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国哲学（总第20辑）_张庆熊_9787542675873

《现代外国哲学（总第20辑）》的其他论文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现代外国哲学（总第20辑）》的内容很丰富，涉及休谟、康德、黑格尔、杜威、摩尔、厄姆森、胡塞尔、斯蒂格勒等近现代哲学家有关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的探讨。其中《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现象学维度——<技术与时间>第二卷第四章研读会纪要》系王庆节教授主持的系列在线研读会的记录，研讨者包括邓文韬、马迎辉、杨庆峰、方向红、王嘉、惠贤哲等教师和学生。哲学研究不仅是写论文，还包括研讨会和课程教学。新冠疫情期间研讨会和课程教学移到线上，王庆节教授主持的这个在线研读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新的教学方式具有参考意义。

今年恰逢罗尔斯诞辰100周年和《正义论》出版50周年。本辑《现代外国哲学》为此设立专栏，组织了五篇专稿纪念。
　　罗尔斯数十年来成为西方哲学界讨论的热点，原因很多，除了他本人的哲学贡献外，还与人们对当今社会的“现实关怀”有关。现代国家面临权利、发展和正义等不同愿景之间的优先顺序的选择和平衡的难题。李育书在其论文《权利立场上的发展与正义——罗尔斯对近代政治愿景的融合》中指出：“罗尔斯肯定了发展对于人们自由和福利的意义，主张通过组织良好的社会实现善与正义的统一，并在面临愿景冲突时强调权利优先于善，由此实现了三个愿景的融合。”学界把罗尔斯的这一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以示它与“旧自由主义”的区别。罗尔斯建构新自由主义并非出于纯粹理论爱好，而是结合考虑欧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现实的发展历史。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实践中，出现“福利国家”“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夹杂在这两者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形态；有的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执行古典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和经济的政策，而在另一阶段又执行提高公共福利的国家干预的社会和经济的政策。评判这些制度模型和政策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愿景的偏好，而从实践经验的角度观察则发现它们各有各的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看似是纯理论的，实际上在其思考理论问题的背后有来自实践经验的现实考量。福利国家的问题出于缺乏个体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家负担太重、财政人不敷出的危机。古典的自由主义和放任的资本主义会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如何才能从这种两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呢？国家究竟是否应该以普遍福利的名义向富人征税，进行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呢？按照罗尔斯的看法，如果这样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团结和公民的福利，那么应该执行，但是有一个前提，即这样的政策必须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通过立法的程序合法合规地执行。这个前提之所以必须坚守，因为它一旦被破坏，整个法治国家的基础就会崩溃，而只有在公民普遍认同的前提下推行提高公共福利的政策，才能激发社会公民普遍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罗尔斯立足于近代自由主义权利保护的立场，打破愿景之间的对立，实现了权利基础上善和正义的统一的“正义论”正是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
　　阅读丁建峰的《良序社会、正义感与良法善治——探寻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法哲学义蕴》同样可以发现罗尔斯的哲学理论背后的现实意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秩序将陷入内耗、内斗和内乱，用如今网络上流行的用语来表达就是“内卷”。尽管任何社会总会有意见分歧和利益纷争，但社会成员之间又有分工合作，需要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因此如何弘扬正义、通过良法来处理内部矛盾，就成为建设良序社会的关键。然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法？这又成为新的难题；其困难之处不在于是否能给出它们的明确定义，而在于即便有了这样的定义也未见得人人都能接受。从原则上说，人人都拥有知是非的能力，人人都拥有选择其信念或信仰的权利，人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就是所谓“良心自由”。在原则上肯定所有社会公民都拥有良心自由，也就意味着肯定所有公民都拥有自主权。就这一基本原则而言，所有社会公民都应该能够接受。但是每个公民在对信念、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毕竟不尽相同，如何才能在保障公民的自主权的前提下促进社会成员对正义、良法取得广泛共识呢？这是李金鑫在《论罗尔斯的良心自由概念》一文中讨论的问题。罗尔斯在肯定良心自由的基本前提下引入“反思平衡”和“交叠共识”，因为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公民需要反思个体和整体、眼前和长远、私人和公共、少数和多数等多重关系，吸取历史经验，面向美好的愿景，用理性的方式取得“反思平衡”，并通过互相讨论和协商达成“交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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