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越来越高，涨幅也越来越大，一方面管理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逐步体现，另一方面，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收入的差距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话题。2008年初,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天价年薪将社会收入分配的矛盾推到了高潮。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的50万美元限薪令,吸引全球关注。在转型时期，如何加强国企高管薪酬的规制，如何健全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已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本书正是从政府规制的视角出发，针对如何改革和完善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展开深入研究。作者在对高管薪酬规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国企改革的制度背景，利用2007～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国企高管薪酬实践现状、政府薪酬规制的主要实践及其效果进行研究，以期科学划定薪酬规制的合理边界，准确评估薪酬规制的经济后果，探寻薪酬规制的有效路径，并不断促进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合法化、合理化和公平化。

　　当前，国企高管薪酬“个别畸高，少数过高，总体偏高”，加剧了本已失衡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这不仅破坏了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严重影响国有企业长期发展，而且也引发新的分配不公，导致民众心理失衡，影响社会和谐。转型期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缺乏合法性、合理性和公平性，是造成当前国企高管薪酬增长过快，难获国企利益相关者认可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革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规范国企收入分配秩序，已经刻不容缓。

　　其实，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企业高管薪酬在接受市场力量自发调节的同时，也受到来自政府及相关机构在税务、会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制。现实中，只要企业高管薪酬过快增长而引发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或企业高管薪酬决定及其增长缺乏制度合法性，为回应社会公众的公平偏好或企业股东的利益关切，政府必然会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诸多规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乃成“众矢之的”，薪酬规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实践。就我国而言，鉴于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性质和国企高管人员收入分配失控，加大政府规制和薪酬监管，更是势在必行。

　　为谁的利益而实施规制，为何进行规制，如何进行规制？是规制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综观已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高管薪酬规制的动因、路径和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黄再胜，2008）。但总体上看，相比于国外，国内研究主要论及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即“倍数规定”等限薪措施），对于政府运用税收、信息披露要求等手段来实施薪酬规制的实践及其效果，则关注不多。

　　黄再胜，管理学博士后，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管薪酬管理与组织激励。近年来围绕着高管薪酬治理等前沿问题展开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5余项，发表论文50余篇，相关成果被《新华文摘》等资深杂志和媒体多次转载，担任《南开管理评论》、《财经研究》和《南方经济》等多家杂志匿名审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