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可以和凯恩斯的《通论》相提并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突破。熊彼特首先依据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范式构建了虚构的“循环之流”。然后，熊彼特指出，发展是打破静态体系的动力所在，而构成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是企业家和货币（或者说信用）。发展就是企业家在信用的帮助下，成功地实施新组合，也就是俗称的“创新”。企业家是经济体系中最独具个性的人物，而为实施新组合而创造出来的信用则是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工具。以此为基础，熊彼特深刻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企业家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重大经济现象背后的机理。本书的重大创见是将经济学理论从静态引向动态。因此，任何致力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人士绝不可错过本书。

　　经济学巨匠熊皮特向你揭示：
　　企业创造财富的秘密是什么？
　　“创新性毁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
　　什么力量在推动经济周而复始的运动？
　　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

　　译者序
　　很难想像，这本称得上是经济学上的划时代之作，竟然是出自一位28岁的年轻人之手。要知道，同龄的凯恩斯，一直要到1919年37岁时才有了第一本专著，而当他写下震惊世界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论起早慧、天才和企业家式的无畏，熊彼特堪称经济学界的企业家，堪与21岁分别创办微软和苹果公司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相比拟，也验证了不论商业或学术，创新更多的是年轻人的专利。
　　绝妙的是，熊彼特正是在这本书里，通过大胆却逻辑严谨的论证，首次确立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而为他赢得了“创新大师”的美誉，他的“创造性破坏”一词，更是成为企业家及管理学家的口头禅，而他本人更是成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精神导师。再过几百年，熊彼特兴许会成为企业家这个行当（如果到那时还有这个行当的话）的守护神，就像雅典娜是雅典城的守护神。
　　但如果对熊彼特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水平的话，那就失之浅薄了，因为这本《经济发展理论》更大的创新与突破，是将经济学从古典范畴带入现代世界，而且几乎是凭一己之力。且不说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弗兰克·奈特当时还是哲学系的本科生，其突破性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要到十年后才问世，就是公认的经济泰斗凯恩斯，他自己也承认“在1923年前，我都是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我对灌输给我的经济学理论坚信不疑，并且毫无保留地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现实事例”。不敢说这两位大师有否借鉴过熊彼特的思想，但熊彼特率先成功地将经济学带出古典理论的静态范畴，却是不争的事实。且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他的这项创举。
　　首先，熊彼特仅仅用短短一章的篇幅，就勾勒出古典经济学的大模样，其举重若轻的能力让人叹服，其中“循环之流”一说更是绝妙地道出了静态经济的本质。以这个静态模型为起点，熊彼特开始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创新。熊彼特明智地用经济发展的概念取代了动态的概念，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更通俗，而动态这个词过于专业，让人生畏。他指出，经济发展是人类近代最重要的现象，而导致这个现象最根本的两个因素，也是循环之流中不存在——至少是无足轻重的——的两个因素，正是企业家和信贷。他厘清了常人对发展的种种含糊认识，认为经济发展专指经济体系自发而不连续的变化，直接说来就是，由企业家在信贷的帮助下，实施新组合带来的变化。这样，熊彼特就无畏地闯入了经济学的两个百慕大地区：一个是企业家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另一个是货币这个迷雾重重、泥淖遍地的地区。就像伊阿宋是从科尔喀斯的绝险之地勇夺金羊毛，无限风光在险峰。凭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从金融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熊彼特在这两个领域大有斩获，一举奠定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坚实基础。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属于经济中的“另类”人物，他矫矫不群，和循环之流中的任何角色——劳动者、地主、资本家——都迥乎不同，因为他挑战了循环之流中收入等于成本、利润等于零的普遍法则，就像超人之所以叫超人，是因为他挑战了地球的重力法则。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简单的发明或技术革新，而是有着更宽广的内涵，体现在欲望、产品、满足方式及市场诸方面，并且从本质上说是将现有资源用于新的组合。企业家凭借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意志、全身心的投入，率先成功地实施了新组合。不见于循环之流的利润，正是对他的努力成功的褒奖。企业家之所以难得，乃是因为按人性的一般经验而言，大多数人就其能力和意志力来说，只能做常规划定范围的事情，一旦越过常规的藩篱，他们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适用于一般人的戈森欲望满足定律，通常并不适用于企业家；反过来说，企业家心中自有其更宏大的图景。只要看看乔布斯等人卓绝的创业历程，就知道熊彼特所言非虚。
　　单有企业家还不足以完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伟业，因为在熊彼特的定义里，企业家虽然有能力打破常规、独树一帜，但并不必然掌握资本，就算他刚好有生产资料，这也属于偶然情况。而在一个交换社会，没有资本就意味着无法染指生产资料，就无法实施新组合。这样，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要素信贷就应运而生。熊彼特深谙银行运作机理，他指出，银行为企业家专门创造出信贷，后者凭这些信贷在生产资料市场竞价，从而获得实施新组合所需的生产资料，进而“迫使经济体系改弦易辙，朝着企业家设定的方向前进”。如果企业家成功地实施新组合，也就是说，向市场提供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他不仅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还有剩余，更重要的是向实体经济归还产品。在熊彼特看来，这就是利润的终极来源。随后而来的利息、经济周期等现像，都只不过是这个本源现像的衍生而已，具体来说，利息是企业家创新引发的扰动向循环之流渗透的结果，而经济周期则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
　　概括说来，既然可以合理地将循环之流想像成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那么你只要在脑海中想像出上下两个闭环、中间由一条创新通道相连结的简单模型，就会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有了初步的理解：上下两个圆分别是两个静态的循环之流，而中间这条创新通道则是企业家结合信贷形成的动态创新过程。在这两个闭环中，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法则——边际规律、成本法则等——又恢复其统治地位，但代表着经济动态变化的这一条创新通道，则承载着熊彼特独一无二的创见。
　　虽然模型或理论和现实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虽然今时的企业家已非熊彼特心目中洛克菲勒、摩根、福特式的产业巨子或孤胆英雄，而多是若干才俊之间的巧遇与合作，比如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帕克，甚至惊才绝艳的独行侠乔布斯，也要有蒂姆·库克的辅佐；虽然企业家的创业资金也不再主要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风险投资，甚至更前卫的众筹模式，但这些变化背后的本质仍在熊彼特的框架内，这一切使得本书不仅是经济学划时代的著作，而且一直也是企业家心目中的圣经，就像凯恩斯的《通论》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圣经一样，这恐怕是这两位大师著述时所未想到的罢。

　　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现代企业思想之父”，其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学思想史有着巨大贡献。他以“创造性破坏”的理论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管理大师德鲁克称他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分析史》、《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熊彼特受到经济学家的重新重视，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第一章既定环境下的经济生活的循环之流
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本质现象
第三章信用和资本
第四章企业家利润
第五章资本的利息
第六章经济周期

　　第六章 经济周期
　　引言
　　接下来要研究的危机理论，较之前面阐述的企业家职能、信贷、货币市场、利润及利息等理论，还不能令人满意。顺便说一句，这里的危机一词，准确地说应该是商业波动的一再重现。一种危机理论要称得上令人满意，不仅要全面处理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的资料，而且要考虑各种按商业条件的不同指标建立起来的理论，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兼收并蓄。我在这个方向的工作还只是半成品；我向读者承诺的透彻研究尚未兑现，而且依我的工作计划，承诺兑现的那一天恐怕还远着呢。我现在之所以原封不动地沿用这一章，只在表述上略做改动，不仅是因为这一章的内容已经在危机考察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真实可信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读者从这一章会发现，本书的论点对危机这个主题有着怎样的贡献，还是因为这样的贡献切中危机问题的要害。因此，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批评意见。
　　§1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描述的整个发展，是否象一棵生生不息的树木那样，连续不断地前进？从经验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经济的运动不是连续而平滑的。逆向运动，遭遇挫折，还有各种各样阻断发展路径的事情，都会发生；经济价值体系也会分崩离析，从而令发展中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2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唯一的原因是，从概率的一般原理可以推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组合不是以均匀的方式出现——具体来说就是，可以将时间按照一定的跨度分成若干等份，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内，会有一个新组合得以实施——而是以不连续的、集中的方式出现。
　　（a）我们先要对这个回答稍加解释；（b）其次要解释为什么实现新组合是集中出现的；（c）最后要分析这件事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因果反应的过程（本章第三节）。在第三步会遇到一个新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理论就不敢说是完整的。尽管我们认同尤格拉的说法，即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句话其实指的是，萧条只不过是是经济对繁荣的反作用，或者说是适应繁荣带来的新形势，因此，他对萧条的解释，归根结底还是对繁荣的解释——但是，繁荣引起衰退的方式，毕竟和繁荣本身是两回事，眼尖的读者立刻会发现，这正是我和斯皮托夫的分歧所在。读者很快还会看到，无需借助任何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我们的理论就能轻松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所指的新企业是各自独立出现的，那么，以特殊的、清晰可辨的、让人瞩目的、稳定重现的这些标准来衡量，繁荣及萧条这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一来，新企业基本上是连续出现的，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均匀地出现的，它们不会给循环之流带来太大的变化，干扰最多只是在局部肆虐，即使扩散到整个经济，也很快就风平浪静了。既然循环之流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增长也就根本不会受到干扰。值得一提的是，但凡危机理论，尤其是各种失衡理论，只要认定某个因素是引发危机的原因，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这种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这种原因——无论它是什么——不可能连续、均匀地出现，这样，由它引发的后果连续地被整个经济迅速吸收掉，那么，这种理论就绝不能说，它已经把危机现象解释通了。
　　就算新企业真是这样出现的，那也还有年景的好坏之分。黄金产量增加，或者其他形式的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货紧缩则阻碍经济增长；各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经济法规，都会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就拿世界大战来说罢，出了这样的大事，经济被迫调节到战时状态，战后还要偿还大量的战争贷款，一切经济关系倍受干扰，城乡满目疮痍，社会动荡不定，各大市场零落凄凉，一切都不同以往，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危机和萧条是什么样子的，哪怕从来没听说过危机的人，此时都会有切肤之痛。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繁荣和萧条。因为这样的事件都不会定期出现，更不会必然出现，因为它们不是出自经济内在的作用机制，而只能用特殊的外部原因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得够充分了。还有一种有利因素尤其值得一提的，它总是能促进繁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用来解释繁荣，这就是每一个萧条期所引发的事态。这样的事态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大量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原材料、机器、厂房大量积压或闲置，乃至被低价甩卖，利率往往低得离谱。事实上，几乎针对危机现象的每一项研究，比如斯皮托夫的研究以及米切尔的研究，多少都拿这些情况来说事。但很显然，我们切不可用现象的结果来解释现象本身，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繁荣来自萧条、萧条来自繁荣这样的循环论证之中。既然我们在这里只关心危机的根源，而无意逐条陈述实际作用于繁荣或危机的各种因素（比如农业收成，战争谣言），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本别去理会那些因素。
　　新企业集中出现造成的这种影响，因三种情况的存在有所增强，但后者并非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先看第一种情况。根据第二章提出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多数新组合不是脱胎于老企业，也不会立即取代老企业，而是和老企业共存和竞争一段日子，这一点也得到经验的证实。按照我们的危机理论，虽说这种情况在解释经济波动的幅度时非常有用，但它既不是新的因素，也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因素，更不是决定繁荣和萧条的关键因素。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企业家需求的集中出现，意味着整个经济部门的购买力会有大幅的增加。由此引发次一波繁荣，并遍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普遍繁荣的景象——这种现象只能从这个方面才能完全说得通，否则很难说得通。只有因为大笔的新购买力从企业家手里流出，流到实物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手里，流到用于“再生产消费”的货物（斯皮托夫语）的生产者手里，流到工人手里，然后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渠道，当前的全部消费品最后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出售。这样，零售商不断扩大订单，制造商不断扩大生产，为达此目的，原先质次的生产资料，甚至弃而不用的生产资料，现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利用。只是因为这一点，随便哪里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这和在通货膨胀期间——譬如说一国靠发行纸币来筹集战争经费——的情况一样。许多东西能浮出水面，靠的是借“次一波浪潮”的势头，它们像无根的浮萍，本身没有来自真正推动力量的任何新的或直接的动力；最后，投机的预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原因。在投机的推动下，繁荣的征兆最终成为繁荣的成因，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为人所熟知。谁要是想构建商业指数理论，或者想从整体上来理解商业形势，这倒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依我们的想法，只有繁荣主浪和次浪间的区别才事关紧要，并且只要知道后者来源于前者，知道在一个根据我们的原理精心构建出来的理论中，我们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能找到它的位置，这就足够了。但在现在这样一个阐述中，这些现象暂时还得不到它们应有的待遇，这不免让人得出它脱离现实的错误印象。
　　再来看第三种情况。从我们的论证可以推断出，在繁荣起初阶段以及整个萧条阶段，失误很可能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危机多少都拿这个因素来说事。但一般说来，失误再怎么发生，也达不到成为一个因素所必要的程度。但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多少总会先仔细考察各种事实，再视结果来决定是否开始生产。虽说严重的误判足以毁掉一家企业，但毁掉一个行业的情况应该说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毁掉一国的经济了。人们怎么就犯下这样普遍的失误，以致于影响到整个经济，而且事实上已经不是萧条的一项后果，而是成为引发萧条的独立原因，这又作何解释呢？一旦其他原因引起萧条，许多原先相当合理的计划，现在就变得前景不妙，原先可以轻易补救的错误，现在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初的失误才是要特别加以解释的，否则其他的一切都说不通。我们的理论可以给出解释。如果繁荣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不仅仅是经济活动本身变得更加活跃，而是新组合以及从未尝试过的组合的实施更加频繁，那么，就象第二章提到的那样，我们立刻就知道，失误很可能在那里起着特殊的作用，从本质上不同于它在循环之流中所起的作用。但这里不会冒出什么“失误理论”。刚好相反，为了避免让人有这样的印象，我们要将这个因素放到一边不予理会。事实上，失误只是一个被夸大了的辅助因素，并不是理解危机原理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人做到任何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事情，即使没有技术或商业上的“失误”，没有“投机热”，没有莫名其妙的乐观或悲观，经济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只不过幅度要小一些罢了。繁荣一定会创造出某种客观形势，只有在这种形势下，失误这件事才能从根本上说得通。这一点容后再说。
　　（b）为什么企业家是集中出现，而不是连续出现，也就是说，在适当选定的每个时间间隔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唯一的解释是，一个或若干企业家的出现，会促进其他企业家的出现，后者又促进更多企业家的出现，如此这般，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出现。
　　首先，这表明，根据我们在第二章列举的那些理由，实施新组合是一件困难的事，只有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做得到，这样的例子，在早期的经济以及几乎没有发展的经济——也就是发展后的停滞阶段——中比比皆是。只有少数人具备领导才能，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本身不是繁荣——成功地向这个方向迈进。但如果一个或若干企业家已经取得了成功，许多困难也就随之消失。这样一来，其他人将会追随这些先行者，因为他们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们的成功进一步扫清第二章分析过的那些障碍，这样，更多的人更容易加入到这个行列，如此这般，直到最后，这项新组合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接不接受只凭个人的好恶。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企业家的素质和其他素质一样，在同一种族的分布服从误差定律，这样，随着企业家素质的不断降低，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倒是会越来越多。因此，撇开例外情况不说——比如少数欧洲人置身于黑人之中——随着任务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也愿意成为企业家，难怪一个企业家横空出世后，追随于他的远不止是一批企业家，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只不过他们越来越不称职而已。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只对与之有关的证据做出解释。凡是仍然存在竞争，且有大量单干户的行业，我们首先会发现一个新组合的出现——主要出现在专门创造出来的企业中——继而发现，现有企业纷纷掌握这个新组合，先是若干企业掌握，然后不断有更多企业掌握，只不过速度上有快也有慢，效果上有得其神者，也有得其形者。我们前面已经将这个现象和企业家利润消失的过程挂起钩来。现在等于将这两者的关系又琢磨了一遍，只不过角度和前面不一样。
　　第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集中出现，而且直到企业家利润消失的那一刻为止，而企业家利润也是从先行者出现的那个产业部分开始消失的。事实表明，每一次正常的繁荣都起自某个或若干产业（比如铁路建设，电气产业，化工产业），繁荣的特点，取决于诞生新组合的那个产业。虽说先行者为追随者直接清除了前者所在产业的障碍，但由于这些障碍的共性特点，事实上也一并清除了其他产业的障碍。对追随者来说，许多事情照搬照抄就好了；但反过来说，先行者定下的范例也成为追随者行事的标准；先行者取得的许多成就，比如打开国外市场，都可以直接为其他产业所用，更别说那些很快就出现的次要因素，比如不断上涨的价格。因此，先行者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他的一亩三分地，这样，更多的企业家集中出现，经济被带入技术及商业改组过程，要比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来得更快、更彻底。
　　第四，有关各方对发展的来龙去脉越发熟悉，只剩下得失方面的事要计较，各种障碍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样，创新需要的“领导才能”也就越来越淡薄。因此，企业家集中出现的现象也就越来越不明显，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弱。很明显，由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同样得到现实的有力证明。经济的集团化比重越来越高，也在这件事上推波助澜，只不过就算是当今的大集团，其销售业绩及金融需求也还是要看市场的脸色——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状况——这样，它们也不能随意将创新、尤其是与创新有关的建设延后至萧条阶段，以收逢低吸纳之利，最多只能偶一为之。但只要它们这样做了，这个因素也证实了我们的理论。
　　第五，繁荣阶段的基本特征，很容易用新组合的集中出现来解释，也只有用它来解释才说得通，比如为什么说，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是繁荣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征兆，再比如，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最先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激动景象，最主要的，为什么钢铁的消耗量在不断增加。繁荣阶段具有的一些现象，比如新购买力的出现以及价格上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解释得通，因为就拿价格的上涨来说，单从需求的增加或成本的上涨来解释，是很牵强的。此外，失业率下降、工资上涨、利率上升、运费上涨，银行存款及储备不断吃紧等现象，以及我们说过的，繁荣次一波繁荣浪潮的涌现，也就是繁荣传遍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新组合的集中出现这件事中找到解释。
　　§3（c）企业家的集中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会象疾风暴雨一样干扰经济的平衡，而假如他们只是连续均匀出现的话，那么只会带来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式的干扰，这样的干扰，能被经济逐步吸收掉；而企业家集中出现对经济的干扰，需要有一个独特而明显不同的吸收过程，才能使经济适应这些新事物，才能使得新事物完全融入其中，这是一个清偿的过程，或者用我属意的表述方式，是迈向新常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所在。这样，我们对萧条的定义就是：萧条就是经济力图实现新均衡，是经济自我调节以适应改变了的数据，至于这些数据为什么会改变，那是因为繁荣引发的干扰。
　　有人说，由于单个企业家只关心自己的企业如何成功，无暇顾及还有一大批企业家跟在后面，所以他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头。这当然是事实。还有人说，在单个企业看来合理的做法，在被众多企业模仿后，由此产生的普遍效应会，将这种做法的好处洗劫一空。这也是事实。我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生产者虽说都在追求一己的利润最大化，殊不知已经启动了消除经济中剩余价值的机制，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件事的最重要的例子。在这里情况也一样，个人看起来合理的事，在众人的争相效仿下，就变得不那么合理了，而且这个因素确实也在大多数危机中起到作用，因为即使这个企业家早就知道会有一批追随者跟在后面，后者不可能让他措手不及，但他也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到追随者的人数以及跟进的快慢。但是，繁荣引发干扰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情况，并不在于企业家受到影响，对实施新组合变得悲观起来，而在于以下三个因素。
　　先来看第一个因素。这个新出现的企业家，拿着别人为他新创造的购买力，提出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套用莱德勒著名的说法就是“追逐生产资料”，由此推高了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现实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至少有些新企业不是新创办的，而是脱胎于老企业，而且老企业虽说赚不到利润，但还要一些准租金可赚，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推高生产资料价格的势头。但为了能够彻底揭示这件事的本质，我们最好做几个假设：所有的新组合都仅由新创办企业来实施，这些企业的资金都仅由新创造的购买力提供，新老企业会共存一段时间，老企业严格属于循环之流，怎么经营都没有利润，一旦成本开始上涨，它们就只能亏本生产。这些假设和现实当然有出入，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事实上，人们被笼罩在繁荣阶段的乐观情绪蒙住了眼睛，看不透一个实情：一旦繁荣启动，只要繁荣仅仅表现为需求的增加，繁荣带给许多生产者的只有不幸，只不过轮到他们的产品涨价，他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我们在第二章说过，这样的不幸，是生产资料从老企业腾出来用于新用途这件事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来看第二个因素。新产品在若干年后面世，直接和老产品竞争；先前创造的购买力所欠的商品，现在进入循环之流，而且理论上补偿缺口后犹有余裕。和上面一样，现实情况也稍有不同，不仅是因为前一节提到的那些原因，还因为有些投资距产品生产出来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使得补偿的事只能慢慢来。但这些因素并不影响补偿这件事的本质。繁荣开始后，只要消费者是喜新厌旧的，那么老企业就该倒霉了：先是成本上涨，随后收入减少；首先倒霉的，是那些和新组合正面交锋的老企业，随后是其他老企业，谁都躲不了。虽然也有一些老企业从新组合获利，但这属于这种次要的情况，可以不予理会；还有一些老企业还有准租金收入，所以亏本经营的情况要略微缓解一些，但这也只是暂时的事。亏本经营的老企业之所以还没有一下子倒闭，只是因为它们根基还算牢靠，看起来还值得贷款。既然老企业没有一下子都倒掉，新企业想成功也就没那么容易。事实上——这个事实和我们的理论若合符节——繁荣起初绝不是全面开花，而是先集中在一个到若干个产业，而不关其他产业的事，随后才逐渐影响到后者，无论是影响的方式还是力度，都不能和前一种情况相提并论，这样，老企业倒闭的情况有所缓解。既然企业家是集中出现，那么新产品也应该是如此，因为企业家做的事情大致相同，所以产品也差不多同时上市。这些新产品从投产到面世必须花费的平均时间——当然也取决于其他不少因素——从根本上解释了繁荣持续的时间。这些新产品的上市，使得价格为之下跌，一手终结繁荣；虽说这种情况是否带来危机还在两可之间，但不可避免地引发萧条，以及随萧条而来的其他各种现象。
　　再来看第三个因素。新企业的出现还会导致信用紧缩，因为企业家现在有能力、也有意愿偿还欠债了；而且，由于此时没有其他的人举债，他们留下的空缺无人填补，这样，用来补偿的新产品上市之日，就是新近创造购买力消失之时，而这批产品随后按照循环之流的方式重复生产。这个命题要小心处理。首先一点是，同样是信用紧缩，但这里的情况必须和另外两种情况区分开来。新产品面世的结果一定是信用紧缩，无论是以繁荣阶段的价格水平来衡量，还是理论上以前一个萧条阶段的价格来衡量，结果都是这样，即使在企业家偿还负债的过程中，支付工具一分钱也不少，结果也是这样，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新产品的总价款显然一定超出这笔欠债的款项。其他的债务清偿也有同样的效果，只不过规模略小一些。但我们这里只考虑债务减少的影响。正在发生的、或被银行界预见到的萧条阶段，都会有信用紧缩的现象发生，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银行都会主动限贷。虽说这个因素在现实中相当重要，经常会引起真正的危机，但只是从属的因素，而不是危机这个现象所固有的。我们在这里也不考虑这个因素，虽然我们既不否认实有其事，也不否认它所起的作用，但我们不认为它在这件事的因果链条上会起到主要作用。这样，我们还要做两个抽象处理，为的是排除那些虽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在这里影响不大的因素，从而凸显出这里的根本因素。首先，我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为生产新产品所做投资的折旧中，新产品的价值只占到很小的比例，这样，在繁荣阶段的全部支出中，只有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新企业开始生产的时候，以新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这样一来，新创造的购买力只会逐渐退出流通，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下一波繁荣到来，货币市场又涌进更多找贷款的人。事实上，储蓄也会吸收一部分新购买力，但对信用紧缩没什么影响；但是，不少州政府、市政府及农业抵押银行纷纷出手，填补企业家在货币市场留下的空缺，那就对信用紧缩构成影响。撇开企业家的欠债只是逐渐消失这一点不说，我们也要记住，在一个连循环之流都有利息的经济中，信贷甚至有可能一直留在流通之中，只要与之对应的产品年复一年地反复生产，这正是缓和信用紧缩势头的第二个因素。尽管如此，信用紧缩的势头仍然还在，成功的企业总归要偿还负债，这样，虽说程度上已经大为缓和，但客观情况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只要繁荣达到一定的程度，信用紧缩总是会自行出现的。这个理论，连同“在发展过程中，价格水平长期看跌”这个推论，事实上都得到了十九世纪物价统计数据的证实。十九世纪有两个阶段未曾受到货币领域重大变化的影响：其一是从拿破仑战争到加州金矿大发现这个阶段，其二是从1873年到1895年这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两个特征，都能从我们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其一是每一个阶段性谷底，都比前一个谷底还要低；其二是，物价曲线在剔除周期性波动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最后，我们还要解释，其他在找贷款的企业家，为什么没有总是填补企业家还债后留下的空缺。这里面有两个根本原因，在这两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不过，这些原因要么可以说是前者的结果，要么可以说是一些次要的、或者辅助的原因。先看第一个原因。假如率先出现繁荣的那个产业取得成功，受到激励，大量的新企业涌现出来，以致于在繁荣的鼎盛阶段，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之多，令到价格下跌、成本上涨——即便这个产业遵循所谓的报酬递增规律，这种情况也会发生——结果是企业家利润消失，这样一来，谁还想继续往里面砸钱呢？但事实上，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利润也不会被挤得一点不剩，总有一些利润会侥幸得存，也总有一些企业会立刻出现亏损。其他产业还会有多少企业家涌现，发展的次一波浪潮引出的现象还能走多远，也都可以依此类推。一旦这两种情况都见顶了，这就意味着这波繁荣的动力已经消耗殆尽。繁荣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家群体的各种举措不仅在于创业，也改变了经济的数据，打破了经济的均衡状态，使得经济开启了一段明显不规则的运动，在我们看来，这其实是经济在竭力实现新一轮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企业都很难做出正确的估算，更不用说新企业对将来的筹划了。在现实中，只有后一个原因，也就是兴于繁荣的企业家带来的不确定性，随时都可以直接观察到；而前一个原因总的来说只会在个别点上亮亮相。但这两个原因又都会被如下三个因素所掩盖。第一个因素是，因许多人预期将来而引发的现象。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总有一些人提前感知到日子开始紧起来了，比如银行里的人，或者提前感知到成本及其他要素价格涨起来了，比如一些老企业里的人，并据此做出应对——虽说事后来看大多为时已晚，但当时也得做出反应，只是已经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那些境况不佳的企业。第二个因素是偶然事件，偶然事件随时都有，但只有那些原来没有，只是因为繁荣引起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偶然事件，才值得一提。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几乎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有人将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一些偶然事件，比如不利的政治谣言，为什么这些偶然事件事实上经常成为危机的推手。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力量的干预，其中最厉害的干预手段，当属中央银行有意识地收紧货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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