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等涌入中国，在传教、经商、访问和游历的同时，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游记、见闻杂录和研究著述。这些著述的出版和发行有着多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在形象学方面，这些著述向西方传递了有关中国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对西方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是我们了解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材料；其次，作为史料，这些著述不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学科（如明清史、宗教史、民俗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和地方史等） 提供了珍贵资料； 再次，作为民俗资料，西人留下的这些视角迥异于国人的民俗文化材料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处，足以丰富和补充中文记载之阙，是我们全面、完整地了解和研究明清以来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语言、家庭、信仰、风俗和价值观的重要史料；最后，对比较文化研究而言，这些来华人士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带有明显的比较视野，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身，认识自身的文化，对丰富和完善中华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1820—1893），又名柯播义，旧译戈柏。1820 年出生于英国，1839 年就读于剑桥彼得豪斯学院。1848 年，他受英国圣公会布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传教。同年，哥伯播义与禄赐悦理（ Rev. W.A. Russell）一同抵达上海，并于5 月13 日到鄞城（今宁波鄞州）传教，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浙江教区纪念日。到达鄞城后，两人通过已在宁波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的帮助，暂住于北门之佑圣观内。1853 年，哥伯播义等人在县学街东端建立“仁恩堂”，开始立堂传教。1851 年，哥伯播义返回英国述职，两年后携夫人重返鄞城，继续传教，直到1857 年与家人一起离华返英，后在什罗普郡布鲁斯利（Brosely）担任教区长。1893 年，哥伯播义在英国逝世，终年88 岁。哥伯播义在中国前后共居住了八年，其间，留下了很多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著述，如《要理推原》（Important Principles traced to theirSource），清咸丰三年（1853）宁波刊本；《古今授受大道》（The Great Doctrine transmitted from age to age），清咸丰三年（1853）宁波刊本；《真理摘要》（ Important Selections of Truth），清咸丰三年（1853）宁波刊本；《 指迷编》（Directions for the Misguided），清咸丰七年（1857）上海刊本，等等。 1851 年，哥伯播义还和丁韪良、禄赐悦理等人成立了一个协会，旨在制定一套用罗马字母拼写宁波话的方案。他们用这种表音方式编写了地理、地图、算术和宣传基督教的各种通俗小册子，例如《旅人入胜》（Pilgrim’s Progress），清咸丰五年（1855）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日积月累》（Line upon Line），清咸丰六年（1856）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
不过，由于他在这八年中，足迹遍布浙江各地，因此，在传教之余，哥伯播义还写下了一本讲述中国风土民情的随笔集，即本书——《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此书原名Pictures of the Chinese，8 开本，1860年出版于伦敦。书中除有大量木刻图版外，还有35 幅石印图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述了当时浙江地区的民俗风情。其中有关浙江风土民情的木版画是当时一位中国当地艺术家创作的，版画内容涉及当地的婚丧嫁娶、节俗庙会、饮食服饰、工匠艺人、巫医术士、卜卦算命等。哥伯播义以这些版画为线索，逐一介绍了画面所描述的民众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感。他的文字细腻风趣，形象生动地记录了19世纪浙江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可读性极强。
《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的意义首先在于以图文并茂的直观方式向西方传递出了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信息。由于有中国本土画家的图画做参照，著作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这些图画的存在，使得此书的资料价值要高于其他西人关于中国人及其传统文化的纯文字性的记录和描述。
另一方面，此书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尽管以图解文的传统在中国历史悠久，但是“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早就消失在历史深处。19 世纪中期及之前，我们对古代传统文化，尤其是以物质和风俗方式传承的那部分文化传统的了解，往往局限于文字材料，图像材料并不多见。由于文字记录无法完整呈现古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来自西人的这种图文并存著述便显得尤为珍贵。例如，在《街头歌女》一篇中，哥伯播义描述了江浙地区女性，尤其是卖唱女子们的服饰。街边卖唱的女人都留着长指甲，因为时人将留长指甲看作是女性的一种优雅。此外，当地女人喜欢穿带刺绣的大口袖子的宽松上衣，繁复的裙子和绣有蕾丝花边的裤子。这些相关记录和图画资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以迥异于国人的视角对中国人的某些生活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描述。一些对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事情，由于格外吸引西人的注意，而被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材料不仅弥补了国人观察和记录过程中的不足，对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本土文化也颇具启发意义。例如，在《卖灯笼的人》一文中，哥伯播义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灯笼，以及传统节日（如元宵节）中的点灯习俗。灯笼是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器物，但是，以往的文献资料中却较少详细梳理灯笼的形状、材质、色彩，装饰、大小、使用场合及环境的资料。实际上，中国传统灯笼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和符号，用来标记环境、场合、等级和身份等。哥伯播义认为，在中国，无论是普通民居，还是官衙商铺和祠堂寺庙，人们都要悬挂灯笼。依据职业、地位、场合，灯笼的大小、材质、色彩、形状各不相同。例如，在婚宴上，人们要悬挂红木雕刻的六角或八角形灯笼。灯笼的每个角都装饰着丝绸状的流苏，表面用透明纸覆盖，上面绘有高雅精致的自然风光或历史人物。他还提到一种罕见的牛角灯笼，是用薄而透明的牛角制成的。牛角鲤鱼灯的鱼鳞由许多牛角片染红后做成，鱼头由彩色玻璃或宝石装饰而成，价格昂贵，即使富贵人家也很少拥有。这些有关灯笼和灯笼习俗的介绍，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灯笼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再如，他对于一些江湖术士、庸医巫医的骗术进行了描述和介绍。例如《江湖女牙医》一篇介绍了当地巫医治疗“牙病”的过程。这些江湖女游医号称可以从牙疼患者的牙齿中捉出给人带来痛苦的牙虫，从而治愈牙痛。哥伯播义描述了请游医捉牙虫的详细过程，是我们了解当时巫医治病的过程和巫医医治失败后所用托辞及禳解之术的重要材料。
在《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中，哥伯播义对于中国文化的描写带有明显的比较视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可以在文化的差异性中进行思考，反思自我，并在文化交流的互动中完善自我。文化交流和比较层面上的思考和改变是文化发展和延续的重要推动力。在《收字纸的人》一篇中，哥伯播义记录了宁波当地敬惜字纸的习俗。他非常赞赏中国人的这种习俗，并纠正了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敬惜字纸习俗的误解。他认为，“在我们随意地把废纸用于各种用途时，中国人非常勤勉地防止人们滥用废纸，这一现象无疑最好地展现出了这个民族的独特性。这并非如我们有时所争论的那样：中国人把废旧纸张奉为崇拜对象，而是他们高度崇敬上天赐予的书面语言，以至于无法忍受任何一个字受到亵渎。”反观西方文化，哥伯播义认为，西方文明所谓的“优越感”在这方面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把书籍或其中的一部分践踏在脚下，或用带字的纸张包起脏兮兮的包裹，甚至用它擦去桌上的墨水或灰尘，那么我们就不值得拥有称得上是语言或文学的东西。” 哥伯播义非常推崇中国的饮食，在《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中，他记录了中国饮食中的豆浆、肉包、粽子、香肠、肉丸、米饭、豆饼，等等。他认为，无论别人如何抨击中国人的生活，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即没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生产出如此多样、便宜而又美味的食物，更没有几个国家的人民能和中国人媲美厨艺。在哥伯播义看来，虽然中国富人家的餐桌上没有牛羊肉，但是在菜式种类上，英国任何贵族家的餐桌都很难超越他们。哥伯播义还描述了中国的园艺，并将其与西方的园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西方人更喜欢经营自己的花园，而当地的中国人则更喜欢用花盆养殖各种花卉，如毛茛、三色堇、天竺葵、仙人掌、风信子等，以装点自己的居所。
哥伯播义也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表现出了较大的质疑。例如，他对中国传统中医完全不解，他感叹说中国的行医者居然可以不懂解剖，不了解人体结构，不知道人体各种内脏器官的精确位置。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中医观。再如，在中国的婚姻制度方面，哥伯播义非常不能理解媒人这种职业。他在书中介绍说，媒人会定期到自己的管区寻访，然后试图让她所寻访的家庭结成亲家。很多时候，即使是熟识的双方家庭也需要媒人的协助才确立婚约。他对中国社会的这一现象颇为感叹，认为这与英国社会非常不同。他不明白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能够优雅地屈服于这种制度，并且把履行婚约当成必须完成的孝道。认为中国青年应该反抗这种制度。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果只建立在我们自己书写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的基础上的话，这种认知只能说是部分认知，或者说有缺陷的认知，我们因此可能永远也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也就谈不上扬长避短，博采各家之长，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他者的视角，也许有误差，也许很片面，也许根本就是一种误读，但是，类似《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这些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著述却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增强自我意识，实现自我定位，进而积极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
王 娟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2016年8月
牙痛是一种常见的困扰。为了治愈牙痛，各国都有其独特的“秘方”。中国人了解牙痛，也有自己的秘方，而且他们治疗方法的独特与高效是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在中国，推进这项特效疗法的江湖郎中全都是女人。我说起这些女人和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因为我在浙江省内见到并了解到她们的情况。至于在中国的其他省份是否有这样的人，我无从知晓。据我所知，她们的治疗方法尚未公诸于世。因此，这篇文章传播到海外后，如果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到泰晤士河上出现满满一船被人们邀请来的江湖郎中，也大可不必感到惊讶。
在这些女江湖郎中看来，牙痛往往是由某种蠕虫或蛆虫引起的，它们在牙根下面的牙床内筑巢。如果能将这些小入侵者驱赶或引诱出去，那让人倍受折磨的疼痛便会立刻停止。但如何驱赶或引诱出这些蛆虫乃是她们的行业机密，相关知识被非常严格地约束在行业内部。
我们在中国才住了几年就听说了这些女人以及她们的精彩表现。因此，当我和朋友一起例行散步时，话题常常会转到她们身上。我的朋友坚持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骗术。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牙医检查过成千上万副口腔，更不用说牙齿的数量了，牙龈或牙齿里的蛆虫怎么可能逃过他们的眼睛。“我坚信，”他继续说，“这是个骗局。就算我亲眼看到蛆虫从牙龈中爬出来，我也绝不相信她们。”我说：“好吧，好吧。我可不是像你这样的怀疑论者。如果我亲眼看到确实有蛆虫，而且知道其中没有串通，我会相信的。而且，有的伟大发现（此时我的朋友笑了）也是在隐藏了好多年以后才突然为世人所知的。再说，这将近两千个女人是怎么在宁波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的？难道人们会蠢到牙不痛也去找她们医治？而且傻到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花在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事情上？”我们就这样争论不休，但是我们说的话都轻如蛛丝，毫无分量，谁都不肯向对方妥协。不久之后，我们听说有些住在此地的外国人请了这些女人来医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女士曾经找过我们女王陛下的随船外科医生，但毫无帮助。她在痛苦之中甘愿尝试任何治疗，并幸运地听说了这些女人的大名，便邀请了其中一位来家里帮她医治。短短几分钟，好几条蛆虫就被安稳地放到一个酒杯里。更神奇的是，困扰她的牙痛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但我的朋友还是不相信她们。又有一次，有些人出于好奇，假装牙疼去找她们医治，这些女人从中赚了一大笔钱。我听说她们从一位性情温和的远洋商船船长嘴里捉出至少二十条蛆虫。这位船长因为常年吃硬饼干，牙齿像十岁孩子的牙齿般坚实。然而，这些女江湖郎中在得知这位绅士一辈子都没得过牙痛后，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安。她们反驳说：“人的牙齿不管有没有蛀掉，都会有蛆虫，所以最好把它们立刻清除，以免后顾之忧。”为了不让她们在治疗过程中有机会串通，人们一次只让一位医生进来，而且女主人事前会仔细地搜她们的身。当她被叫去施展技艺时，她的衣袖要挽到手肘的部位，她的双手也总会在手术之前被认真清洗。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我的朋友还是不肯相信。
有个医生在当地收集了若干上好的蛆虫样本，将它们小心地保存在酒精里，打算不久以后将其送到美国检验。我听说，有位英国领事强烈坚持此事绝无欺诈，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被骗，因为他是亲眼所见。然而我的朋友仍然固执己见，不肯相信。有一天，我们正坐在各自的房间里（两个房间是门对门），分别和博学之士——或者说“先生”——苦思当地文学错综复杂的象征符号，突然，我们听到了那些女人著名的吆喝声——“捉牙虫，捉牙虫”。我立刻叫来仆人：“请她进来。”我们开心地将手中的书丢到一边，满怀欣喜地期待做一个实验，因为我们还从未亲眼看到过这些神奇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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