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雄心_（英）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_9787508657806

随着西方化高潮的远去，世界已不再只依据西方规范研判一国的文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中国，作为开启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行者，已经能够融入世界体系并领导全球新秩序的重塑。中国为什么有能力引领世界的未来？中国成为真正世界大国的基因是什么？中国如何融入世界体系？

在这本书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全球顶级学者马丁•雅克，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根基、民族价值观、地理环境、外交政策、全球战略定位等方面，以深邃的眼光透视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异同。在他眼中，中国正在经历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的转变，相较于前者，后者更注重历史转向和面向未来。对于“中国梦”的诠释，马丁•雅克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中国梦并非只有经济一个维度，与其他所有梦想一样，中国梦是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多方位设想——它不仅是关于中国的梦，还是关于民族的梦，是中国破茧成蝶的梦。

马丁•雅克还进一步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民众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聚焦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感受，更加自信，受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开阔，更为注重环保。而这些内向型转变都将决定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新秩序的未来。

《大国雄心》直面“中国为什么？为什么是中国？中国未来怎么样？”的疑问。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这本书都不容错过。

第1章

西方的兴起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已经明显确立了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地位，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即是生动的说明。但是这种优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欧洲之所以形成对东亚国家的优势，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例如，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谈及清朝时表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呈现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又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然而，欧洲现代化的漫长过程却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人们认为鉴于欧洲自19世纪初期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其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于是产生了一种观点，当然并不流行，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的时间要更早（实际并非如此）。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指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生产的粮食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早期的市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制度的缺位。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的比例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的生意都有股份制的影子。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虽看似与中国旗鼓相当，但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纺织机，这些机器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多轴纺织机和飞梭为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但那已经是1780年左右的事了。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的人均寿命直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 Bairoch）通过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领先于西欧，亚洲的人均收入虽落后于西欧，但却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必须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进行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中欧两地的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这一观点，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就此而言，偶然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越发觉得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粮食、纺织品、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资源。这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严重。中国的心脏地带地处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且相对密集的人口。但是过度的开发使用，导致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之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解决类似于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在新兴工业区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储备虽然也十分可观，但主要蕴藏在偏远地区，尤其是西北部，与纺织工业集中地和运河所在的长江下游流域相去甚远。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主要是农奴）充足且价格低廉，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阔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体而言，据估计仅在1830年，英国若想自给自足，替代从新世界国家进口的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此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也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之处。”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对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并非意外。海外殖民扩张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经济上的激烈竞争，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了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当时军费开支的数额不容小觑。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皇家海军获得了胜利，耗资总额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该钢厂是英国工业革命中标志性的巨型投资项目之一。与殖民地的贸易还为公司结构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沃土。以荷兰为例，为了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荷兰创设了股份公司。可以说，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丰富，本应该是中国在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其子民的海外扩张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有趣的一点是，率先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恰恰是欧洲列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这引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就是欧洲与中国及各自的精英，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完全利用起来，就肯定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国家修建的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屯垦戍边政策，都展示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也具备长途运输大宗物品的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的中国优先考虑运输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食盐、铜。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至关重要，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关切之一。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国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而非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直在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和明显的奢靡行为，这些都被视为有损于儒家所倡导的“和”的理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恰恰相反，它大力支持农业市场经济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则对新兴的工业更为支持。同样，中国也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式出现的竞争则相当普遍。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发展，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跻身统治阶层之列。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至今仍是如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权力根基，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则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统治阶层和地主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因此，1800年的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亦是如此）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也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殖民化为18世纪末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这一点则纯属偶然。1800年的中国（实际上还有日本）与西欧经济地位相似，也都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造成两者后来境遇云泥之别的决定性因素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能够打破资源困境，当然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则没那么幸运，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无法自拔。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在随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都是农业社会，而到了1950年，中国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9世纪初，而不是16世纪，那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缘起同样在近代也有据可查，而不是在历史的迷雾中无迹可寻。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中国自1978年以来开展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变革。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社会的竞争性依然很强；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些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开启改革的大潮之后，它们则再次显现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一个更具有当代色彩的观点。那就是，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美洲共享着世界经济权力，其中中国和印度则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再次呈现出日益多极化的态势。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稍后的日本等少数国家手中，这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殖民化在其中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殖民化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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