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从纪录片出发的哲学书，他纪录着小人物们构成的历史，又是一本用影像去抵达的启示录，他思考的是如何用影像认识世界从民生出发，以影像抵达在最官方的平台，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陈虻，一个被崔永元、白岩松、柴静等一众思想锐力的名嘴称为精神领袖的人。
本书汇集了陈虻生前在央视评论部的审片经典言论、讲座精华、报道文章以及影像，展示了纪录片从观念到方法、从栏目化管理到新节目研发的思想精华。本书由十八篇文章构成，从十八个角度解构他的思想，展示出一个思想深刻而诗意表达的纪录片人之有趣。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于2013年1月推出第一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印刷十次。在新的一次加印之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了我修订的机会与时间，使我能够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勘误、校正以及补充与完善，力求精益求精，以更高的品质，回馈读者的厚爱。
本次再版，主要进行了四处较大的修订：
一、18篇博文的次序、部分博文的结构，根据时间维度和逻辑关系做了适当的调整。将原来一些疏漏的内容以及新收集到的材料和对一些素材新的认识，一一补充、修正到书中，因而各个章节内部也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二、2013年为纪念央视《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拍摄了8集电视专题片《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了同名书籍。在这部专题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曾先后采访了在《生活空间》工作过的15位编导、摄像。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这15位被访者讲述的原始记录，从中摘取了一些内容，对有关章节做了充实。
三、附录部分置换了全新的内容：1.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3月13日在“文化专题”版推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的书评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对王韧、吕新雨、李伦的三篇访谈。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的大型读书会2个半小时的现场全文实录。
四、重新设计了本书的版式、装帧，其中陈虻的艺术照，出自著名摄影家黑明先生之手，他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杂志，照片于2002年拍摄。23幅工作照以及生活照由原《生活空间》栏目组刘鸿彦和陈虻的家人提供。
陈虻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这本书给了我们一共重新认识陈虻的角度——央视主持人 敬一丹我从这本书记录下来的文字里，才再一次认识他；从那些我没来得及听见的话，听见了没听进去的话，听进去没听明白的话。——央视主持人 柴静不仅是纪录片从业者，我觉得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可能会受益，因为陈虻谈的是一种对人的理解，拥有这种理解力，将是一次精神上的整容。——央视制片人 李伦陈虻的书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也是喝这个时代的一个对话。——复旦大学教授 吕新雨
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001
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生活。
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结果。
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重要的是观念。而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思考过，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011
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这个节目能不能服务于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001
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生活。
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结果。
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重要的是观念。而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思考过，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011
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这个节目能不能服务于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是需要一级保护的产品/026
国际纪录片有各种流派，你说我们这种拍法算哪一派的？
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
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关注现实的此刻当下，这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
纪录片最终的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创作者对社会关注能力的挑战。
纪录片有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更有文献价值。
大道无术 万法归心/037
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真的是很自豪的事情。
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方法。
永远把你的思想、经验和精力贡献给新来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
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050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更好；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
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找到属于电视本体的表现手法/063
我们自身掌握影像方式传达信息和思想的能力，也是限制我们发展的重要原因。
纪实影像有三个功能，或者说三种境界——叙事、抒情、思想。
视觉词汇更多的是一种创造，不是继承。是用新的词汇、构图、运动来体现你的表达。
在全局战略上是编导说了算，在局部战场上就是摄像说了算。
影像风格是由景别和长度决定的。
视觉解读能力是要训练的，你必须经历精读和泛读两个过程。
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的主体/074
对话李伦：
陈虻的理念能帮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
李伦：1993年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任编导，曾为《百姓故事》主编，2003年创办《社会记录》，任制片人；2008年创办《24小时》，任制片人；2009年创办《看见》，任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合部副主任。
东方早报：陈虻的理论对于一个想要拍纪录片的年轻人是否浅显易懂？
李伦：没错。陈虻的理论操作性极强。他不是那种提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推导出一个公式的理论学者，他是纪录片实践的高手，或者说指导实践的高手。我觉得他对纪录片本质的认识非常得到位。为什么他很懂？因为他有一个朴素的、观察人的兴趣，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制片人。我认为，他真正的作品其实是编导，他能够将理念很生动地传达给编导，然后塑造出一个个很生动的人的影像。
东方早报：像《生活空间》那样关注人的纪录片以后很难在电视上出现了，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伦：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确实是整个中国文化集体出现创造力的年代，那个时候，电影、文学、诗歌、音乐各个方面都是很忙的，这个大环境是个重要的因素。观察式纪录片也不会拘泥于某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去拍这样的纪录片，有的时候会发展得好一点，有的时候会发展得差一点。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纪录片在中国发展得确实非常好，不光有民间的作品，还有大量的媒体的介入，而且有一定生产量。而现在，媒体更多的是关于历史类，风光类，各种各样的说明性、知识性的片子，观察式纪录片的缺失是我们时代的遗憾。
东方早报：时间曾说，主流媒体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你怎么看？
李伦：纪录片种类繁多，有文献式、说明式等等，我想时间老师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就是像《生活空间》这种观察式纪录片，这种纪录片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少。因为这种纪录片的制作难度非常大，它需要的成本投入，甚至是“人的成本投入”要远远超过一般的纪录片。我所说的“人的成本的投入”就是个人创造力的投入。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制去培养这种观察式纪录片编导，因为它需要作者有很强的个人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必须有自我认识的能力，自我思考的能力，但在体制里培养这样的编导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导致这样的纪录片就非常少。另外一方面，观察式纪录片和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作品必须和这个时代紧密联系，你难免会触碰敏感的部分。当然了，你也可以抛弃一切，只做人性，但是再复杂的人性，它也是在现实的背景下来叙述这样的故事。
东方早报：《看见》的编导更多的是做记者的工作还是纪录片作者的工作？
李伦：在机构里，人可能要有一些职业的认识，有可能他会被认为是一个为机构服务的记者。但即使是记者，也要有很强的自我认识能力和发现能力，这样才是一个好记者，所以，他是记者还是编导，我觉得都可以。
东方早报：《看见》延续了早期《纪事》的风格，有很强的纪录片意识，但我发现它也在渐渐改变，比如从专注现实题材的普通人，现在也走向了明星大腕公众人物，在创作上是否遇到了题材困难？
李伦：对，我们的主创基本上是从《生活空间》过来的，我们希望能够延续那样的纪实风格。我们的确遇到了题材困难，你也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这种摇摆不定，但很多时候，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在坚守，想要去做。我们这些人是从《东方时空》那样的一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们也只会做这个，我们觉得只有做下去才有希望。而且这里其实有一个对《生活空间》的误读，《生活空间》并不仅仅只关注小人物，也不仅仅只关注普通人，其实是不分身份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会把人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我们关心学者、明星、冠军，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人吗？不是。我们关注的是知识、是名望、是他们身上附着的东西。而《生活空间》关注的东西，是去掉他身上附着的东西，留下的是什么？是人性，这才是纪录片的本质。难道说，我们拍小人物就有对人的关注，拍大人物就没有对人的关注？
东方早报：你刚才提到了体制内没有观察式纪录片作者培养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电视台的导演都走出来拍纪录片，会不会以后变成了这样一个区分：体制内导演只会拍专题片，主流媒体之外的导演才会拍现实题材？
李伦：（笑）我真没法说，但这样走下去是有些困难。我觉得如果我们国家的主流媒体想要和国际一流媒体接轨，变得强大，应该多做现实题材的片子。你会看到像英国BBC这样的大媒体，它也会做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而且做得非常好。因为越强大才会越宽容，才能完成多样性。而且我真的认为，对当代历史记录的缺失是媒体的失职。纪录片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国家的相册，那么我希望这个相册里不仅有风光片，我们先人的照片，也有我们自己的照片，这个家庭相册里边主体部分应该是当下的我们。
东方早报：现在拍摄这种观察式纪录片的导演基本上都是自筹经费在做，虽然口碑很好，但是没市场，不赚钱，也就无法延续创作，你怎么看？
李伦：现在而言，确实很难，因为市场还不成熟，但其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市场去衡量的。我想起当时的一个故事，当年我们请纪录片大师怀斯曼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想，这可是一位国际级大师，于是我们就在昆仑饭店给他开了一间行政套房，结果，怀斯曼一开门就惊了，他说，“上帝啊，中国纪录片工作者生活过得这么好，能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在全世界都没有受过这么高的礼遇！”其实我认为不光是纪录片，也有很多行业是这样，就是有一群喜欢的人，他们愿意干这个事儿，就一直干下去了，我想纪录片的价值也就在此。
东方早报：如果让你来推荐关于陈虻的这本书，你觉得对纪录片从业者会有哪些帮助？
李伦：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纪录片从业者，应该是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陈虻的理念能够帮助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因为陈虻的底色和我们传统的纪录片意识是截然相反的。他让纪录片理性的东西和每个人个体的情感体验以及情感诉求能够连接在一起。比如说我们都会给家里拍家庭录像，拍出来的都特别有意思，但是如果你让他去拍一个纪录片作品，他拍出来可能就是一堆垃圾，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放进去。其实拍纪录片非常容易，只要能够找到你自己。但是我们这几代人常常忘记自己这回事，所以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精神上的整容才能找到我们自己。我们的意识都是被训练出来的，我们所有的个体兴趣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追求的全都是标准答案。陈虻就截然相反，他从自我出发，是非常自信的人，他重要的就是衔接了遥远的纪录片理论，而且最重要的是开启了那些创作者自己。
——摘自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3月13日“文化专题”版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书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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