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依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次序，选注韩愈诗一百余首，约为其现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年，钱仲联先生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此书，仿照宋人集解、间诂一类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论说，重新系年编排，当年即获好评。钱锺书先生曾对此书提供一些意见，更推崇仲联先生此书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后学界赞誉声不断，肯定有嘉，迄今亦无更完整的善本。台北世界书局1966年再版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间也数度再版。本书考释详备，依年代排列诗作，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从了解韩文公的生平入手，进而了解韩诗的内容、作法，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探究其“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以及如何酝酿出才力充沛、想象雄奇、奇僻险奥的诗作风格。
在选注本书的过程中，选注者特别参考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李汉编《昌黎先生集》，此外还有明代蒋之翘注《唐韩昌黎集》、清代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民国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日本学者清水茂注《韩愈》（岩波书店1958年）、原田宪雄《韩愈》（集英社1965年）等书，据此做了些文字校释和选取诗篇的工作。
梳理出以下几个切入点，先对韩愈及其诗歌加以介绍。
一、时代与生平
韩愈（768—824），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南）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文”，又称“韩文公”。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今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763）后的第五年，唐王朝已逐步走向衰落。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其中宪宗元和年间，号称“中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百姓生活转好；但藩镇势力继续壮大，佛老流弊依然不减，整个国家仍处于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韩愈三岁而孤，由长兄韩会和嫂夫人郑氏抚养。这个家庭浓厚的儒学背景和文学氛围对韩愈的成长历程有很大影响。他少年时代就发愤自励，勤学苦读，“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韩愈《答侯继书》）。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他在这一年开始应举。经四次应试，至贞元八年才在陆贽门下及进士第，然而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试三次（贞元九、十、十一年）均落榜。贞元十二年（796），韩愈开始步入仕途，先是宣武节度使董晋表署为推官，后避汴州军乱，往依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观察推官。贞元十七年（802）始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4）夏末，升任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韩愈呈给德宗《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请求朝廷宽免徭赋，结果被贬为岭南道阳山县令，这是韩愈首次自高位摔跌下来，上距就职御史台的时间不足半年，不久改江陵法曹参军。
韩愈求举失败及仕途坎坷的因素很多，朝中无权臣奥援是直接原因。他出仕于德宗末年，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部分朝官与保守势力激烈对抗的时期。韩愈此时与政坛主流人物关系疏远，《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永贞行》二诗，以明显的嫉视态度表明对二王集团的不满，甚至一度怀疑柳、刘二人是促成他被贬阳山的帮凶。不过，真正贬官原因不详，此事乃韩愈单方面的误会，亦未影响日后韩、柳、刘三人的情谊。贞元后期的政风败坏，韩愈对前途倍感彷徨不安，在阳山令任内始终郁闷不乐。至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被召回朝廷，任国子博士；其后又有几次升迁转任，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河南县令、尚书职方员外郎。仕宦至此时止，多在冷衙署办公，职卑钱少，抱负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进学解》）的极困顿窘境。上述可说是其早期仕宦生活的偃蹇时期。
宪宗元和八年（813），韩愈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从此步入高官的行列。是年，作《进学解》一吐胸中积郁，执政奇其才，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始参与朝廷机要。元和十一年（816），迁中书舍人，寻降为太子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奏为行军司马，以赞助谋划有功，升刑部侍郎，次年转兵部侍郎，这是韩愈一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十四年正月，上《论佛骨表》，反对迎佛骨入禁中，触怒宪宗，贬潮州刺史，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蹉跌。任后上表，陈情哀切，年末转袁州刺史。十五年被召回朝廷，拜国子祭酒。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再任兵部侍郎。二年二月，奉命往镇州宣抚兵变，回朝复命，转吏部侍郎。三年六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再任吏部侍郎。四年，卒，年五十七岁。
二、求学历程与文学主张
韩愈一生以承继儒道为职志，曾自叙求学历程说：“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与凤翔邢尚书书》）“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上宰相书》）可见在未能仕宦之前，韩愈实以读书著文之儒家生徒自居。他对文章尤有偏好，曾说：“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进学解》等更详述自己长期读书作文的体会。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儒家经典十分重视，往往注意其文学内容与形式，并把儒家与后世文学家相提并论，如《进学解》谈到读书写作的心得：“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愈在博采古代文章的过程中，显然特别重视儒学与文学的结合，而不是后人所谓“文统”、“道统”之分。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指出：“北齐高湝致杨遵彦书中说：‘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隋书》卷二《李德林传》）在唐人的观念中，经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不同文章类型已区别得很清楚。但韩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贾的经术政论文章，而在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扬雄等文人创作。他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到的历代‘善鸣’、‘能鸣’者中，汉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唐代则提出了陈子昂以下到张籍九位，都是文学家。他批评当世科举之文：‘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答崔立之书》）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河东集》卷三四）近人陈衍则说：‘昌黎虽倡言复古，起八代骈俪之衰，然实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艰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石遗室论文》卷四）”对于韩愈的这种倾向，后人有各种评论，北宋程颐说他“倒学”，是“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语录》卷一一《遗书伊川先生语》）。南宋朱熹也说：韩柳用力处“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沧州精舍谕学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更明白强调：“昌黎长处，在聚精会神，用功数十年，所读古书，在在撷其菁华，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资不高，俗见颇重，自负见道，而于尧、舜、孔、孟之遣，实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见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这类批评相当普遍，却忽略了韩愈诗文是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实践的事实。
韩愈一心在发扬文学创作的传统，他注意到前代作家以“善鸣”“出奇”胜场，因此他读书所重在“奇辞奥旨”兼顾：“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其他相近的言论主张尚有：“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文丽而思深。”（《与祠部陆给事书》）“海含地负，放恣横从。”（《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章语言，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这些体会有得之言，显示韩诗有深厚的内在学养，又必然走向奇、丽、深、劲的路途。正如他在《调张籍》一诗中所言：“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三、韩诗的分期与主要内容
韩诗大致可分为三期，汤贵仁《韩愈诗选注·前言》的说法是：“贞元八年（792）韩愈中进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留下的不多，艺术上也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810）授河南县令，是韩愈一生的中期。这个阶段是韩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从元和六年（811）入京任职方员外郎至长庆四年（824）冬逝世，是韩愈一生的后期。……这一时期，他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政治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写作，除了坚持反对藩镇割据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逐渐减弱，但也不乏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篇章如《泷吏》《华山女》《过鸿沟》等。”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与上述大同小异，但更能追探韩愈诗风转换的原因：“如果综观韩愈创作风格的演变就会发现，无论是诗还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朴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显著。雄奇变怪的追求是在贬阳山之后才明显起来的。而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特别表现在诗作上，元和十年（815）以后雄肆奇古的长篇古诗很少写作了，而多写清新蕴藉的小诗。这个事实表明，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
检视汤、孙二人的说法，似以孙说为胜。盖贞元八年之前韩愈诗作太少，实难与后来比拟。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贬阳山，内心愤慨不平，对其诗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宪宗元和六年韩愈虽返京任职，但生活依然困穷，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趋坦然自适。以此时为后期的分界，较合乎韩诗风格转变的实际情形。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第六编第二章第五节《尚怪奇——韩愈的诗（二）》也说：“韩愈那些追求怪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现于贞元后期到元和年间，此前他的诗风是以叙述写实为主的。”此处肯定韩诗“怪奇”诗风出现于贞元后期，故汤贵仁关于中期开始于“贞元八年”的说法，不如孙昌武、罗宗强“贬阳山之后”的说法来得恰当；而其结束于元和年间的说法，则汤、孙、罗三书说法相近。
综合上述说法，显然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势必产生许多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他对当时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带给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也成为他诗歌的一大主题。如《龊龊》《归彭城》写东郡水灾，《赴江陵途中》写关中旱情，《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写三江水区百姓的困境，表现了对百姓的同情和“排云上阊阖”“上陈人疾苦”的意愿。又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写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无望，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长歌恸哭。《咏雪赠张籍》以委婉深沉的笔触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团的不当作为。其他如《丰陵行》不满皇帝葬仪的奢靡，《华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虚伪，《送灵师》抨击迷信佛教的蠹国败俗。这类诗作伴随其一生，数量最多，只是晚年稍减而已。
韩愈诗文的雄奇怪变，既然深受一生际遇的影响，因此争奇好胜不仅表现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这一点可于描写壮丽山河的歌咏看出，这一类诗作是韩诗中写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中举例说：“《南山诗》洋洋大篇，写终南山全貌；《送惠师》《送灵师》《此日足可惜》《谒衡岳庙》《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岳阳楼别窦司直》《答张彻》《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写天台观日、瞿塘遇险、黄河夜渡、雾后登岳、湘山夜景、洞庭风浪、华山绝陉、太行瀑布的片断，用雄伟瑰异的笔墨，在读者面前展现了魅人的画卷。”其实，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风》）、燎原的大火（《陆浑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嵝山》）、人迹罕至的古刹（《山石》），景象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诗人不平静的心声。其中《岳阳楼别窦司直》以大笔重彩写洞庭湖的汹涌波涛，善于描绘惊心动魄的奇异景象，以之衬托对时政的感慨和内心之不平。《山石》诗大笔淋漓，形象鲜明，而文意流畅，不见斧凿痕迹，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韩愈诗作的第三大内容，应是一些叙琐事、写微物的短小诗篇，这类作品，刻画事物形象生动，描绘情态体贴入微，于青壮年时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具有“一往清切，愈朴愈真，耐人吟讽”（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特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举例说：“《郑群赠簟》《赤藤杖歌》赞颂了手工艺者的精制，《听颖师弹琴》表现音乐的形象性和它强烈的感染力，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写击球打猎，而归结到习战杀贼的谋略，或兼喻赋诗作文的构思；《短灯檠歌》通过长檠短檠及有关人事的对照，表现了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石鼓歌》刻划斓斑古色的文物，隐含着对陋儒的嘲弄和对中朝大官的讽刺。”这些都是前人诗集中罕见的内容。他如《戏题牡丹》的朦胧隐约，《榴花》、《池上絮》的含蕴隽永，《闲游》《独钓》的清新细腻，《落齿》《杏花》《李花二首》《叉鱼》《桃源图》《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兴，别有一番由小见大、追求悠闲生活的风味。韩愈晚年诗风转变甚大，许多律绝明白流畅，不仅景物形象饱满，生活态度也优裕自如，全无老气横秋的迟暮习气。游国恩等《新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九章第一节《韩孟诗派》说：“可惜前人对他这一类作品注意得不够。”从中期至晚期，无论刻意锤炼，或是妙手偶得，韩诗皆有不同的艺术成就。
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①。杨花榆荚无才思②，惟解漫天作雪飞。
［题旨］
城南：指长安城南。十六首诗非一时之作，约宪宗元和十年（815）后完稿，各自单独成篇，不作组诗处理。《晚春》为其中第三首，《赠同游》为第八首，《楸树》为第十五首。
［注解］
紫：草树之花。斗芳菲：比美。②榆荚：榆树未生叶时，先在枝条间生榆荚，这些子实，在细枝间成串，形圆如钱，俗称榆钱。榆荚老时呈白色，随风飘落。杨花、榆钱花色白，与万紫千红相比便黯然失色，有如缺乏文采，故谓之“无才思”。无才思：没有才情。
［赏析］
诗题原作“游城南”，可知描写内容乃郊游即目所见。乍看来，只是一幅花卉争奇斗艳的“群芳谱”，却写到杨花、榆荚因风起舞，化作雪飞。仅此寥寥数笔，就带给读者满眼风光的印象。
再进一步不难发现，此诗生动的效果与拟人化的手法有关。“草树”本属无情物，竟然能“知”能“解”还能“斗”，尤其是与杨花、榆荚竟有“才思”高下之分，设想甚奇。最奇的还在于“无才思”三字，若可解若不可解，引起见仁见智之说。有人认为那是劝人珍惜光阴，努力向学，以免如“杨花榆荚”白首无成；有的从中看到谐趣，以为是故意嘲弄它们没有红紫美艳，一如人之无才华，写不出有文采的篇章。其实，“杨花榆荚”未必只是揶揄，其中或有怜惜之意，或许是比况当时诗坛孟郊、贾岛奇僻瘦硬的诗风。朱彝尊《批韩诗》说：“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干脆存疑：“玩三四两句，诗人似有所讽，但不知究何所指。”姑不论诸说各得诗意几分，仅就其解会之歧异，就可看出此诗确乎奇之又奇。
若从“无理而妙”的角度设想，或许能对此诗做出正确的诠解。
赠同游
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①。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②。
［注解］
①“唤起”二句：唤起窗全曙：谓唤起同游朋友时，天已大亮。（参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唤起、催归：黄庭坚认为是二鸟名。也说：“二鸟名，若虚设，故人不觉耳。”唤起，又名春唤，声如络丝，圆转清亮，每年正月、二月作声，报知春晓。催归，即子规鸟，一名杜鹃。曙：明亮。②“无心”二句：谓出游快乐，未注意到花丛中的小鸟，后来听闻其声，发觉鸟群正尽情啼叫。无心：似说人无心，无意间听闻鸟叫声；也似说鸟无心，自顾自地啼叫，与尘世无关。更与：相与，一起。
［赏析］
前人对此诗“唤起”、“催归”是否为二鸟名，尚有争议。然而首联写结伴出游耗尽整日，尾联写鸟群鸣声上下，又与出游心情相契合。是能出之于平淡，而复归之于恬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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