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未来：信息社会北大讲堂_张新红，邱泽奇编_9787547611012

　　信息社会近在眼前，我们需要如何了解并融入这美丽新世界？
　　未来学家说，遥远的未来世界并不神秘，它就在当下——因为未来里要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现在已经生根、发芽。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望向窗外，看看那已经发生的未来”。
　　“信息社会?北大讲堂”所做的，正是打开这一扇窗。2015年，“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与北京大学合作，联合主办“信息社会·北大讲堂”，并邀请了位于信息社会发展前沿的8位信息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以及实践者们，以凝练的主题，用细腻的感知，将各自领域中纤细的变化、宏大的前景带给听众，使听者及早感受到了未来席卷世界的风潮。
　　本书则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信息社会·北大讲堂”的全部内容。

　　序
　　让我们感受时代的脉动
　　当《信息社会北大讲堂》书稿摆在面前的时候，才察觉到“信息社会50人论坛?北大讲堂”（以下简称“北大讲堂”）已经一年了。
　　从筹办到实施“北大讲堂”，可以用“顺利”两个字来描述。2014年年底，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讨论2015年工作计划的时候，论坛轮值主席、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的张新红主任提议“论坛活动进校园”。此时，我也正琢磨如何能够把社会发展的脉动带进校园，让学校的师生们有机会切身感受中国的变化，感受时代的脚步声。如此，一拍即合，我们很快就向论坛理事会提出了“信息社会50人论坛?北大讲堂”的建议。理事会经过讨论决定，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论坛进校园活动。此后，张新红主任带队专门到北京大学探访，经过共同商议，决定由“信息社会50人论坛”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信息社会50人论坛?北大讲堂”。在学期时间内，每个月安排一次讲座，时间基本固定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四晚上。在“北大讲堂”的每次活动中，主讲人演讲90分钟左右，留下至少30分钟时间进行讨论；受众为任何有兴趣的老师、学生以及其他人。就这样，2015年3月26日，“北大讲堂”开讲了。一年八讲，依然可以用“顺利”两个字来描述，不仅讲者在讲台上倾情投入、倾囊相授，听者、参与者更是八方云集、全神贯注。
　　如果要对“北大讲堂”的场景做一个归纳，其实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站着”。在“北大讲堂”开讲之初，我曾经和张新红主任私下交流，略微有些担心课堂的效果，缘由是我对北京大学课堂的熟悉。
　　如果还是用两个字来描述北京大学的课堂，那就是“开放”。北京大学的课堂，除极少数必须封闭的之外，其他的，无论是正式的教学课堂还是其他形式的课堂，基本上是开放课堂，不仅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可以随意进入课堂（不是有人说北京大学的保安通过听课考上了大学、研究生的吗？其实，那是真实的故事），任何走过路过北京大学的人，想进课堂听课似乎也没有人拦着。在通常的情形下，当老师进入教室，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不会知道教室坐着的到底有多少真正选课的学生，又有多少非学生。尤其是课堂规模稍大的课，在一般情况下，老师是不会点名的。这并不是说北京大学的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而是北京大学有一个传统——“有教无类”。当课堂出现陌生面孔的时候，不仅老师不会奇怪，陌生人身边的学生也不会奇怪。开放的课堂是“任性”的。每一个坐在教室里的听者，都是寻着自己的追求来的。当讲台上的讲者与讲台下的听者之间不能形成共鸣的时候，“任性”的情景就自然发生了。比较温和的情景是，台下三五成群地交头接耳、开小会；与陌生人讨论问题也是北京大学课堂的一景。比较难堪的情景是离座出走或出现“嘘”声。更加难堪的情景则是，如果有听者实在忍不住，直接打断讲者且获得了其他听者的共鸣时，讲者被轰下讲台，让所有人面对尴尬，是再正常不过的结局了。无论出现哪一种情景，在北京大学的课堂都不是新鲜事儿。请不要责怪北京大学的学生缺乏修养，其实我们可以跳出当时情境来想，学生们的年龄通常在18~30岁之间，当把自己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时间投放到教室来听课却发现一无所获，甚或收获负能力/量的时候，表达失望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不一定难堪的情景都是由学生触发的，请记住北京大学的课堂是开放的，任何听者都有可能触发。
　　我担心课堂效果当然不是因为邀请到的讲者学识不够或在讲者和听者之间不能形成共鸣。对讲者的学识，张新红主任和我是有信心的，对讲者与听者形成共鸣也是有信心的。略有担心的是，讲者和听者之间可以形成多大的共鸣。如果能够形成足够的共鸣，“北大讲堂”就能够真正达成我们的目标，即把社会的脉动带入校园，让校园感受到社会；否则，就无法达成目标。
　　事实是，到2015年最后一讲于12月22日结束，我才发现，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年八讲，每一讲都有相当数量的人是站着听完讲座、参与讨论的。对此，“北大讲堂”也可以很骄傲地说，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这也并不是常见的现象。一年八讲，如果1到2讲有人站着参加完全程，并不新鲜；而每一讲都有不少人站着参加完全程，就非常稀少，也难能可贵了！
　　如果要对“北大讲堂”的内容做一个归纳，则是“脉动”。讲者与听者之间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大的共鸣，一方面在于校园真诚地渴望感受社会的脉动，更重要的则是每一位讲者从自己的感受、学识出发，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的脉动、人类社会的脉动，并以合适的方式把自己的理解与认识传播到了课堂。
　　第一讲，周宏仁先生主讲“构筑信息时代的国家比较优势”。周先生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信息化有着多年的研究，对中国的信息化更有着多年的政策经验。他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发展的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可能的机会与路径，视野宏大，对国际格局的分析与比较铿锵扎实，更不失学术的理性。从16世纪荷兰人走出国门进行世界贸易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国际贸易时代、殖民化掠夺时代、工业化时代。在这三个时代的近60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中国的影子；进入信息时代开场期的前半程，也没有中国的影子。作为中国互联网通信的最早一批用户，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第一次听见调制解调器细微轰鸣声时的激动。如今，仅仅20多年的时间，中国在互联网应用领域的诸多方面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这与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不无关系。周先生从工业时代的国际比较优势入手，用国别比较的事实和数据，痛惜中国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细辨信息时代信息之于国家安全、国家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强调在信息时代，硬优势与软优势缺一不可，并以苏联为鉴，直陈构建信息时代国家优势的命运性，定义国家信息能力包含着信息采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传播能力、信息利用能力、信息安全能力等五大能力，提出“制网络权”成为大国交锋的焦点。既有历史的沉痛、现实的骨感，更有未来的机会。
　　如果说国家信息能力是信息时代构筑国家比较优势的要素，那么，承载信息的数据则是建构国家信息能力的基础。第二讲，涂子沛先生主讲“大数据与信息经济”。涂先生是著名的大数据专家（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巴巴大数据创新机构IDST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大数据》《数据之巅》的作者，对大数据不仅有深入的研究，更有实践体验。他用自己的研究体会和实践体验告诉我们，如果说数据是对客观世界的测量和记录，那么大数据就是传统的小数据和现代的大记录的结合，既有测量，也有记录。对这个观点，尽管我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依然被涂先生的演讲内容所折服。随着传感技术的发展，从农业到服务业，经济决策、生产和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数据，且基于数据的经济决策、生产和服务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占据优势地位，形成了以数据采集、分析、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既在逐步覆盖传统的经济活动，如制造与服务，也在产生新的经济活动，如众包、众筹、分享，让数据成为了一种新的资产甚至资本，进而提出了涉及数据的一系列理论议题，如数据开放、隐私保护等等。是的，我曾经认为，我们正在迈进一个数据化时代，涂先生的课堂则告诉我们，数据化时代已经开始，信息经济正在迈向纵深。
　　除了感受危机、激发动力、憧憬未来、历练能力，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脉动，即发生在当下的现实。第三讲，吕廷杰先生主讲“‘互联网+’：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吕先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电子商务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是《移动的力量》《电子商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作者。“互联网+”是中国政府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国家发展战略路径。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在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呈现张力、信息化趋势快速演进的条件下，吕先生把“互联网+”置于信息化的大势之下，重点探讨了10个焦点议题，包括：
　　（1）运营商的去电信化与网络产业生态重构；
　　（2）网络中立的争论；
　　（3）网络服务的降价、提高网速；
　　（4）财富来源从土地、矿产向数据的转变；
　　（5）以数据为资源的智慧型应用；
　　（6）互联网与云计算带来的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
　　（7）终端技术对消费行为的改变；
　　（8）工业制造的C2B发展；
　　（9）“一带一路”为电子商务带来的机会；
　　（10）互联网金融与数据银行的未来等。
　　的确，“互联网+”不是把网店当作另一个“4S店”，而是从“企业资源再造”（ERP）的企业化向企业（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节点化的革命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尽管没有固定的模式，却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用差异化的需求重塑生产、设计；通过数据应用创新产品、生产、服务，让企业有力而又无形地融入到社会之中！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判断我们当下的格局，寻找当下的起点呢？第四讲，也是春季学期的最后一讲，由张新红先生主讲“信息社会大趋势”。张先生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国家信息化政策与实践的研究，早在21世纪初就领导他的团队提出了“中国信息社会指数”，2015年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社会指数”，踏踏实实地把中国放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进行比较。正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张先生首先呈现了在信息化背景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提出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不适应，正如崔健在《不是我不明白》唱出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个变，正是由技术推动的社会变革的正在进行时：信息社会。他引用《信息社会发展报告》指出，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加速向信息社会转变，中国刚刚接近于转变加速期拐点的前夜。基于这个判断，张先生具体阐述了信息技术的大趋势、信息经济的大趋势，以及信息社会的大趋势，认为网络（化）生存正在或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新常态，进而认为，信息社会已经来临，要么适应，要么被适应；在人类社会剧变的时代，人人都是弱者，唯有学习是克服对未来恐惧的唯一出路。
　　在呼唤学习的倡导中，春季学期的“北大讲堂”正式结束。
　　休堂两月。在北风送来一阵秋爽的9月，秋季学期的“北大讲堂”如期开讲。我们曾经讨论过“互联网+”的基本问题，现在也正式进入“互联网+”的具体领域。第五讲，吕本富先生主讲“‘互联网+’下的商业模式演变”。吕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互联网经济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是《飞轮效应：数据驱动的企业》的作者。吕先生用零售业作为例子，剖析销售方式、价值主张、生产运营、交易方式等在“互联网+”条件下的演化。一些业界和学界的人士曾经把“互联网+”誉为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吕先生则试图说明，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历史演化的继续，只是，这一次的演化要更剧烈一些而已。我不是商业模式研究领域的专家，可从我曾经的本行“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变迁”的视角看过去，在理论上，我更愿意站在吕先生一边：商业模式的演变，也意味着组织的演变。就组织演变而言，从来没有一种形式或模式是从天而降的，多多少少都与前面的模式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是因为影响组织变迁的因素看起来是经济的，本质上却是社会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个连续过程，不存在一夜突变的大概率事件。
　　让我们继续讨论商业模式。第六讲，邓天卓先生主讲“互联网时代的零售进化”。邓先生是京东集团副总裁、O2O战略发展与创新孵化中心总经理。从美国到中国，邓先生一直奋斗在零售商业领域的第一线，在零售商业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吕本富先生的书生气质不同，邓先生是一位开着特斯拉的新人类。他用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电商市场的成长——早在2014年，全球十大电商零售市场的销售额，中国就已经排在第一，年度增幅超过35%，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而这个增长，正是依托于中国强大的、多样化的信息系统和供应链体系，包括信息供应链、流通供应链、制造供应链、金融供应链。这些支持体系的稳固和发展，正在一步一步把线上零售从数码产品市场推进到日用消费品市场，在中国则已经推进到了生鲜市场。线上零售的全覆盖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最早能够看到这一天的，一定是中国。请注意，第五讲的吕先生使用的是“演化”概念，第六讲的邓天卓先生则使用了“进化”概念。在讲堂的组织中，我们不曾给讲者的讲题和内容提任何要求，前后两次的讲座则出奇地一致，似乎暗示着，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人们还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互联网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服务、生活。
　　当我们在欣赏汽车领域的新宠特斯拉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中国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的国家。在信息社会发展领域，我们不可能忘记一部分依然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村人口。第七讲，汪向东先生主讲“农村电商与电商扶贫”。汪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也是《“新三农”与电子商务》的作者，农村电商“沙集模式”的提出者，在农村电商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和数据。他在系统回顾了农村发展、扶贫历程的基础上，直接切入到电商扶贫主题，认为电商的主流正在由城及乡，农村电商已经获得初步发展，表现在三个“多元”上，那就是产业依托多元、交易平台多元、主导力量多元，且正在从自发转向多种力量的角逐，对农村发展而言，这是难得的机遇。不过，痛点仍在，接入、物流、服务、人才，依然阻碍着贫穷者摆脱贫穷，进而迫切呼唤公共政策的介入与支持，并在扶贫的意义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进一步跨入营造渔场——他称之为扶贫的3.0版。
　　从国家战略到数据驱动，再到信息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北大讲堂”迎来了年度收官之作，回到形而上。第八讲，杨培芳先生主讲“重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哲学”。杨培芳先生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任理事长，更是中国信息化建设的同路人，还是《网络钟型社会：公共理性经济革命》的作者。他从对信息的认识开始，讨论信息化的三次浪潮，阐述信息生产力、信息技术的基本定律、信息产业的基本定律、互联网的时代精神，论述传统经济理论的失灵、两种经济哲学的失效，进而提出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哲学，这就是一分为三的世界观、互利主义，并呼唤，我们不能身体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脑袋却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甚至小农时代。
　　是的，一年时间，虽然只有八讲，但每一讲都让听者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脉动、社会的脉搏。在一个剧烈变革的社会，身处校园的人们无法亲身感受发生在社会每个角落的剧变，感谢这些讲者把发生在社会每个角落的剧变带到课堂与校园的人们分享；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身处校园的人们无法亲身体验到时代的步伐，感谢这些讲者把时代的脚步声带到课堂，并通过扩音器放大。是你们，让我们的后辈有机会聆听校园之外的声音，观看校园之外的精彩，与时代同步。
　　为了达成这些，还有一批默默的奉献者，在此我代表“北大讲堂”组织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信息社会50人论坛”秘书处的于凤霞、徐清源、胡拥军、高太山、郝凯、蔡丹旦、张岳、孙雨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丁悦平、张樹沁、卢尧选、李卓、孙朔晗、乔天宇、陈树志，还有北京大学教务部、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所有对“北大讲堂”给予了支持的人们。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合作者，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的张新红主任，是他的慷慨与社会责任感成全了“北大讲堂”的倡议与实施，他更是“北大讲堂”的组织者。没有他的倡导、组织、参与和支持，“北大讲堂”就不会有展示出的效果。
　　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潮流，我们希望《信息社会北大讲堂》的出版能够为您理解这股潮流提供一些线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努力就非常有价值了！
　　2016年4月14日于燕园
　　周宏仁
　　2015年3月26日

　　《读懂未来：信息社会北大讲堂》：
　　信息时代的国家比较优势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讲，产业革命带来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变革。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次大的产业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正如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国家安全战略，当代的信息革命同样对国防、军队和国家安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技术革命一方面改变了军队的装备，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军队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二者的结合则根本改变了军队的战略战术。
　　信息革命使战争服务化
　　正如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里所说的一样：“工业革命使战争产业化了，大规模的生产带来了大规模的毁灭。”观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就能够体会战争确实是产业化的，一次可以出动几千架飞机。
　　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对战争观念的重大改变之一，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它不仅取决于在战场上杀了多少敌人，而且取决于对敌国工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摧毁的程度。一方只要能把另一方的发电厂、铁路、民用机场都炸光，就可以使得对方在整个战争中没有能力支撑下去。工业革命以后的经验说明，新的技术不仅带来新的武器，也带来了新的军事目标。
　　我们现在要思考信息革命对战争、国防和国家安全能带来什么影响。什么是信息时代的新军事目标？现在我们身处信息时代，一旦要打起仗，第一项肯定是网络战争。什么是信息时代的新武器？那就是网络武器。信息革命又将怎样使战争信息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摆脱传统的工业化战争的思维惯性加以研究。
　　有的同志会问：为什么讲比较优势会讲到战争呢？因为战争是最后决定大国地位的手段，所以在考虑国家比较优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战争。包括保罗?肯尼迪讲的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说到底是一部备战史。如果说存在“工业革命使战争产业化”，那么就会有“信息革命使战争服务化”。信息化的战争不仅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战争，而且是信息服务化的战争。《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信息时代，战争赋予信息化的使命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一切可能的信息服务。如果不能向指挥员和一线的战斗人员提供快速、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关于这一点，信息化能做到的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是否掌握信息对战争的胜负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1996年北约主导的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空军司令的阵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次空战中，美国的飞机来了，南斯拉夫的空军司令员派了一个最好的飞行员，但是飞上去以后就被打下来；于是又派了第二个，上去以后又被打下来；最后，空军司令员自己上去，结果他上去还没有看到敌人的飞机在哪里，就已经被打下来。这就说明：当飞行员驾驶战机飞上蓝天，在他还没有看到敌机的时候，敌人已经看到、瞄准，并将导弹射向了他，那么他的失败命运大抵已定。飞行员的机智勇敢和高超的飞行技艺在信息时代可能仍是一个比较优势，但仅有这个比较优势已经不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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