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家之言-译诗漫笔_飞白著_9787513582100

《译诗漫笔》由飞白先生精选其专论翻译的文章三十四篇，并附两篇访谈，是作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代表作和集大成之作。飞白长期致力于世界诗歌名著的研究译介，被卞之琳先生盛赞代表了“中国译诗艺术的成年”，有《诗海——世界诗歌史纲》《诗海游踪：中西诗比较讲稿》《法国名家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勃朗宁诗选》《哈代诗选》等数十部著译，翻译语种涉及拉丁文和英法西俄荷等十余种。

如今诗在书市上比较受冷落。全球化时代翻译已成热门，诗翻译却属冷门。一千个从事翻译的人中，也不见得有几个会尝试译诗。就算译诗是一种微妙的艺术吧，谈如此“小众”的艺术有没有意义？大家感不感兴趣呢？

从实用角度看，诗翻译确是既无用又不赚钱。虽在翻译史上文学经典翻译曾长期居于主角地位，但当代世界上信息译和功效译爆炸式增长，艺术型翻译被挤到边缘，无法N海量的实用翻译相提并论了。但从翻译的生态学和“调色板”角度看，诗翻译在翻译世界里仍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我的接触中，也可知爱诗的青年仍然为数众多。因此我很高兴应邀参加“译家之言”，来谈译诗艺术。

大家也许觉得译诗艺术有点莫测高深，我将试着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大家也许觉得译诗艺术过于特殊，我将试着说明它N各型翻译的普遍联系。诗是每种语言开出的绚烂花朵，代表每种语言最精华的部分。所以在中国，不写诗的人也学唐诗宋词；就外语而论也是一样，学外语可以从实用部分开始，但想要提高就不能不学它的诗和文学了。同理，学翻译者也不能局限于实用翻译，懂一点诗翻译对提高翻译质量是很有帮助的，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我这“译诗漫笔”系列，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写了，当时曾引起译界的关注和热议，前辈诗人卞之琳还曾给以热情鼓励，并誉之为“中国译诗艺术的成年”。但我因工作繁忙，写了几篇就暂时搁置了，而且一搁就三十年，直到在浙江大学、云南大学都下课专做科研后，才有机会续成全书。这倒也好，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我虽已积累了各种翻译工作经验，也翻译出版了十多本世界名诗，但在翻译理论方面尚准备不足；虽然我早就有自己的翻译主张，但也尚未作出明确的概括，有时还从众用“传神”之类的笼统说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把翻译主张归纳为“风格译”，九十年代起又给研究生教了十五年翻译学，因此现在再继续谈译诗艺术就比当年角度开阔，说得也应该更全面清晰和更有趣味了。

今天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这使我忆起：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周年之际，我于1955年秋开始翻译一部反法西斯战争名著—曾经传遍苏联红军前线战壕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这之前我读外国诗已有多年，但没译过，直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这部“在场”的诗打动了我，而我试译的段落也打动了战士朋友，于是贸然决定翻译整部长诗，这是我译诗歌名著的开端。屈指算来，我的译诗已走过六十年路程，书（包括著译和主编，主编《世界诗库》等书比著译还费力）也出版到第四十五本了。N其中“文革”十年外，我的全部业余生活一直N译诗为伴，而译诗航迹遍及世界，我因而得到了一个“诗海水手”的昵称。

那么，继我的前一本讲稿《诗海游踪》之后，听老水手再来讲述《译诗漫笔》吧。

飞白

2015年9月3日

译诗满六十周年之际于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三型翻译中，信息型语义译着眼于指称性语义信息而过滤掉一切联想信息，必要时还要用元语言功能作定义加以限定，目的是把它提纯成为“单息”。翻译时按线性解码，只限于语法转换所要求的和考虑语境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机动，近似直译或最佳水平的电脑翻译。近二十年来电脑翻译已有长足的进步，再升级几代就有望代替人工做绝大部分信息译工作了。审美型艺术译或我所主张的“风格译”则是“复息”翻译，它要力求保留原文携带的（至少一部分）联想意义、风格意义、文化意义、互文意义、隐喻意义、音韵意义和情感意义，绝不能随便抛弃或过滤掉。从审美观点看，艺术性文本蕴含的显然是复息而不是单息，由于是多维的立体信息，其信息量比提纯了的指称性信息要丰富许多倍，因而是不可能通过狭窄的翻译“信道”全面传递的。译者要忠于原作的复息，但又不得不作艰难的权衡取舍，优选出最重要的风格信息，并在对原作艺术信息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在译文重塑中设法体现原作者的风格特色和作品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艺术型风格译难度大于信息型语义译的缘故。又因为在各方面都可能有所取舍有所变通，体现比信息型线性翻译更大的机动性，所以艺术型风格译看起来近似“再创作”而与简单化的直译不同。本书“漫笔”所谈的主要是这方面的体验和探讨。功效型（作用型）交际译如前所述，以超语言的实用效益为目的，不受语言文本信息严格约束，故在各种翻译中机动性最大，属于自由译。功效型翻译不仅允许，甚至往往还必须超出通常标准的翻译范围，不仅允许不忠实，甚至往往还必须不忠实于原文。例如法国超市Carrefour原意“十字路口”，译成“家乐福”与原意无关，是为投合中国文化心理而采取的归化译法；饮料品牌“Pepsi-Cola”（百事可乐）中的“Pepsi”原意“消化”（源自希腊语的pepsis），而植物名“cola” 的标准音译应作“可拉”。但根据商业营销目的（超文本目的）却不能这样译，若忠实翻译成“消化可拉”，大概没有一个人敢喝，疑心喝了这样的饮料拉肚子。而用功效译法译的“百事可乐”却非常亲民，达到了效益最大化。这还远不是太大的机动，如果说“百事可乐”的翻译是“移位”的话，那么像影片名“Gone with the Wind”译作“乱世佳人”等翻译，其实就不是翻译而是另外起名了。还有文字游戏类的娱乐性文本，因机巧建立在字形字音或词义双关基础上，一旦脱离源语文字就无法成立，故用常规方式不可译，若要翻译也只能采用功效译法，在译入语中另起炉灶重写仿制，以求保持有效的逗乐功能。所以，要论翻译自由度，功效型翻译首屈一指。与多数人的直觉相反，虽然艺术型风格译看起来机动性和变异性大于信息型翻译，实际上却比信息型更受限制，更不自由。因为信息型翻译只受词义的单维约束，而对表达方式则要求不严，只要正确传递指称信息而不歪曲就完成任务；艺术型翻译却要受原作复息的多维制约，为了在译文中重塑逼真的艺术形象，达到多维艺术效果，不得不千方百计，费尽苦心，故实际上是三类型中最不自由的翻译。功效型翻译虽然往往也含多维信息，却不要求与源文本对等。在功效译中，原作至高无上的王位已被推翻，“源文本”仅仅被看作译者的“信息来源”或“原料”，翻译产品不论在词义上、形式上、风格上均不受源文本约束和校验，而且强烈倾向于适应译入语文化。凡功效翻译都只求有效，不求等效。做好功效型翻译当然也难，但难度不在追求翻译对等上，而在如何制作能达到最大效益的文本的技巧和艺术上。一位翻译家朋友赠我两本著作，一本《论信达雅》是讨论翻译标准的，另一本《对外传播学概要》是讨论外宣翻译问题的。我读后觉得十分有趣的是，前者所主张的翻译标准条条都不适用于后一本书，后者所述则处处打破前者的规范。因为后者谈的对外宣传属功效型翻译，不受所提翻译标准约束。作者自己却丝毫不感到两书之间有矛盾，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本来是不相干的事。还有在诗翻译中坚持直译词义信息的译家们，用他们的标准尺度衡量和批评我的译诗，因我所用的风格译方法无法纳入他们的框架，便认为飞白译诗中“逐字逐句直译的也不少”，但更多是“大胆的意译，有的地方简直像是改写”，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是因他们的度量衡与我的不对号，所以无法作出正确描述。这都说明翻译类型不同导致标准之不可通用，也说明划分翻译类型确有必要。这里讨论的“标准”不是主观设置的规定，而是社会实践形成的常规。根据各种翻译功能，不同的翻译方法和不同的常规评价标准是自然生成的。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一现实。对我提这样的观点，有人诘难道：“假如划分三型翻译，弄出三种翻译标准，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我对此的回答是：“信达雅”是经典翻译引领的时代的产物，如今到了信息时代，翻译世界多元化了，单一标准已不适应翻译多功能的实际。乱象由此而生，为消除乱象就得承认不同翻译类型有不同的规范。比如说比赛篮球、足球、排球三大球吧，假如不区分三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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