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理清我国政府财税政策工具和慈善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间的关系，总结和深入探析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及其优缺点，寻找影响社会捐赠的“中国因子”，以及量化我国财税制度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最后，在此研究基础上，借鉴部分欧美和亚洲国家慈善组织发展经验，针对性地提出从组织内外两方面，制定激励和规范相融合的慈善组织财税制度。

　　作者2005年留校任教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至今，主要从事社会保障和非营利组织教学和研究工作。2009年赴东北财经大学攻读财政学博士研究生，于2012年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博士学习阶段对非营利组织产生深厚兴趣，并以“支持慈善组织发展的财政制度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回校任教之后，课题和论文研究始终围绕非营利组织展开，先后承担相关教育部和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

　　《支持慈善组织发展的财政制度研究》：
　　公共领域因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所起的对话作用而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功能，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至此基本出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已经区别开来。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始终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在社会同国家间的张力场中诞生、并壮大的。作为公共领域基础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首先是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的分离，但是到了19世纪末，公权在介入私人活动过程中也开始调和起私人领域中产生出的各种冲突。这样，利益冲突没有在私人领域内解决而是直接向政治层面转移，国家开始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的是公共权限也有向私人组织转移的趋势。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同步进行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从这两者之间以及两者内部产生，它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分，进而也消解了私人领域中那一特定的部门——即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曾经作为社会同国家之间中介，而今发生了崩溃被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所取代。因为该领域是社会化的国家领域与国家化的社会领域相互渗透的结果，所以不需要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私人充当中介，私人的批判使命慢慢地被其他机制所代替——一个是由私人领域发展出来的社会团体，另一个是从公共领域中壮大起来的政党。这些机制同国家机器一道从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平衡。至此，即由19世纪末开始，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作为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公共领域这一批判性的话语场所逐渐被社会团体与政治党派等社会组织所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