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文(百部)卷1:陈泽群集》收录的是中国著名杂文家陈泽群的杂文作品,共计58篇,包括:《反侧辗心录》、《脑袋招领》、《堡垒最易从顶部腐塌》、《书生气和江湖气之间》等。
要不得的“家谱论”
墙里和墙外
倚墙为生的人
“师”和“帅”
门外奇谈
缺花的蔷薇
这株蔷薇未着花
以毒不能消毒
癌症与感情
伯牙断琴别议
关于闲言碎语的闲言碎语
精神食谱的安排
如闻二“老太”唠叨
人,该比熊猫聪明
秋扇赋
孙大壮的笔误
中庸之道与改革
不劳远送
哭和拜
向谁索赔
走着瞧和瞧着走
鲁迅事其父曾有“最大的错处”
“凭良心”之外
值得哀而鉴之的“马科斯现象”
“普法”该怎么个“普”法
许愿
反侧辗心录
咳喘效应
海外归客的去来
人类啊,得抬举抬举自己!
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启迪
先生!——先生?——先生!
凑合
幸而我们都平安无事
桃花源
褒贬的分寸
书生气和江湖气之间
嗟“盲流”
吹牛也是一种公害
可虑的“返盲”现象
攀垦赋
流言可畏
脑袋招领
冷爱
业余也不妨“附庸风雅”
皈依
立命何方
硬笔书法
太息三章
增光·争光·借光
性丑闻·性美谈
植物人·动物人
夜壶的高度
堡垒最易从顶部腐塌
做戏
减肥
批示
恐惧
1927年9月,鲁迅的一组《小杂感》中有这样的一则:“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道士何以独得中国人的厚待,又何以懂得此理就可以“懂得中国的大半”呢,鲁迅没有作出解释,却启人深思。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许能找到一把理解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钥匙,有助于明白当前改革中所碰到的干扰。
所谓道士,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特别注明“不是道教,是方士”。这是中国的土特产,不像佛教、回教、耶教那样是舶来品,他们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他们有的常驻寺观,有的云游无定所,有的则住在家中。既是从事神职活动的化外之民,而不承担任何徭役赋税;又是干预尘俗政务的热心者,却不失局外人的清高。既披道袍,亦著便装。既热衷于炼丹念咒企求羽化登仙,又善于率同妻小经营天伦之乐。
自称葫芦里装的都是长生不老药,而餐桌上却不惮摆着鱼肉荤腥。他们可以代表凡人去向神鬼许愿求情,又能代表神鬼向人们索债求偿。他们可以出入豪门乃至于宫廷去做说客,又可以到升斗小民的寒寮去做食客。他们奔忙于人鬼之间,沟通着仙俗两界;既谙鬼情,又通人情,因此道士们的脸上就洋溢着妖气、神气、俗气、方巾气。他们有很乖巧的处世术,有左右逢源的吃香身份,既迎合了中国的人情,又体现了中国的世故,这种职业特色就很能照映出旧中国某种油滑的处世术来。
中国封建的“训政时期”长达两千年,古国的遗民们茫然地陶醉于中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不太了解世间“火药除了做鞭炮,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一旦发现域外或舶来的新物事,出乎我们的眼界或意表之外,就未免觉得太古怪,太“妈妈的”,连欧洲人非洲人肤色的黑白鼻梁之高矮也觉得是谬种。阿Q就颇有“排斥异端的正气”,认为城里人把“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而不用葱段是“错的,可笑”!如果笑声和咒声淹不死它,“怒目而视”的办法吓不退它,就用对灶君土地的方式去奚落,用对火神财神的方式去逢迎,或者跟它攀亲,设法考证出它原来也是华胄旁支,其说颇合我国先圣先贤的教义。高干亭其人当然会对高尔基有满心的恶感,防之去之犹恐不及,但不能防亦不能去时,就改为迁就和利用,也不妨违心地改名“高尔础”去攀亲。和尚尼姑以及一切“吃洋教”的人,在中国的遭遇大概也经历过类似先受排斥奚落然后才被迁就和利用的过程,尔后才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这并不证明古国的国民有兼容并蓄的大度。只说明出于无奈的迁从。在人们的眼里就远不如国粹的道士的可敬可亲。
何况和尚尼姑之流行事也太执着、太极端,他们要苦修就苦修,要吃素就吃素,禁吃猪肉就另立回民餐馆,没有折衷转圜的余地,这就很伤了中庸之道者的心。看人家道士,多么识相又多么圆通,凡事都能商量解脱。这才合中国的国情。鲁迅曾提及这样一件事:日本人出于迷信,认为某年出生的女子注定有克夫之类的坏运道,这些女子为免害人自苦,纷纷投海或跳火山自尽,于是慨叹日本这个民族太死心眼,这类事情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有道士可以“做解”,我们的道士有向天神打交道,请求网开一面“下不为例”的通天本事。以中庸作处世之本的国民,多么需要又多么欢迎这种通融!中庸,泛见于我们民族的各阶层。“咸与维新”的当年,人们辫子的去留曾成过大问题,剪之则恐后悔莫及,拖着又恐招来祸祟,折衷之道,是用一根竹筷在头上盘成一团,似剪非剪,似留非留,得其所哉。赵秀才赵七爷如此,阿Q小D亦如此。这种处世方法不但有广泛性,而且有悠久性,清末的粤督叶名琛的“似战似和似守,不死不降不走”就是一种“中庸”战术。“没有义仆的愚笨,没有恶仆的简单”,行事“介乎无耻和有耻之间”的二丑又是一种“中庸”的行当。在封建统治下辗转反侧的中国人,不喜也不敢接受太极端太出格太浓烈的事物,从中庸哲学中“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醉,也如醒,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谈淡的血痕》)。在这种微甘的苦酒造成的混沌中,道士或类似道士的机灵人能以一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脸来”,就会通行无阻,大有市场的。
所以,解放前的上海洋场,有一种“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他们“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上班西其装,下班缎其袍,“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题未定草》)此外,明亡之初,有一种逸民,他们不像汉奸“那样顺清求荣,所以生活比汉奸艰苦;他们又不像烈士那样抗清成仁,所以境况比烈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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