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_[德] 斯蒂芬·沃依格特著；史世伟，黄莎莉，刘斌，钟诚译_9787516178966

　　本书是德国斯蒂芬沃依格特教授所作的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一本通俗读物，以教科书的形式撰写，每章之后包括一些尚待探讨的问题、总结和习题。全书面向广泛的读者群。作者在文中力求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开阔的视角呈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有侧重地反映该学科的部分研究前沿。本书循序渐进，分为四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给定制度的作用、制度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以及经济政策影响。这种结构体现了德语国家国民经济学家的一般治学习惯：先理论，后政策。虽然全书包括了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但是跨越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纳入了很多有关制度的演化经济学分析视角，也就是演化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中国读者可以从中吸收众多有关制度分析的知识，用于观察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绩效。

【校译者的话】

走向演化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在中国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与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不无关联。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对转型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界对制度经济学非常着迷。所谓“转型”，就是体制变革，其实质就是制度变迁。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的理论贡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其制度变迁理论。“转型” 不同于“过渡”。两者的出发点均是中央计划经济，但“转型” 的方向是可能变化的，并非必然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一个既定的目标体制，比如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则特指从中央计划体制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其目标是确定的。

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这并不是说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就没有缺点，尤其是所谓“新古典综合” 理论中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部分，其所倡导的宏观经济政策，只强调总量管理，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过程的扰动和私人产权的破坏很大。但是，在刚进入转型期的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种理论可以为其经济转型提供很多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提供了工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开始传播，并得到经济学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研究和应用，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收益计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对中国经济改革施加了虽间接但持久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最初实用主义风格的经济改革，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学家引领改革政策、舆论导向的时代。随着中国从功利本位时代逐渐朝权利本位时代过渡，经济学家的地位虽然仍然高居不下，但是法学家的地位却在快速上升，以至于人们往往误以为经济学家地位下降了。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集中体现在２０１５年林毅夫研究组（由林毅夫、蔡窻、李周组成）、张军、樊纲因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除了这些学者之外，还有吴敬琏、张曙光、张维迎、周其仁和盛洪等著名学者，也在过渡经济学理论方面有过重要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学者对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使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减少经济转轨成本，以及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学者在早期掌握的主要经济学工具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其后，这些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有德国历史学派没有抽象理论，只有经验分析的影子，但没有该学派演化分析法的踪迹；张维迎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增加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近还推出了自己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把他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装进自己的经济学框架。但是，所有这些学者所掌握的理论根基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德国斯蒂芬·沃依格特教授（ＳｔｅｆａｎＶｏｉｇｔ）的著作《制度经济学》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一本通俗读物，以教科书的形式撰写，每章之后包括一些尚待探讨的问题、总结和思考题。全书面向广泛的读者群。作者斯蒂芬·沃依格特在书中力求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开阔的视角呈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有侧重地反映该学科的部分研究前沿。本书循序渐进，分为四大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给定制度的作用、制度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以及经济政策影响。这种结构体现了德语国家国民经济学家的一般治学习惯：先理论，后政策。虽然全书包括了一些新制度经济学（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内容，但是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纳入了很多有关制度的演化经济学分析视角，也就是演化制度经济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视角。

斯蒂芬·沃依格特教授出生于１９６２年，是德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和宪则经济学家，现任汉堡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曾任马堡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ＭＡＣＩＥ）主任、秩序经济学教授。他也是著名的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ＣＥＳｉｆｏ）研究集团研究员，《新政治经济学会议》主编，《法律与经济学评论》主编之一，以及《公共选择》与《宪则政治经济学》杂志编委。

沃依格特教授先后出版了《宪制变迁的解释》（１９９９）、《宪则政治经济学》（２００３）、《从秩序理论到制度经济学：马堡研究计划的回顾与发展选择》（２００８）、《制度经济学》（２００２、２００９）以及《宪制的设计》（２０１３）等书作。

迄今为止，国内引介出版了较多有关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译著，但是有关演化制度经济学译著较少，而且缺乏有关演化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因此，本书部分弥补了译著中的空白，同时与其他现有译著形成较好的互补。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制度经济学的得名源自沃尔顿·Ｈ哈密尔顿（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１９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第１期发表的《对经济理论的制度处理方法》一文。他强调，其为推行“制度经济学”的呼吁，“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经济思想流派的真理性或者价值的攻击，而是对其他思想体系以‘经济理论’ 自居的否认”。他认为只有“制度经济学”能算作“经济理论”，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经济理论”所应具备的五大特征：（１）经济理论应该统一经济科学；（２）经济理论应该与当代的控制问题相关；（３）适宜的经济理论论题（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是制度；（４）经济理论关注过程；（５）经济理论必须基于一种有关人的行为的可接受的理论。

按照一般的、尚有缺陷的划分，制度经济学分为老制度经济学（ｏｌ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和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说这种划分有问题，是因为它是后向的，只代表对历史的总结，但缺乏前瞻性，似乎框定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比如沃依格特教授的《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框架属于演化制度经济学，属于对老、新制度经济学的超越，难以简单归属到老制度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

老制度经济学主要发源于美国，或多或少为演化论者。其创始人是凡勃伦（Ｖｅｂｌｅｎ）、康芒斯（Ｃｏｍｍｏｎｓ）和米契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等。比如，凡勃伦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的。１８９８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只是运用一些静止的和先验的固定模式来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与实际社会生活相脱离。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开了制度经济学分析之先河。

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比较繁杂。主要存在两大研究纲领：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研究纲领，以及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研究纲领。凡勃伦的研究纲领强调区分制度和技术的两分法，或者说礼仪与工具两分法。该纲领聚焦于“考察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而且，制度无须完全适应现成的手段，判断的标准通常是某种“工具价值” 观念，而这种观念又反过来以意义较宽泛的“服务共同体的能力” 为基础。凡勃伦认为： “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

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研究纲领，聚焦于研究法律、产权与组织，三者的演变以及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具体见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等书。康芒斯最初把 “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在后来把“制度” 定义改写为“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按照该研究纲领，“制度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其成功的标准在于制度是否产生了解决冲突的‘合理价值’或‘切合实际的相互关系’”。

康芒斯把“交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作为经济活动的研究单位。“交易”涉及所有权的移转。他把“交易” 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其中， “买卖的交易” 涉及法律上平等的人讨价还价的交易；“管理的交易”涉及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关系（比如工头对工友），表现为用法律上的上级的命令创造财富；“限额的交易”涉及有权力的那几个参加者之间达成协议的谈判，这几个人有权力把联合企业的利益和负担分派给企业的各个成员，因此这种“交易” 表现为由法律上的上级指定、分派财富创造的负担和利益。康芒斯在其１９３１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最小分析单位就是“交易”，而不是商品或者个人。在他看来，个人行为实际上是交易，而不是单个的行为或者商品“交换”行为。上述朝着“交易” 的分析单位转换实际上就意味着一场革命，为此后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为芝加哥大学罗纳德· 科斯教授。他因其１９３７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１９６０年的《社会成本的问题》而获得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者均采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二是企业的边界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科斯的回答是：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当存在企业时，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与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其他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的数目大大减少了，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科斯的回答是：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

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科斯本人并没有在其１９３７年论文中提到“交易成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这样一个新制度经济学核心概念，但已经阐明了这样一类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的存在，这些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 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也没有证据表明科斯在其后首次使用“交易成本” 概念。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家当中谁最先使用该术语，仍无定论。不过科斯在其１９６０年的论文里提到了“市场交易的成本”（ｃｏｓｔ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无论如何，老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所引入的“交易” 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作为核心概念被接受。

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核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以此区别于老制度经济学。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家当中也有两位经济学家对后来发展壮大的演化制度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其一为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阿尔钦（Ａｌｃｈｉａｎ），其二为道格拉斯·诺思。

阿尔钦于１９５０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用演化的视角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辩护。该文认为，也许不是所有的厂商有意最大化利润，但是市场中的竞争性的价格机制会淘汰那些不这样做的厂商。这样一来，作为演化的优胜劣汰过程的结果，在长期只有利润最大化者会存续。

诺思的著作以及沃依格特教授一书中所展示的演化制度经济学及其分析应用，很难被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范畴所概括。简单地把它们归入旧制度经济学是错误的，也无法将其归入新制度经济学。正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把诺思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称作演化制度经济学，而不是简单归入老制度经济学。在国际上，一些凡勃伦和康芒斯的追随者在１９５８年成立了“沃德曼小组”，１９６５年该小组改名为“演化经济学学会”（ＡＦＥ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欧洲的经济学家成立了“欧洲演化经济学会”（ＥＡＥＰＥ），会员人数不断增加。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强化有别于老、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认同。

沃依格特的《制度经济学》一书反映了演化制度经济学的进路。演化制度经济学属于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维度。作者放弃了“理性人”假设，而取而代之以“有限理性”假设。“理性人” 假设也叫“经济人”假设。在此假设下， “理性人” 或“经济人” 均为“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有限理性者” 则不一样，追求满意目标。该书第一章把制度定义为“众所周知的规则，借助于它不断重复的互动行为得以结构化，它带有实施机制，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制裁或威胁制裁”。作者把德国国家文献中比较成熟的制度分析成果也纳入书中，比如在定义规则时强

调规则的一般性，从而认为这种规则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但不一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与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有关自发秩序的思想一脉相承。哈耶克把自发秩序（包括自发演化的规则）定义为“人的行为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结果”。比如市场就属于一种自发秩序。沃依格特把制度分为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其中内部制度包括传统、道义规则、风俗，以及正式的私人规则，而外部制度涉及实体法规则。沃依格特还在书中采用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方法论。批判理性主义认为，真理不能绝对把握，但可以通过试错接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不同背景的读者，能从沃依格特教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兴奋点。也希望有更多的演化制度经济学新作能够面世。科斯教授生前常常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创造一种“中国经济学”。也许演化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路更容易接近甚至实现这一愿景！

为了简化版面，本书在中文版中删去了原版中的边注。有些表格的数据已根据作者的意见进行了更新。比如世界经济自由指数得分数据更新到２００８年。全书由史世伟教授、钟诚、黄莎莉和刘斌翻译，冯兴元和史世伟负责校对。冯兴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以及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黄爱丽博士为全书的翻译和出版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李海莹等同仁也为编辑出版与版权联系等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在此对以上所有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１６年１月３日于北京颐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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