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_苏湛，刘晓力著_9787030488947

本书为中国科学院战略与规划研究项目（GH11049）:现代科学技术制度化进程研究的研究成果。选取北宋咸平四年(1001)-宣和二年(1120)之间的120年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华人名大辞典》为主要资料来源，采用科学社会学的经典方法，对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北宋社会精英群体进行集体传记研究，以分析这120年中北宋主流精英阶层科技兴趣的变化情况，并结合其它资料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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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改写自我的同名博士论文。自2006年我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今年，刚好过去了十年时间；而如果从我开始为我的论文收集研究资料并着手编写基于《中国人名大辞典》的数据库开始算，则刚好是十二年。
　　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如果和我以前“讲”的不一样，那或者是过了这么多年我对史实的理解更客观、更清晰了，或者是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史实上增加了很多辉格解释。总之，那篇论文，同时也是这本书的最初构想，诞生在本书共同作者刘晓力教授讲授的科学社会学课上。当时我还是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并且刚刚从物理专业改学科技哲学。那门课程需要交一份作业，要求是题目任选，只要与课程有关就可以。我于是模仿课上讲过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做了一篇关于北宋名人职业兴趣分析的研究。当时我并不知道“集体传记”这种方法还有那么多说道，也不知道“古代科学”这个概念藏着这么大的陷阱——如果知道就不做了。至于数据来源，我选择的是《辞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版，纯粹是因为我家书架上有，而且它的分卷体例为我提供了天然的职业兴趣领域划分依据。
　　那篇文章的结论现在看来错得离谱。原因很简单，《辞海》能够提供的样本太少了，但当时我还自以为发现了某些“规律”，那就是这些人物基本上都聚集在宋仁宗庆历和宋神宗熙宁两个时代——虽然现在看来，这纯粹是出于编纂者对“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偏爱（应该考虑到，那套书编纂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启动之际），并且我当时采用的时间分组方式也过于疏漏。而正是这一谬误，让我错误地，但现在看来也是正确地，认为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我当时考虑，要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个数据来源——中国的“国民传记词典”，而这部词典，我当时是知道存在的，那就是《中国人名大辞典》。
　　当时对我的这份不那么常规的作业，以及附带的轻率结论和疯狂计划，晓力老师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还表示不错，可以考虑做一下。只是当时一来我手里没有《中国人名大辞典》——那还是我首次遇到我想看的书不在我父亲的藏书之列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这就成了“常态”了；二来我当时其实也没有真的打算做这件事，所以就暂时放下了。
　　然而，一年后我偶然得到了《中国人名大辞典》，这让我唯1的借口消失了。但下决心动手做仍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只要看到《中国人名大辞典》的厚度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容易了。但是最终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的鼓励下，我还是开始动手编写数据库，并把《中国人名大辞典》的词条一条一条地敲进去。与默顿相比，好地方就在于，我有电脑和Access数据库。如果说我没有把整本《中国人名大辞典》都照默顿方法做一遍的野心，那是骗人。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明白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的数据库中虽然预留了其他词条，但重点一开始就放在宋代，我脑子里一直想着庆历、熙宁的那两座尖峰。在后来的研究中我才意识到这一偶然且建立在谬误上的决定是多么幸运。不过，事实上当时我并没敢指望在有生之年真能做出点什么，权当是一项类似集邮的业余爱好。这件事也教会我，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的第1个动作必须是开始做。
　　情况在我确定继续攻读博士后起了变化。尽管从我的前途出发，晓力老师建议我尝试报考一些名声更为显赫的学校，但同时也暗示，如果我坚持报考她的博士，她将很愿意接受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当然这倒不算什么特别优待，如果愿意享受这种自由的话，她给她的每个博士生选题自由。而我意识到，博士论文可能是我在有生之年完成上述研究的唯1机会——在编写数据库的工作持续两年以后，我已很清楚这项工作需要什么数量级的工作量，而人生中又有几个三年可以让你除了吃饭睡觉什么都不用管只去做这一件事呢？

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丛书：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既然古代社会并不存在“科学”这个概念，同样也不存在今天这样的支持科学研究的社会体系，那么今天我们称为科学的知识在古代社会中是以何面貌出现的呢？这对于理解这些知识在当时的积累和传播模式，以及理解影响它们传播效率的因素，当然也包括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知识社会的特征和运行逻辑，至关重要。
　　第一节中国古代知识系统的结构
　　任何知识的流通都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创造（收集）、传播（传承）和使用。知识的创造包括现象、规律的发现，理论的构造，以及经验事实的记录收集等。知识的传播又可以分为在空间中横向传播和在时间中纵向传播，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传承。在古代，无论知识的横向传播还是纵向传承，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以书籍为载体，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自己的理论、观点或见闻；二是通过教育，或者是借助体制化的教育系统，或者是以非体制化的私人授徒的形式。知识的创造和传播都主要和知识中知的维度发生作用，这二者间的结合也比较紧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中学术系统的主体。这一系统包括知识的分类（分科）体系、按照这一分类体系被积累和保管起来的古往今来的知识（通常是以书籍的形式）、学习旧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方法、相关的术语体系、保存和维护这些知识及相关范式的制度体系（包括学术机构、图书馆制度等）、上述知识和范式的传承体系（教育系统）等。
　　知识的使用也可以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知识创造知识，即以旧知识为基础创造出新知识，由此就回到了知识的创造环节，其所作用于的同样是知识中知的维度，通常在学术系统内部就可以完成。另一种则是利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知识去为人们答疑解惑、提供建议咨询，一如宫廷中的占星家们做的工作；另一类则是与技术结合，以知识为指导发展某种工具或操作手段，用这些工具和手段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后两类情况所涉及的都是知识中行的维度，尤其是后者。由于在古代，知识与技术的互动加速机制建立起来以前①，技术界与知识界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偶然的、非制度性的，因此尽管不乏技术发展从来自学术界的信息帮助中获益的案例，且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也经常能及时地被学术系统记录下来，纳入后者保存的知识仓储中，但总体而言，执行知识的行这个维度的社会系统是独立于学术系统的。它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运行逻辑，甚至有自己的知识保存和传承机制。具体而言，这个系统由官方为解决具体问题、满足具体需求而设立的各种部门以及民间的相关行业组成，它的成员——技术和知识的掌握者们——通过出卖自己的手艺谋生，并通过师徒手口相传的形式完成知识在系统内的传承。这个系统（暂且称之为技术系统）经常因成员的个人关系与学术系统产生交集（比如通过两个系统各自成员的偶然交往，或者某些成员同时介入两个系统），从而得以交换一些信息和资源。但总体而言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几乎可以近似地看作两个孤立的系统来分别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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