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京通志（一）、乾隆盛京通志（二）。历史与方志，异流而同源。王守仁、章学诚有“五经皆史”、“八经皆史”之论，既可解释为六经是古代史料，也可解释为六经是古史的起源。《文中子》说，圣人述史有三：“《春秋》与《书》、《诗》也。”刘知几又分古史为六家。经书既是史学的起源，也是方志的起源。
　　六经之作，起于上古。周置五史，其中有典籍及记事之官。列国诸侯也各有记事之史。其所典守的地理书与地图和记注的志乘、梼杌舆春秋之类，都藏于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职方掌天下之图。所以司马光《河南志·序》、马光祖穴景定建康志》都以为郡书起源于《周官》所掌。近乎自然地理的《尚书·禹贡》和近乎人文地理的《山海经》已可证明方志的萌芽，由来已久了。后汉以来，有偏方载籍的“方记”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有左图右书的圆经如《巴郡圆经》，有地方杂记的《邺中记》、《荆楚岁时记》，有都邑簿的《三辅黄图》，有地理书志的《洛阳伽蓝记》，都兼具有史志的规模。隋唐以降，又有总志的编集。《诸州图经集》开其端，《区宇图志》、《元和郡县图志》踵其后。《太平

第一册　乾隆盛京通志（一）
第二册　乾隆盛京通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