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苏轼这一生

古往今来，苏轼无疑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才华横溢的文艺天才，是受读者拥护的智慧人物。

暂且抛开苏轼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成就，单从经历来看，苏轼的人生跌宕起伏，生与死、贫与富、顺与逆、南与北、信任与攻讦、朋友与敌人、朝堂与江湖、繁华与荒芜、豪迈与多情，交织错杂，起落不定，足以构成荡气回肠的乐章。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县。这是个典型的乡绅之家；爷爷苏序是个快乐逍遥的农村老头儿，好喝酒却经常喝得烂醉，不读书却能诌几句诗；父亲苏洵二十五岁才懂得发奋，热衷功名却屡考不中；母亲程氏是青神县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又能相夫教子。

良好的遗传基因、自足的经济条件、和睦的家庭关系、自由的生活方式，就像空气、水和肥料一样，滋养、培育了苏轼这棵幼苗。

在苏轼八岁时，苏洵外出游学，把苏轼送到天庆观跟随道士张易简读书。四年后苏洵游学归来，开始认真教导子女。不过苏轼的史学观和人生观，受母亲程氏影响极大，母亲为他点评历史上的人物，帮助他分清忠奸善恶。苏轼很小就表示，要像汉朝范滂那样，做一个正直而勇敢、为追求真理不惜奉献生命的人。

长大后的苏轼灵活而机敏，不拘礼教，在儒学大盛的时代，他创立的蜀学最自由、最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没有自己的立场，他在细节上可以变通，在大节上决不妥协——即便后来与王安石缓和了关系，仍坚决反对王安石陪祀宋神宗。也许从幼时读《范滂传》那一天起，这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就牢固地扎根于他的心底，从来没有动摇。

十九岁，苏轼娶青神县王弗为妻，昔日活泼好学的天才少年长大成人了！父亲带着他和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前去谒见知益州张方平，希望得到张方平的赏识和举荐。张方平惊叹于兄弟二人的才华，待以国士。张方平介绍他们到京城拜谒欧阳修，让他们在更高、更辽阔的天空中翱翔。

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参加了由欧阳修主考的科举，欧阳修盛赞苏轼的文章，举为第二，认为“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一科，兄弟二人都中了进士，苏洵在欧阳修的宣扬下，文章被士大夫认可，父子三人名动京师，后来均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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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父母为师，学霸的成长密码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地偏远，道路艰险，不与中原通人烟。然而蜀地天和地润，钟灵毓秀，中国顶级的文学天才半数在蜀地。汉赋的扛鼎之人司马相如、扬雄都是成都人，登临唐朝诗歌巅峰的李白是江油人，宋朝诗文革新运动主将欧阳修也出生在绵阳。

嘉祐二年（1057），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走出巴山蜀道，风尘仆仆来到汴京。他们带来一股新的文学旋风，人们再次对四川刮目而视，宋朝文学注定由此开启最绚烂的篇章。

苏洵和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三人并驾齐驱，看似文友，实际上苏洵既是二人的父亲，又是老师。

血脉上的烙印

现代基因学告诉我们，人们的生老病死、性格爱好都与DNA上那一串神秘信息有关，包括天赋。苏家的基因里显然有文学天赋。

苏味道生活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二十岁考中进士。要知道唐朝进士有多难考，科举不常设，每次录取的人数二三十人而已。白居易及第时欣喜若狂，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那一年只录取了十七人，而所谓的“最少年”也已经三十多岁了。那位写过“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孟郊，进士及第时四十六岁。唐朝才子中二十岁前及第的只有李贽、柳宗元、娄师德、常建等寥寥数人而已。苏味道天分既高，又会处事，一路仕途顺遂，官至宰相，还写下了《苏味道集》十五卷，并有一些诗歌传世，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苏味道的处世哲学是“难得糊涂”，比如当上宰相后，别人问他天下事，他总是“模棱以持两端可矣”，因此还为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模棱两可”。但此后苏味道的倒霉运就来了，吃过官司、坐过牢，武则天倒台后被贬到遥远偏僻的蜀中，任眉州刺史。

苏味道死于离任眉州的途中，当时他的次子苏份还没来得及启程，就在眉州州治眉山县安了家、落了户，繁衍后代。

这就是眉州苏氏，苏轼的族支。

此后苏家一直是眉州的豪绅。到了北宋初年，苏家家主是苏序。

苏序有一副侠义心肠。李顺起义时波及眉州，他在眉山县城参与防御，表现勇敢。眉山城中有个茅将军庙，香火旺盛，却骗人钱财。苏序不信鬼神，醉酒后带领二十多名村民将茅将军像砸毁。

苏序是一个热心且乐善好施的人。他家里有些土地，大部分被种上了不容易霉烂变质的粟，吃不完就装进粮仓储存起来，等到荒年开仓救济穷人。他平日里对自家事不管不问，邻里族人有事却分外热心。

苏序待人真诚、厚道。他出入很少骑马，且对孩子们说：碰到年老的长辈在路上行走，骑马怎么跟他们打招呼呢？

苏序对当官比较淡泊。宋仁宗庆历年间诏令各州府办学，鼓励县里也设立公办学校。公办学校有一个职位叫县学执事，有点文化的人都在争抢，苏序是眉山大户，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但苏序主动放弃，甘心过淡泊自守的布衣生活。

虽然苏序不想做什么县学执事，但宋仁宗时期，政府一直在倡导地方办学，鼓励贵族和平民子弟学习文化。好文之风吹到眉州这个偏远小地方，改变了苏家的命运。

第十三章 竹痴文同

《宋史》记载，文同与苏轼为“从表兄弟”，表亲指父祖辈的姻亲，那么是苏家女儿嫁到了文家，还是文家姑娘做了苏家媳妇，或者他们分别娶了第三家的姐妹，没有史料交代。文同祖上自汉代起就居住在四川永泰县（今属四川绵阳盐亭县），与眉山相距遥远，苏家数代无人外出做官，不知两家是如何结亲的。

二人的亲戚关系是一桩公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轼出蜀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没有任何交集。

竹品能见人品

文同的祖上、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了一所学校，取名石室。学校后来多次毁于天灾和战火，但屡毁屡建，一直在原址上延续了下来，历代名人如司马相如、郭沫若、何其芳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石室都深深地打上了“文氏”的烙印，所以文同被称为“石室先生”。

文同性格内向，朋友不多，能够交心的朋友更少。他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发呆发笑，自号“笑笑先生”。苏轼曾写过文同的“笑”：

客有赞之者曰：先生闲居，独笑不已。问安所笑，笑我非尔。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余，以竹发妙。竹亦得风，夭然而笑。

文同比苏轼年长十九岁，不折不扣算苏轼的长辈。他庆历六年（1046）应举，乡试第一，进士第五，可以说是“优质学霸”。

苏氏第二次出蜀后，苏洵被安排编纂礼书，文同在朝廷参与编校《新唐书》，应有交集，不过文同与苏轼并不相识。不久，文同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制。

英宗治平三年（1066），文同服满回朝，出秦岭路过凤翔，去拜访任凤翔签判的苏轼，这是二人初次见面。苏轼后来说：“我官于岐，实始知君。”文同形容当时的心情：“子平一见初动心。”“子平”原为“子瞻”，宋徽宗朝将苏轼列为元祐党人，“子瞻”二字遂成为敏感词，后人在编辑文同诗稿时将“子瞻”改为“子平”。

“子平一见初动心”，颇有男女一见钟情的感觉，说明文同和苏轼绝不同于官场士大夫的泛泛之交，他们在短期内从相识到相知，缘于心有灵犀、心领神会、心意相通。之所以如此，在于二人有着非常接近的价值观、艺术观。

文同进入仕途的起点很高，但终其一生只做到偏远地区的太守，曾知陵州（今四川仁寿县）、知洋州（今陕西洋县），最后死于上任湖州的路上。文同的主要成就在艺术，苏轼认为他具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其中最绝的是画，尤其是画竹。

竹属于古老的植物品种，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里就有吟咏。竹子与文人的结合大约可追溯到魏晋，嵇康、阮籍等七位忧郁的音乐家、诗人、酒鬼，聚集于太行山南麓竹林之下，“越名教而任自然”，纵歌饮酒，或卧或躺，或哭或笑，率直任诞，放荡不羁，被称为“竹林七贤”。

以他们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受到后世知识分子的赞赏，竹子也因此被赋予超凡脱俗、超然独立的人格化品性。

晋代的王徽之是竹痴，《世说新语》记载，王徽之家里种满了竹子。

有一次他借住别人的空宅，让家人种上竹子，家人不解，既然是暂住，何

必这样麻烦。王徽之啸咏良久，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自此文人爱竹形成了传统。

竹子的绘画史并不长，始于唐代或者五代，但到了宋徽宗时，《宣和画谱》里将墨竹画从花鸟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类。画竹发展得如此之快，正是得益于文同和苏轼。

熙宁元年（1068），文同母亲去世，他回到家乡永泰县服丧，在家居东面的空岩前建造了一栋房屋，作为书房和画室，取名“墨君堂”。中国写意画一般纯用水墨，画家笔下的竹便是墨竹，尊称为墨君。文同像王徽之一样，将房前屋后全部种上了竹子，没事就坐在一旁观察竹子，看它们在风中摇曳，在雨中沙沙作响，在月下倒映于粉墙之上，日积月累，对竹的形态、秉性烂熟于心，然后口吟为诗，笔绘为图，画竹技艺精进，遂成为当世第一。

文同有《墨竹堂》一诗记述自己种竹画竹：

嗜竹种复画，浑如王掾居。

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疏。

山影覆秋静，月色澄夜虚。

萧爽只自适，谁能爱吾庐？

王徽之曾任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为掾吏，文同以王徽之自比，比的不仅仅是对竹的痴，还是对人品的敬重。

事实上，文同洁身自好、随性超然，他非常推崇北宋隐士林逋。林逋隐居在西子湖畔，一生不娶不仕，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文同对苏轼说：“此身之外何赢余，栩然而寐其觉蘧。请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谁解摹。”

“此身之外何赢余”，文同看淡世事。苏轼赞扬他：“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这种品行，在儒家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道家叫“得失随缘，宠辱不惊”；在释家是舍得、放下。宋代先贤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这个意思。

苏轼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进一步称赞文同的人品：“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与可是文同的字。这段话说，与文同的品德比起来，他的文章不值一提，而文章又好于诗歌，诗歌又好于书法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