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曾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过陈寅恪、梁启超等名师指点，蒋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许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遗著。一套书干干净净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蒋先生编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用年谱形式，把陈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动都保存下来，没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来缪托陈先生知己的学人名流有的是，却没有一个在陈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时候“独来南海吊残秋”的。这些流传在复旦校园里的故事，既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倒也不是说，做年谱就是有学问，大谈理论就不是真学问。章先生后来也是从史料考辨走出来，偏重学理史识，成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们从蒋先生到章先生再到章门弟子的传承中可以看到，编制编年事辑（年谱）成为他们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古代文学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随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从搜集的大量资料中编撰一份“外来思潮、流派和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1900—1927）”的大事年表，罗列西方诸思潮流派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编年记录；这份年表有六万多字，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关系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来我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使用的材料观点，基本上得益于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培养研究生治学研究，从作家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起步，收集资料，编撰年谱或者编年事辑，是最好的训练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都由此而生；为后来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绕不过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这种扎实的学术风气，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渐渐式微，一些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流行理论、外来术语、教条形式都开始泛滥，搞乱了青年学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坏了良好求实的学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严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大学，担纲校特聘教授与《东吴学术》执行主编。林先生从事文学编辑三十余年，对于学界时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编撰当代作家年谱，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作家的详细年谱，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信史。我赞成他的提倡，这个建议不仅有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夯实，也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学风培养开拓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这套丛书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够坚持若干年，不断开拓选题，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