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三味_杨念群著_9787301113615

本书是作者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一些感悟。作者把研究社会文化史过程中所获得的感情和体会倾注于纸上，凝聚成一篇篇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的随笔，极富启发意义。
这本书随笔集取名“梧桐三味”，用的是其中一篇的名字，这篇随笔讲的是章士钊一生“三变”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也自然分成三个部分，以吻合于书名昭示的节奏。第一部分多是一些近代人物的趣事，笔者试图涵咏其于境遇之中，读出一种另类的含义，以区别于一般流行的怀旧逸事，还有一些文章则谈及的是近代文化现象如何在现实中被各种因素重构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怎样从思想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儒学，以及人类学方法的渗透对历史学变革所造成的启迪与局限。最后一部分可能稍显枯燥，谈了一些史学变革的理论问题及最近的研究想法。

  同夏衍老在四合院豆棚檐下纵谈今古，我从老人的娓娓叙述中，多少体味出杨度这位近世奇人的些许个性。杨度晚年沉浸于禅心秘境，颇为把握禅学“以不变应万变”、“以人世为出世”的界限与机巧。打开所著《虎禅师论佛杂文》，扑面而来的全是玄语禅机，鬼气逼人，而掩卷品思，其语总不脱凡尘俗世而又不陷入风月荒诞。杨度甚至斗胆颠倒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语而歪批云：“菩提岂无树，明镜岂非台；本来安所在，即在此尘埃。”并擅自点化众生日：慧能不过是“以空破有”，而我虎禅师则是“即空即有”。以“有”说“无”已把禅语空宗断却尘缘妄念的基点砸得粉碎，而以佛境说大同，更使杨度难分幻境与真实的界度。近世湖湘之人似乎总是难断尘缘，难入禅境，曾国藩即曾因挣扎于禅境边缘而呕血。所以杨度未从“丑剧”中完全脱身而出以遁入空宗，而又于“正剧”中扮一角色，以至后期生活大放异彩，倒并非没有一点前后思维的沟通与群体的共同困惑为其根基。其实，从帝制巨魁的“丑剧”转为市井国士的“正剧”，我们不难从禅境里悟得杨度真性情的一丝线索。杨度受晚清经学大师王闽运“帝王之学”的熏染，颇有乃师之风。他十三四岁时就常宿于王家，被誉为神童。王闽运未显之时与诸贵人游，恐不受礼遇，常常高自标置，一生不受人慢，而成名之后，更喜夸诞海口。钱基博云其“貌似逍遥，意实矜持”，而杨度也曾被人视为“露才扬己，高视阔步”。一次偶然翻阅唐宋八大家诗文，竟然弃书自叹，说这些千古传诵的文章“真乃儿戏”，认为自己幼时，即已能撰此类之文，他们居然“亦为名家，真乃可怪”。杨度自诩文章几乎能独步天下，只是承认不如“掌门人”王闽运诗词的“哀艳灵逸”和其经说及《湘军志》自成一家之言，总算能折节自认于天下英雄中坐第二把交椅。杨度狂狷不羁，胆敢傲视点评天下英雄文章，只有挚友夏寿田以一句“平生推佩唯有杨郎”，方换来杨度的一声谦逊之叹：“午诒(夏寿田)能狂，我仅能狷，实不如彼，愧斯言矣。”叹声内外仍不失狂生本色。
  “逍遥”与“经世”自古本是一对矛盾，而王闽运偏以老庄说“帝王”，一派舍我其谁的假潇洒，以致害得杨度也一度大谈起“百际布衣无际会，不烦劳作武乡侯”这些言不由衷的苦闷话。实际上王间运说老庄自有缘由，年轻时他曾劝曾国藩南面称帝与清廷对峙而未果，自尊心大受打击，大发了一通“纵横志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牢骚，便一头扎入庄禅圈内；搞得“湘绮弟子，莫不高谈魏晋，不暇旁求”，杨度也学着王氏的样子“尽心听莺并看花，无心无事作生涯”。似乎真的做到了“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实际上庄禅给与王闽运迟暮哀叹岁月的抚慰，和对“一生不受人慢”的心理补偿，恰恰是杨度“经世”内力进发而出的精神枷锁。翻阅杨度手抄日记，庄禅心境的空灵透彻与士不得志的憔悴悲凉，几乎成了早期杨度心弦喋喋不休的变奏，一忽是矜傲隐士的一派深沉，大做自我安慰云：“余乃湖南一布衣耳，身处田间，本无心于名利，不召自至，又何为乎，进攻以礼，非比举棋，出而不正，亦何补于天下，不如无出矣。”一忽又做浪漫悲歌，抚琴自啸之态：“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有一次饭后杨度与王闽运同归“登舟坐谈时变，几于击楫中流矣”。以至被“掌门人”责日：“近名之心，又非隐居求志之所宜也。”
  杨度与王闽运常于联床夜话中纵评风云大事，有一次他把小船泊于潇湘门外“竞得一舱，与王师对卧……纵谈彻晓，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至于点评人物之得失则更是时有妙语奇论，如讥诸葛而扬周瑜：“隆中三分之策，幸而获成，功名之会，岂非命哉!诸葛平生不善用兵，而名垂宇宙，其能不如公瑾，窃哂乎!”再如“掌门人”量弟子之才而估天下事，认定夏寿田似曾国藩，杨度似胡林翼，“然合乎办事，知必有济”，思路奇拓浪漫，自我感觉良好，倒大似一首书生狂想曲。今人看来，这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与似乎不知天高地厚般的浪漫潇洒，正如点点逝去而仍在飘逸的落暮余晖，让吾辈后人羡慕得发狂。
  戊戌年问，杨度入京应试终于有了操练“帝王之学”的机会时，他仍不改高视阔步的老脾气，常徜徉于公卿之间，自鸣曰：“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自我推销术，与正轰轰烈烈奔走于宫廷之间的粤人康有为等公车士子相比，矜持的君子之风溢于言表。杨度终于觉得“余身在此不能无言”应有些惊人之举时，便做了一篇《大阅赋》，他自己解说赋中“以寓讽谏班扬之遗意也”。而直言极谏只适于在明主当政的时候“昏朝以沽名则可耳，不纳则受其殃，正宜曲喻而已”。杨度一路活动于京官翰林之中，甚至一直撞入大学士徐桐之门，却无一人肯为之代奏光绪帝，气得他大叫“翰林可笑如此”，回到寓所，喝去几壶闷酒，自然大发了一通“相如虽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嗟”的感叹。由于治学路径和经术运用的不同，杨度素来轻视康有为一辈人的活动，自言“三代以下唯余能言经术，又非他人所能也”。几乎把“掌门人”排除在外，又称“康长素所著书，余此时固已不屑，余不敢轻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与否，要之皓首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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