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文集.第八卷（精装）_黄枬森著_9787511731869

本卷收录作者一生的重要哲学评论文章69篇，对了解中国建国以来哲学思想重大发展历程和重大思想争论、作者思想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对如何做学问、科学做学问且成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黄枬森文集》共四个部分，11卷书。所收文献按照编年和分类相结合的方式编排：（1）第一部分为论著（1-2卷），主要收录作者自1983年以来撰写的著作和主编的著作中亲自撰写的部分，共20多部；（2）第二部分是论文（3-6卷），其中，哲学论文主要收录作者自1957年以来有关哲学方面的论文90多篇近100万字（3-4卷），人学论文（第5卷）主要收录作者自1983年以来有关人学方面的文章50多篇近50万字，社会文化理论方面的论文主要收录作者自1984年以来有关社会和文化理论方面的论文40多篇50多万字（第6卷）；（3）第三部分为评论，即哲学评论（第7卷），书刊评论（第8卷），人物纪念和评论、诗词、思想自述（第9卷）卷近200篇100多万字。（4）第四部分为讲稿和索引，即第十、十一卷，主要收录作者自1954年以来在校内外讲课和办讲座的手稿，约60多万字，全部未曾发表。在第十一卷同时附有“专题检索”和“文章标题首字拼音检索”，以便读者阅读使用。

《黄枬森文集》2011年底出版第1、二、五卷，2012年底出版第三、四、六卷，2016年底出版第七、八、九卷，第十、十一卷由于整理工作十分复杂，将稍后于2017年出版。

60年来我所亲历的几次哲学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我终身从事的专业。因为当时我虽然是研究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但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安排我参加“大课”委员会的教学工作，我就转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工作了。“大课”实为全校性的“政治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60年来我十分关注关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理论热潮，我的专业工作和我的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理论热潮。但理论界对于如何评价这些理论热潮，颇有分歧。值此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建国60周年的伟大成就之际，谈谈60年来我所亲身参加过的几次哲学理论热潮及其对我国哲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我今天的看法，这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些理论热潮，对于我国哲学的发展，我想是有意义的。我想谈的是以下几次。

一、胡适哲学思想批判

建国后第一次理论热潮是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尽管这次理论热潮有种种缺点，如混淆艺术与历史、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但对宣传唯物史观，提倡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社会、历史、文艺问题，确实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那些长期习惯于以唯心史观或人道主义来分析社会、历史、文艺问题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理论热潮开始或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这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提高我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无论如何是有益的。但我那时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亲身参加进去，感受不深，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对胡适哲学思想的批判。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影响主要在文艺界和史学界，胡适思想批判的影响则是很广泛的，涉及知识界、理论界、教育界的一切领域，可以说是一场思想大地震。

这次理论热潮开始于1954年9月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大盛于1955年上半年。这时我不但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而且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主编金岳霖教授的主要助手，当时专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文章。我当时最关注的是胡适的哲学思想，包括其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等等思想，这些哲学部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都有相对应的部分。我除了参加一些会议外，还写作和发表过一些文章，其中包括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和我集体写作的两篇文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此文后来以《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为题于1955年5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些文章对胡适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这次理论热潮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事情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仍不断引起人们的反思，今天再度回顾，我想就以下几点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胡适思想批判活动的性质。这次理论热潮按其内容讲，是一次思想理论学术活动，这种活动的指导方针应该是独立思考，自由讨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双百方针”，但事实上却是采取了政治运动的形式，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当时一般人也都把它看成一次政治运动。事情是两个年轻人开始的，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一次热潮，却是由于毛泽东的号召。他在写给政治局委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号召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后来党中央在1955年初先后两次向全党发布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指示。同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多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其中包括8次批判其哲学思想的会。北京和一些省市还成立了推动、领导这一活动的组织“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作为一个入党不久的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党员，我必须把批判胡适思想看成一个政治任务，我不能不参加，不能不按照一定的观点来批判胡适的思想。按今天的观点，这种作法显然是把一种理论热潮的性质歪曲了。

（二）关于胡适哲学思想批判活动的内容。胡适思想涉及很多领域，几乎包括了当时所说的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要批判胡适在所有这些领域的观点就必须拿出关于这些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此，从一方面讲，这次理论热潮是对胡适思想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分析，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全面的系统的宣传、学习和阐发。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两种观点的对立，每一参加者都对之有所否定和有所肯定。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评定其内容的理论是非呢？由于我当时关注的是胡适的哲学思想，下面我仅谈哲学问题。

在批判胡适哲学思想中所涉及的领域也是很全面的，本体论（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均有所涉及，近60年来这些领域也是我国哲学工作者们一直在研究的。按照现在的认识水平来反思当时的批判，我认为从基本观点上看，批判者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尽管在某些具体的或局部的问题上也有片面性或极端化的缺点。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胡适关于实在的著名观点是当时受到广泛批判的观点之一。胡适认为“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指的是现实世界，这是胡适对实用主义基本观点的通俗解释。实用主义属于实证主义流派，强调只有可实证的才是存在的，而可实证的则是经验。它不正面回答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制造，反正它既然是经验，就离不开主体对它任意的加工制造，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它的客观实在性。这种观点是反唯物主义的，当时被断定为错误，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在实践中我们知道现实世界并不是听话的女孩子，各种科学也告诉我们现实世界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当然，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对它有所改变，但它的存在仍然是客观的，而且人必须根据它的客观规律才能成功地改变它。

当时胡适否定反映论的观点也受到广泛的批判。他说：“（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科学规律可以说是人造的，即制订的，但它是凭空制订的呢还是根据客观规律制订的？胡适的第二点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不是根据客观规律制订的。这是同唯物主义反映论直接对立的。今天看来，胡适的观点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的。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假定是起一定作用的，科学家们常常通过假定来探寻客观规律。但一个假定的命题一定要得到实践的确定无误的检验才能成为一个科学规律，否则它只能是假定。

胡适之所以把科学规律（科学知识）等同于假定，与他对实践的看法有关。胡适的实践观也是当时受到广泛批判的观点。对胡适的实践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实用主义强调实践，重视实际效果，但他们不是把人类的实践理解成改造世界，而是理解为适应环境，胡适干脆称为“应付环境”。他多次把人的实践活动看成蛆虫、苍蝇一样的活动。其次，这就把人类的活动和动物的活动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二者的本质差别：动物的活动是自发的、本能的，人类的活动是自觉的、有规律的认识指导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胡适的实践观及对它的批判呢？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强调实践，但把实践科学地理解为改造世界，特别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人们对实践的本质和重要意义更加明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观点得到广泛的宣传与阐发。显然，当时对胡适实践观的批判是正确的。胡适的真理观也是当时的批判对象之一。真理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没有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不说自己的观点是真理，胡适也不例外，问题在真理是什么。胡适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说“真理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即是否得到主体满意的效果。他的公式是：“有用就是真理。”由于他以实践的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误认为实践标准。批判者当时指出真理是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一致的认识，真理当然是有用的，但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不在于它有用与否。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中也有人把实践检验理解为实践效果的检验，这种观点很难与实用主义划清界限，引起了一些辩论。实践检验过程中，效果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绝不单纯是看效果如何，而是用整个实践检验有关结论是否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一致。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批判是正确的。

胡适的方法论是从实用主义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也受到广泛的批判。在胡适看来，实践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的方法当然是实用主义的。由于他把实践庸俗化，否认客观真理对实践的指导，遂把“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看作根本的思维方法，即把动物的适应环境的方法与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等同起来。胡适以一个人在森林中解决迷路问题为例来说明这种方法，在他看来这同苍蝇在玻璃窗上找出路是一样的。后来，他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在看来，把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方法混同于自发地适应环境的方法当然是错误的，当时对它的批判是正确的。

（三）对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的反思。今天反思就是参照批判后的理论工作的经验加以评价，我感到有三点可谈。

第一，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来进行理论讨论是不合适的，但在当时难以避免的。理论讨论是一个分清是非，探索真理的过程，这一目标只能由独立思考，自由讨论才能达到。而政治运动则是在某种观点指导下攻击政敌，当然谈不上独立思考，自由讨论。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理论讨论，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驳与否定，说不上讨论，理论问题也难以深入和创新。这种形式后来发展成“文革”中的“大批判”，一种错误的理论在“大批判”中可以凭借权势而对正确的观点展开讨伐。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与政治比较明确区别开来，这种形式就被否定了。不过在我看来，在建国之初，对胡适这种人物的思想（不仅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政治上完全倒向国民党政权，成为文化人中少有的“战犯”）采取政治运动形式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但显然是不可取的。

第二，胡适哲学思想批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应该肯定。建国不久，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量高校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都是很不熟悉的。甚至连我这样在建国前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对许多哲学基本问题仍然不甚了了。参加胡适哲学思想批判，我不仅仅从反面系统地涉猎了哲学中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而且从正面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这对我确实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系统学习。

第三，有些理论观点在这次理论活动中提出来了，不但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今天应该加以弥补。我想举一例谈谈我的看法。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历史唯心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种观点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思维能力，有思想，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思想指导的人的活动的历史，通俗讲，就是“人为万物之灵”。这就是说，人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社会的历史是人的思想决定的，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言。这几乎是中西哲学家的共同观点。自马克思提出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决定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以后，世界上才有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唯物史观在世界范围内并未取代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西方哲学家们多数仍然坚持唯心史观。不过，后来流行过的美国的适用主义则强调实践而轻视认识。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实践而走向唯物史观，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认识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从而看不见实践、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实用主义的实践是人的自发的应付环境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自觉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实用主义重视实践而轻视认识，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但不轻视认识。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中提出来了，但没有充分讨论，当然更谈不上解决。后来也没有充分讨论过。

科学告诉我们动物的适应环境的活动是自发的，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自觉的，但这是就人的实践的整体来说的，人的实践中存在自发的成分，所以实践可以区分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类实践，一个实践过程也往往可以区分为自发阶段和自觉阶段。但人的实践，即使处于自发阶段，也是有一定认识指导的，有意识的，不是完全盲目的。例如毁林垦荒，就其不懂它将破坏生态的恶果而言，是自发的，但它确实可以增加粮食的产量，就此而言，它又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可以说，人类的全部实践同动物的适应环境的活动比较起来都是自觉的，但自觉性有高有低，这取决于指导实践的认识水平的高低。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实践，又十分重视指导实践的认识，力求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使自己的实践与认识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观点，认为实践是基础，认识是实践的产物，又是人的实践不能缺少的因素，即人的实践成为自觉活动的指导因素。关于实践与认识在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后来曾以“桌子的哲学”为例展开过争论。有关的论者认为先有桌子的概念而后有制造桌子的实践，最后才有桌子，可见认识先于实践。然而桌子的概念又何自来呢？讨论没有深入下去。在我看来，桌子的概念也不是天生的，仍然来自实践，来自一种自发的实践，即把某种与桌子相似的自然物略加改变作为桌子来使用的实践，这种实践启发了人的认识能力，逐渐形成桌子的原始概念。后来原始概念在实践中逐渐改进，形成成熟的概念，以后才出现今天的各式各样精巧的桌子。可见，桌子的概念归根到底是在实践中出现和进化的，仍然是实践在先，桌子的概念在后，这个实践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应该指出，这个过程的自发与自觉是就桌子的概念说的，除此之外，在这个过程中的实践还有很多其他认识的指导，这些认识是过去的实践所产生的。因此，对实践和认识都有一个主题问题，即关于什么主题的认识与实践，不管主题，只笼统地谈实践与认识，那只能引起思想混乱。

总而言之，实践与认识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地统一起来，强调任何一方而轻视，甚至否定另外一方，都会导致把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片面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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