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历史
　　德日进与桑志华及北疆博物院 邱占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摘要：本文回顾了德日进在他和桑志华及北疆博物院合作期间的工作，同时介绍了他在中国地层古哺乳动物所做的工作。
　　关键词：德日进；桑志华；北疆博物院；合作；中国地层古哺乳动物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Emile Licent and Museum Hoang Ho Paiho
　　Qiu Zhanxiang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ooperation of Teilhard de Chardin with Emile Licent and Hoangho Paiho Museum. Furthermore， the work of Teilhard in the Chinese mammal biostratigraphy were introduced.
　　Keywords: Teilhard de Chardin; Emile Licent; Hoangho Paiho Museum; Cooperation; Chinese mammal biostratigraphy
　　德日进［ P. T. de Chardin，1881年5月1日诞生于法国中部奥弗涅（ Auvergne）地区的萨塞那（Sarcenat）城堡， 1955年4月10日病逝于美国纽约］是法国耶稣会神甫、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和神学哲学家。德日进的名为 Pierre，姓系复姓，由 Teilhard（父系）和 de Chardin（祖母系）组合而成。如按音译，全名应该是：皮埃尔？泰亚尔―夏尔丹。他*初（ 1923年）来到中国所接触和较熟悉的是我国地学界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前辈，如丁文江和翁文灏等人，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一位用了《弟子规》中“能亲人，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中的“德日进”作为 de Chardin或Teilhard de Chardin的谐音字。这个译名的音义俱佳，堪称绝妙。
　　德日进作为地质古生物学家，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中国，其主要成就也是基于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实践。这一点早就获得了国内外有关专家们的一致肯定。 1950年5月22日，德日进被法国科学院古生物学部推举为院士就是对其科学成就高度认同的**证明。但是德日进的神学哲学思想，虽然早在其生前就在宗教界内部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但由于天主教当时的**当权者一直禁止其发声，并且其主要神学方面的大量论文及著作的手稿一直被禁止传播和正式出版，而由于德日进在去世前几年已经将这些稿件遗赠给一位女友让娜？莫蒂埃（ J. Motiert），后者很快将其几本主要著作《人之现象》《神境》《人之未来》等于 1956～1959年在法国出版，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此后关于德日进的生平及其神学思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在宗教界内为德日进翻案的呼声相当强劲。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一些天主教高层人士，包括一些枢机主教，对德日进的神学思想开始逐渐转变看法。至 20世纪 80年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也都相继不同程度地接纳了德日进的神学思想。
　　与此相比，德日进作为科学家的一面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虽然早在 1971年研究德日进的德国学者 Schmitz-Moormann在Piveteau等一大批欧洲著名的地学 -生物学家的鼓励下将德日进所有的自然科技论文，分 10卷全部发表，但似乎反响不大。在我国，为了纪念德日进来华工作 80年，在刘东生先生邀约下，在 2003年《第四纪研究》中，发表了包括刘先生本人在内的 6篇文章，对德日进在我国的科学工作做了比较全面的回顾。这也是我国科学家开始关注德日进研究的开端。笔者在拜读了这些文章后，一方面受到很多的激励和教育，另一方面也激起了笔者希望了解更多详情的愿望。适逢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桑志华筹划建馆 100周年之际拟出版纪念专辑，希望笔者能对德日进与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合作情况做一简介，这才不揣冒昧撰写此文。好在 2004年，作为德日进学术思想成长见证的德日进 1923～1940年致布尔（ M. Boule，1861～1942年，著名古人类学家，以前常译为步勒）的 89封信件结集发表； 2007年撰写过多位著名科学家传记的 Amir D. Aczel的The Jesuit & The Skull和2008年翁心钧等整理编撰的《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相继出版。这些新资料的出版使我们有可能对此前文献中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不同说法做进一步的考证。本文只对德日进在他和桑志华及北疆博物院合作期间的工作进行回顾，并对其在中国地层古哺乳动物方面所做的工作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桑志华的一封邀请信改变了德日进一生的轨迹
　　德日进自幼生长在被称作“地质学家的天堂”的奥弗涅地区，受其父亲影响，他对自然界的事物，各种石头、昆虫、植物等充满了好奇；受其极为虔诚的母亲的影响而又笃信天主教。 1893～1897年德日进在家乡附近的耶稣会学校学习； 1901年3月宣誓加入耶稣会； 1902年秋受教会派遣到英属泽西岛（ Jersey）修行 3年； 1906年又被派到开罗教授物理和化学课程； 1909年被召回后又至英国位于东南海岸的黑斯廷斯（ Hastings）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德日进读到了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年， 1927获诺贝尔文学奖） 1907年所著之《创造之演化》（ Creative Evolution，为梵蒂冈之禁书）。该书使他大受启发，并萌发了深入研究自然界万物演化的志向。 1911年8月德日进正式被授予耶稣会神甫之职。 1912年7月，他回法国后，在巴黎天主教学院听布萨克（ G. Boussac）讲授的地质学，同时又拜师巴黎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布尔，学习古生物学。布尔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脾气又是出了名地暴躁和不友善。但出人意料的是，布尔对这位小他 20岁的耶稣小同乡却充满了爱怜。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一直延续至布尔去世。布尔把非常著名的凯尔西（Quercy）地点的一大批始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交给德日进研究。德日进既有才干，又十分努力，他的**篇文章《凯尔西的肉食类化石》于 1915年发表在法国古生物志上。 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日进被征召入伍，做医护和担架员。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获战功章，并获授法国荣誉勋位团骑士称号。 1918年5月德日进从前线回来，立即又重新开始研究化石。 1920年下半年 39岁的德日进被聘为巴黎天主教学院地质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和地质学）。 1921年他发表《凯尔西地点的灵长类》和《法国下始新统哺乳动物化石》两篇文章。 1922年3月他被授予博士学位。由于这些优异的成绩，德日进在 1922年6月被授予法国地质学会的 Viquesnel奖（ A. Viquesnel，1800～1867年， 1858年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在授奖仪式上，布尔在发表授奖词时动情地说：“在我科学生命的暮年，在为战争残酷地夺去我们众多寄予希望的年轻科学家而倍感悲哀之时，能够看到像德日进这样的法兰西古生物学优良传统的传承人出现，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1922年年底，法国科学院又将 Gustav Roux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授予了德日进。 1923年德日进被选为法国地质学会副主席，一颗古生物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德日进本来完全可以沿着导师布尔的期望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迅速而成功地走下去。但就是此时，德日进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使他成了天主教高层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1922年春，在学术界已小有名气的德日进受比利时 Enghien镇（位于布鲁塞尔西南）神学院之邀讲述他研究凯尔西哺乳动物化石的成果。在谈到哺乳动物的进化时，德日进表述了他本人对《创世纪》中有关“伊甸乐园”“亚当和夏娃”及“原罪”等的新看法。根据他对凯尔西灵长类化石的研究，他认为人类是逐渐进化产生的，亚当和夏娃一对夫妻不可能产生出整个人类，他对伊甸乐园和原罪的说法也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极度浓缩的“速记式”的阐述。例如，原罪就不会单单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诱惑而偷吃禁果，其中应该包括人类的诸多缺点，诸如不贞、残暴等。回国后，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他的这些观点。德日进的这些思想和活动让法国地区耶稣会和罗马耶稣总会的主教们很恼火，甚至连梵蒂冈也担心起来。这样，耶稣会的主教们就决定将德日进逐出欧洲，希望以此来制止这些怪诞思想的传播。他们想到了在中国采集化石的桑志华，也想到了在中国传教而不幸染病死在上海的德日进的姐姐（ Fran.oise，1979～1911年）。德日进可以去上海吊慰他的姐姐，而在天津则可以和桑志华一起研究古生物化石。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德日进收到了桑志华神甫一封邀请他到中国工作的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地区发现了大量三趾马动物群化石， 1921年10月他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化石寄给布尔请求鉴定。布尔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正在整理标本的德日进。德日进曾数次致信桑志华，要求其提供更多信息。由于事物繁忙，桑志华当时并未回复。 1922年8月，桑志华正在萨拉乌苏（ Sjara osso gol，鄂尔多斯东南角，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进行野外工作。当桑志华在萨拉乌苏又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化石，而且还有石器时，他认为已有足够的理由请德日进前来协助工作，而且他相信，德日进的老师布尔一定也会对这些新发现感兴趣，于是 8月13日桑志华就在野外给德日进写了这封回信。德日进对来自中国的化石也很感兴趣。德日进在 8月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 13届国际地质大会时，碰到过当时刚就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曾向德日进表示，现在正是中国古生物学发展的大好时机。不过从心里讲，德日进仍然认为法国和巴黎才是他实现其将天主教教义和生物进化论融合在一起的伟大使命的地方。但是，布尔却意识到在中国这块处女地上发现人类化石的可能。布尔担负起了为德、桑合作考察筹集经费的重任。后来，来自教会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德日进*后还是决定到中国来。 1922年10月6日德日进致信桑志华，表示接受邀请。经过多方努力，布尔终于在 1923年3月从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公共教育部各获得 10 000法郎的经费支持，组成了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后来法国科学院和人类古生物研究所都出资支持，使*后的总经费达到 69 000法郎）。 1923年4月6日，德日进在马赛乘山脉号船（ Cordillère）离法， 5月17日抵达上海，吊唁姐姐后，于 5月23日抵津，来到了位于马场道的北疆博物院。 Cuénot在其《德日进》一书中写道：“这一年（指 1923年）是德日进心灵进化中关键性的转折的标志，也开启了其科学生命中*长也是*富成果的一个阶段。”（ Cuénot， 1958）
　　二、德日进在中国进行地层古生物学术活动的概述
　　如果从 1923年5月德日进**次踏上中国的领土算起，至 1946年4月*后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为止，在近 24年的时间里，他一共 10次来到中国。每次大多数是在中国工作一年左右，其中*短的一次只有约 3个月，*长的一次是 6年8个月。这 10次的总时间约为 193个月，即大约 17年。实际上，在此期间，德日进即使到其他国家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也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或基于中国的问题进行的。
　　下面是 1923年以后德日进在中国居留的次数及不在中国时的大致情况。
　　（1）1923.5～1924.9，以天津为基地。然后回法国。
　　（2）1926.5～1927.8，以天津为基地。然后回法国， 1928年11月回中国途中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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