室既是天子帝王的亲属，因此享有各种无上的特权，也因此成为皇权的共生体，在分封、管理、约束、纵容甚至迫害之余，宗室同时也被寄予了拱卫王朝的各种厚望，与皇权同生共衰，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宿命。
唐代的宗室群体确实较为庞大，在九庙秩序下，高祖以上四祖皆得追谥为帝，其见在子孙，以及高祖以下诸帝的子孙，又加上玄宗等执行不以亲尽而移除疏属的政策，导致这一群体的规模从未萎缩，形成所谓子孙繁衍，可谓盛矣的局面。当然，除了嗣王，宗室封爵之荫因为承袭降等的原则，大致在延续六七代后就会亲尽而失，因此在庞大的唐代宗室群体里，就有相当部分是没有封爵，仅能与普通人一样入仕乃至流落民间的宗室后人，对这批人而言，宗室身份除了血统上的优越，再无其他意义。当然，出于对李唐宗室群体的重视，在修《新唐书》时就特作《宗室世系表》，以辨别其族源和记录各种亲疏关系。
虽然当前学界对秦汉以降各朝宗室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但相关专著并不算多，所见主要有汉、两晋、南齐梁、唐、宋、金、明、清诸朝宗室研究，其中以宋、清为最。如沈刚《汉代国家统治方式研究：列卿宗室信仰与基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张兴成《两晋宗室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李猛《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中华书局，2021年）；客洪刚《唐代皇室刺史研究以皇子出刺为中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雷艳红《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刘思怡《唐代宗室管理略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骆晓倩《两宋宗室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何兆泉《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杨理论、骆晓倩、姚瑶《诗与画：宋代宗室的艺术栖居》（人民出版社，2018年），王作良《宋代宗室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徐建融等《绝世风雅：宋代的宗室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解读赵宋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内核》（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雷炳炎《明代宗藩犯罪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张明富、张颖超《天潢贵胄的心智结构明代宗室群体心态、知识状况及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美］鲁大维著，杨柳青、康海源译《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华夏出版社，2018年）等；此外还有刘雅君《汉魏六朝东宫官职变迁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与张军、庞骏《中古储君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两书，主要对汉唐间的东宫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进行专门讨论。
以上针对各断代宗室的研究著作，有的以严整的宗室制度为研究对象，探究本朝相关制度的发展变迁，有的则选取某一类型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地推进研究。这些选题或方法对唐代宗室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而在为数不多的宗室研究专著中，有关唐代宗室的三本专著就显得更为珍贵。
其中客洪刚先生专以宗室子弟出刺为中心，既是对宗室担任州郡刺史制度的全面梳理，同时也是将地方治理问题中的宗室刺史群体作为特殊对象的双向研究。雷艳红先生则主要从君权与皇族之间的消长关系入手，对从高祖至中晚唐期间，历太宗、高武、中宗、睿宗、玄宗诸帝如何利用君权平衡或压制皇族的各种策略进行比对研究，进而深度探讨了唐代皇族地位兴衰的制度因素。刘思怡先生的研究最为全面，分宗正寺、东宫及王府、宗室的相关管理机构、宗室的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对史料中所能关涉的绝大多数唐代宗室制度，如宗正寺制度、东宫官、王府官、谱牒修编，宗室的赡养、法律、婚姻、教育、入仕和宗室女的管理制度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书中还附有诸如宗正（少）卿一览表太子詹事一览表诸王外刺一览表等，尤见作者功力。
此外，目前每年仍会有数十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关涉唐代的宗室群体或制度研究，至于相关主题的论文，因数量巨大，不再一一举例。其实关于唐代宗室的研究，若从王夫之、赵翼、钱大昕等清代学者就相关史料的考据辨析算起，陈寅恪先生续接辨析李姓的族源，说明唐代宗室研究的起点是极高的。依笔者统计归类现有唐代宗室研究的成果，大致可有世系溯源、世系增补、宗室官员、宗室食封、宗室出刺、宗室婚姻、宗室教育、宗室修谱、宗室入仕、太子制度、东宫官、王府官、王宅分布、宗室典兵、皇位继承、宗室丧葬、宗室宰相、宗室墓志、宗室女及后代、宗室人物、宗室小家族等类型。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了四种特色。
第一，明面制度的研究。这应该是宗室研究中最基本的起点，如关于宗室管理机构汇总、宗正寺职能、东宫官制、王府官制、宗室食封、谱牒修撰、教育制度等见载于史书中的各项制度，学界都已有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第二，隐藏制度的探究。这也是目前所见宗室研究中选题最为丰富的部分，比如族源世系，宗室之陪葬、给谥、丧葬、婚姻、才学、入仕、典兵等各种虽见载于史，但并未明确为某项制度，学界也已利用各种信息对可能涉及的制度进行了复原。
第三，对基本史料的重审和辨析。两《唐书》宗室传、诸帝子传、宗室宰相传、宗室人物传、宗室世系表、诸帝本纪等，以及皇帝诏敕、唐人诗文、律令条文等基本史料中，包含有关唐代宗室和相关制度的信息也极为丰富，但这些基本史料也存在记载不清或诸处不一的情况，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种考据和辨析，如关于宗室人名、任官、册封、生卒年、谱系等方面有诸多修正订补。
第四，考古发掘和出土碑志重构史事。随着当前考古发掘量的增多，尤其集中于长安、洛阳地区的大量宫殿、陵墓等的发掘成果相对集中出现，由此引发对王宅、王府、皇族葬地等位置的复原，以及宗室陪葬制度和陵墓制度的特征研究，还有包括一些宗室人物和家庭的个案研究，或者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研究，皆利用到出土碑志信息重构史事。
因此，本书的研究并非另辟蹊径，而正是沿袭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利用我们所能见到的新旧基础史料，并充分参考前贤的成果，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对唐代宗室相关问题尝试研究。上部第一章，对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绕不过去的十王宅制度进行全面梳理，除了辨析十王宅的建成时间、入住对象和对唐代近支宗室群体的重大影响之外，还强调了十王宅制是针对唐代近支宗室的出阁制度向不出阁制度转变的关键所在，它的建成，成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分水岭。第二章对虽见诸各种史料，但从未全面汇整过的追谥太子制度进行研究，统计出唐代的追谥太子共有十八位，其中十二位亲王追谥太子，是唐代特有的政治景观，他们虽然是帝王私情的产物，但相关给谥、建陵、庙祀和家人待遇等制度，又比拟于通行的太子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适变通。当然，因为这一制度的非礼性而一直遭到礼学家的抨击，故追谥太子制度也随着唐代的覆灭而消亡，并未被后世沿袭。下部则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为基础，指出《宗室世系表》的史学传承价值，以及修撰的不足之处，除了订正世系表所载之错讹，更补充了大量世系表所漏载之宗室成员，此外，还探讨了唐代九庙秩序体系对《宗室世系表》成型的影响，解释了李唐宗室概念的泛化和造成宗室与郡望脱节的原因，也是笔者将《宗室世系表》当作一类固定史料进行理解和研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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